正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大课题

20世纪的历史教训值得铭记,维护和发展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当今日本社会对历史认知与和平友好的人数比例上存在着“中间大、两头小“的客观现状,这是由于日本人有缺陷的和平观、偏颇的历史观和教育的偏向性造成的.日本应向亚洲各受害国人民真诚地谢罪,勇敢地承担起战争的责任;中日两国应面向未来,以前瞻的态度处理中日关系,共同为亚洲的稳定与发展及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     

从积极和平到消极和平——满洲危机与美国和平运动的转折(1931-1933)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的和平团体试图通过一战后建立的国际和平机制来维护远东的和平。他们要求美国政府与国联合作援引国际公约,利用世界舆论的谴责以及联合制裁的方式遏制日本侵略者。但最终的事实证明,和平机制根本无力阻止日本的侵略和维护远东的和平,国联和国际和平条约的公信力也因而丧失殆尽。在满洲危机的沉重打击下,美国和平运动的主流理念逐渐从维护世界和平退缩到固守本土安全,从支持国际合作转向坚守严格中立。满洲危机导致美国和平运动的目标发生了重大转折,即从建立积极的和平转向追求消极的和平。     

萱野长知与两次中日和平调停

在日本第二次侵华战争期间的“和平”运动史上,象萱野长知那样为中日双方共同接受、贯穿两次“和平”调停始终的重要人物,是绝无仅有的。本文意在通过阐述萱野出任调停使者的背景,其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剖析萱野的中日和平理念及其与本国政府“和平”计划的本质区别,揭示日本侵略集团对蒋媾和的真实意图和国民政府的因应态度,以期从一个侧面,深化关于中日战争期间“和平”运动问题的研究。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意义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顺应时代潮流,根据中国根本利益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与中国"和为贵"的历史传统一脉相承。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要尊重规律,科学发展;依靠自己力量,自主发展;对外坚持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与各国一起共同发展。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促进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重要途径。为此,中国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展开对外合作。中国和平发展会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将给世界带来更多机遇,促进世界文明和谐发展。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始终不渝的战略抉择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及自身利益所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助于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共同繁荣。     

睦邻友好 一脉相承——从郑和的扬威通好到中国的“和平崛起”

郑和下西洋是明政府对外和平友好的体现,明初和平友好政策主要包括“怀诸侯、柔远人”、“和而不同”及“厚往薄来”等三个方面。明朝政府实行“朝贡和睦”的外交政策,凸显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政治理念和文化特性。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崛起”战略目标,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传统睦邻友好的政策,开辟出一条民族复兴和国际交往的新型道路。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研究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积极参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表明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坚定意志,为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1951年和1955年,中国人民响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委会及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保卫世界和平签名的号召,先后开展了三次声势浩大的和平签名运动,展现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伟大力量。1952年,中国举办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彰显了中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中国通过世界和平理事会表达中国主张、阐明中国立场、传递中国声音,从而维护了国家利益,促进了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发展。     

中日关系的课题与期待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20年间,两国关系一直发展顺利,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新历史教科书编委员”为中心的历史修正主义和历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成为中日友好关系的重大障碍,要破解这一障碍,笔者认为有必要同战败日本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现状联系起来加以认识,为了东北亚的安全与和平,日本应改革单方面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中韩日三国的市民运动也应联合起来,追求共同的安全,和平和经济的发展。     

和平成长

为推进和平教育,南京出版社编写了这套《和平成长丛书》,分小学篇《爱与和平》、初中篇《认知与和平》和高中篇《责任与和平》三册。小学篇突出爱与和平的关系,没有爱就没有和平,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和社会,这是和平教育的基本思想,符合孩童时期的教育特点;初中篇的宗旨是让学生认知和平,并结合青春期的身心特点,     

试论日本“战后体制”的构造(1945~1952)

日本"战后体制"包括内外两层,内层是以战后日本宪法为依据构建起来的和平体制与民主体制;外层是以《旧金山对日和约》为核心构筑的亚太地区国际体制。一方面,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将日本"战后体制"纳入战后美国的"主权"体制之中;另一方面,为阻遏共产主义发展,美国鼓励日本重整军备,使日本"战后体制"成为其冷战体制的重要构件。日本出于维护"国体"、恢复国内经济、遏制共产主义蔓延、回归国际社会、逃避战争责任等考虑,或主动或被动地配合了"战后体制"的构建。日本"战后体制"保障了战后初期日本的和平发展道路,但其冷战功能则造成了亚洲的分裂,并阻碍着日本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成为当今亚洲新秩序的结构性障碍。     

甲午战争的日本近代思想史意义

在日本的思想舆论界,甲午战争的性质被普遍认为是“开化对保守的战争”、“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日本方面将这场获得加入帝国主义阵营的通行证的侵略战争美化成为“圣战”、“义战”,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战争结束之后,一些思想家如内村鉴三转向了和平论,而大多数则如德富苏峰那样走向了帝国主义。     

福泽谕吉的亚洲霸权论解读

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亚洲霸权思想的先驱者之一,他曾公然声称:"万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主张用大炮弹药"创造未有之理"。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的思想基础,是近世日本的华夷世界秩序观和近代西方弱肉强食游戏规则的结合。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的形成,与近代日本向亚洲邻国扩张侵略政策的形成相辅相成。福泽谕吉及近代日本的亚洲霸权思想,可谓源远流长。     

国家、媒体及女性作家间的多层“战争”——以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为中心

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是侵华战争时期日本表现最为活跃的两位女性作家,其曾于1938年作为“笔部队”成员来华,之后分别创作了《波涛》《女人的教室》等作品。通过探究此类作品得以问世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日本女性作家的“性别”既是日本军部及媒体有意利用的“标签”,亦是作家本人着意凸显的个体特征。若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作品中所建构的“铳后女性”形象,可以透视日本女性作家如何诱导广大日本女性积极协助侵略战争的内在机制,进而追究其应当承担的战争责任。     

抗战时期旅日闽侨生存状况探析

从战争对平民伤害的角度来认识战争的本质,有助于理解国际间友好关系对于平民百姓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抗战时期,作为普通劳动者的旅日闽侨,因其“敌对国民”身份顿然成为特殊的群体,陷入极端困境,其生命、财产难以保全,身心遭受了双重伤害。他们传统的“一家两地”的生存模式因为战争而被扭曲、中断,承受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本文运用日本警保局编撰的《外事月报》记载的战时旅日闽侨真实生活的若干史料,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考察战时旅日闽侨的生存状况,分析其特定条件下的行为与心态,从而为相关的华侨研究提供一些资讯。     

Changes in Japanese strategy in 1939–1940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Japan was trying hard to limit the conflict to within a scope where it could be resolved bilaterally between only the two nations involved. However, her actual behavior was in stark contrast to her wishful desire to be at pea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ushing the latter step by step instead in the direction of aiding China and thwarting Japan. Caught in a dilemma created as the United States abrogated the American–Japanese Treaty of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and faced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European situation, Japan’s policy makers were eventually pushed by their obsession with the “New East Asian Order” and by their yearning for the “Extended New East Asian Order” which was to include Southeast Asia, deciding to steer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the 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solution,” which was just an alternate route to the same goal sought by China. Subsequently, not only did Japan refuse to withdraw from China, she actually took one step further in an expansion southwards, trying to kill several birds with one stone. The war thus spilled over from China to encompass a much greater area. In this process, Japan’s diplomatic corps was often several steps ahead of the military, reflecting the carefully considered background in Japanese policymaking.     

六十年代中日民间贸易述略

60年代 ,中日之间建立了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两条民间贸易渠道。友好贸易 ,是中方出于中日友好的诚意 ,与承认政治三原则、主张中日友好的日本企业的贸易 ;备忘录贸易 ,是中日之间以备忘录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贸易。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推动了 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有力地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早日正常化 ,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界抗敌思想研究

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阀侵略的战争,它还是一场中日两国全面敌对的战争,中日各阶层民众都深陷其中,两国佛教人士也不例外。战争伊始,佛界爱国人士就对日本侵华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揭破其侵华理论。为解除教内人士的顾虑,他们还引证佛经,说明杀敌护国并不违背佛教戒律。对于战时日本佛教界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行为,他们还进行了抨击。较之同期国、共两党的抗日理论,佛界爱国人士的抗敌思想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但其意义仍是积极而深远的。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普通化"与中日关系

本文将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明确定义为“普通化”即成为“普通国家”的进程,探讨这种变化与中日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提出“普通国家间关系”应该成为21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并对形成未来双边关系机制的必要性做了相应阐述,认为这一分析框架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把握中日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     

Repatriating the Japanese from New Caledonia, 1941–46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negotiations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the Japanese residents of New Caledonia who were transferred to Australia for internmen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sia-Pacific theatre of World War II. It shows that whilst the Japanese residents’ place of origin was New Caledonia, it was deemed instead to be Japan, and they were repatriated to Japan either as part of the Anglo–Japanese civilian exchange of September 1942 or after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The paper also shows tha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d security concerns regarding the Japanese before and during the war but was willing to repatriate the Japanese to New Caledonia after the war should the New Caledonian authorities have been willing to accept them back. The New Caledonian authorities’ decision not to accept the Japanese back in New Caledonia resulted in their repatriation to Japan even though some expressed the wish to return to New Caledo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