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先待後:史學在中國的地位及演變

中國古人敬天而不曾尊崇一位絕對全能之神。在這樣的世界裏,歷史和史學具有特出的文化地位。通過歷史記載和敍述,史學說明並論證着關於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認同等各項基本理念,也驗證着君主統治的正當性。漢代獨尊儒術後,史學的功能有所變化,但仍注重記録和傳承,並越來越帶有守先待後的含義。歷史撰述的體制化帶來相應的約束,爲野史和傳說留下了發展的空間。不間斷的正史、相對隨意的野史,以及伸縮靈動的民間傳說,共同構成了今天的"歷史知識"。這一切都因19世紀西方對中國的入侵而改變,不僅史學的社會地位摇擺不定,學校和公衆所關注的歷史内容也有很大的改變,出現了一些帶有西方特色的中國歷史言說。     

辛亥革命的再認識

將辛亥革命置於晚清民國歷史的整體脈絡中進行考察,溝通古今中外,不要單純由革命中心外鑠,可見辛亥時期朝野各方均致力於知識與體制的全面變革,使得中國社會的重要領域迅速發生革命性變動@些變動受到中、西、東學及體制的糾結影響,圍繞各類趨新活動又形成各種勢力錯綜複雜的聯繫。只有不爲變化即進化,現在即現代的成見所囿,回到歷史現場,理解古往今來中外各種思想學説制度的本意,及其依時空演進而呈現的流變,所論纔能適得其所,既具有系統且不涉附會,使得包括革命在内的辛亥時期之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意義得到充分展現。     

近二十年來歐美“道教與文學”研究綜述

<正>引言"道教文學"是現代學術語境中發展出的概念。由於學科建制和研究領域界定的需要,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道教文學的概念在中國學界被不斷强化和反復討論。1983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將"道教文學"納入宗教卷條目,顯示了這一交叉學科業已形成。一般認爲這一概念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前者以林帥月《道教文學一詞的界定及範圍》中的提法爲原則,後者則以詹石窗的一系列解釋     

讖緯研究的方術進路:以《龍魚河圖》考索爲例

讖緯的基礎研究應重在知識構成的歷史學研究,不能僅從緯學與政治文化構建進程進行分析,而應重新契入傳統中國方術與博物之學的歷史語境中加以理解。作者提出讖緯研究的方術進路,以《龍魚河圖》爲個案展開“知識視域中緯書綜合研究”,考察其基本性格的成立、文本構造的知識譜系源流與方術形態面相及其社會歷史意義,將讖緯置於數術、方伎、物象的數理脈絡中觀照,嘗試在知識—信仰—社會歷史景深中,揭示讖緯與方術之間的“學理性義諦牢結”,探索構築讖緯研究新基盤的可能性。     

批判中學世界歷史教學上的‘欧美中心’思想

一、问題的提出近百年來半殖民地的中國的歷史特點,不僅充分地表現在政治上和經济上,同時也以各種形式反映到文化领域裹,正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中所说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与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在中國,有帝国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济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关於整個文化方面所受帝國主義的影響,因為內容牽涉太廣,我們一時尚不能一一論列,這裹姑且只就世界歷史教學方面來談一談。去年七月,郭沫若先生在中國史學會成立大會的致詞中會經這樣說:‘中國在舊社會的時代,是在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控制之下,使中國長期地陷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境地谶@種情況之下,我們中國人就不自覺的有了一種歐美中心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無     

“下流之悼”：壙誌與明清墓誌文的日常性

中國古代墓誌名目繁多,壙誌作爲其中一種通常由親族撰寫而不托名筆的類型,頗能體現古代墓誌文個人化和日常性的書寫特徵。自唐代韓愈《女挐壙銘》以來,經由歸有光、錢謙益等明清文家的創作,壙誌在文體學脉絡及文人書寫傳統中,逐漸獲得相對獨立的類型特性。其中以子女及族中晚(5爲施用對象的一類作品,既繼承漢魏六朝抒寫“下流之悼”的哀辭傳統,又提升明清墓誌文在描寫個人情感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文學性。以壙誌爲對象,考察明清墓誌文的生活與情感表現,指向的是一個與徵史紀事、褒功述德的傳統歷史建構不同,而回歸一般生活、普遍情感的文學世界,這或可爲古代墓誌的文學研究提供某些思路,又不失爲從生活史的路徑來研究古代文學的一次嘗試。     

現代中國的“都市眼光”:20世紀早期城鄉關係的認知與想象

"都市眼光"是現代中國城鄉關係中的重要內容。自晚清開始,在整個社會生產結構發生轉變之前,尚未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的"都市"已經集中了時人對於物質文明與政治生活的諸多希望。不僅讀書人聚集並認同於此,國家的目標也轉移到了都市。與之相應的則是"鄉村"逐漸轉變爲"農村",更成爲負面的象徵。到20世紀三十年代,"農村破產"之說盛行,鮮明地體現了現代中國社會意識與社會現實的不同步。城與鄉成爲對立的文化範疇,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這種充滿想象又富於構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國現代性的特殊表述,並持續影響着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     

摩尼教“拂多誕”名辨

摩尼教"拂多誕"一詞,西方學界認爲音譯自胡語的教階稱謂。本文在西方語言學研究的基礎上,藉助中國傳統史學的考據法,探討該詞產生的歷史真相,解讀該詞的意蘊。認爲其乃武則天延載元年(694)認可摩尼教在華傳播的產物,原係其時朝廷爲覲見某位摩尼高僧所取名號,而被摩尼教團作爲第二教階的漢文稱謂。     

那特硜的《政治學》及其在晚清的譯介

那特硜對德國國家學在近代日本的傳播和明治政府建立普魯士式國家官僚政治制度發揮了有力的影響。由其在東京大學的講議輯録而成的《政治學》,對國體與政體、國家概念(Conception)與國家觀念(Idea)等概念作了明確的區分,並對各國立憲制度的歷史由來、法理與實際及其利弊得失加以論述,具有歷史學派國家學的特徵。該書出版後不久就被譯成中文,再藉由報刊、新學書目和圖書廣告的宣傳,成爲清末憲政運動的一種思想資源,對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形成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方法與實踐:域外漢籍研究的新天地——評張伯偉教授《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

正近十年來,國際漢學研究界最令人矚目的動向,便是域外漢籍研究的興起,這使得漢學研究在主題上開始强調中國與東亞的相互建構,在史料方面日益重視域外史料特别是域外漢籍。當這一門學問在中國起步的時候,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曾經以上世紀的新學問———敦煌學來類比其價值和意義。在敦煌學研究中,學者須有意識地"更新方法,思考新問題"是近期出現的反省。(1)同樣,域外漢籍研究有關方法論的探索也已漸入佳境:在思想和歷史方     

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

從15世紀到19世紀,惟一與日本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朝鮮,曾有六十多次派遣使團赴日,這些使團中的文人留下了約四十種類似出使日記的有關文獻,以及相當數量的筆談、唱酬和繪畫。這一龐大的文獻資料是研究朝鮮與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經濟關係的重要史料,在日、韓學界很受關注。可是,這些文獻資料至今在中國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也許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看上去只是記録日、朝之間往來的資料,對中國學界的意義究竟是什麽?本文指出,這些文獻資料的意義是雙重的,它既呈現了這幾個世紀日本與朝鮮的政治關係與文化比賽,也讓我們看到在近世東亞的政治與文化上中國的存在,日朝交往中,無論在政治領域的名分、禮儀、文書上,還是在文化領域的衣冠、風俗、學問、藝術上,現實上的"明清"雖然缺席,但歷史上的"中國"卻始終在發生影響。因此,在朝鮮通信使文獻中,儘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與朝鮮之間的複雜關係,但也可以看到中國在通信使文獻中,仿佛是一個不在場的在場者。     

永樂大典展覽的意義——一九五一年八月北京圖書舘舉辦

永樂大典是中國一部規模最弘大卷帙最繁重的大類書,也就是大百科全書。這次展覽,不僅是表明永樂大典在圖書發展史上的優越性,和牠在歷史學古典文學和其他學科的研究上的重要性,而是有其更深刻更重大的意義的。     

反對圖書館學研究中的資產階級的唯心觀點

這次,由批判「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而展開在学術研究中反對資產階級唯心论的鬥爭,對我來說是具體而深刻的階級鬥爭的教育,我們在思想上提高了戰鬥精神;必須在文化學術領域內和資產階級思想劃清界限,必須長期的與资產階級唯心觀點作鬥爭,直到澈底肅清它在我國文化學術界中的影响,以捍卫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公共圖書館是社會主義文化基地之一,是思想战线的一个方面,是黨和政府在宣傳工作上的助手,而作為指導圖書     

結古歡:晚清集古箋與石刻文獻

彩箋是文人雅玩,也是傳統中國重要的文獻形式之一。鈎摹碑帖字迹的集古箋,增加與突出箋紙的視覺美感與文化趣味,是晚清彩箋新變的一種表現,這與嘉、道以來碑學興起的學術風尚有密切關係。作爲彩箋背景的石刻文本,不僅是供人觀賞的視覺圖像,也是供人閲讀的"副文本/隱文本",在表情達意上與書札正文構成互補關係。晚清參與製作使用此類彩箋的文士很多,其中包括不少金石學者,此風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     

肅清資產階級觀點在博物舘界的影響,把文物整理保管工作提高一步!

一我國的博物舘事業到現在不過數十年的歷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一個長時期裏,在帝國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統治之下,我國的各項事業都得不到順利發展,博物舘事業自然也不例外。全國解放後,所接收的博物舘不過寥寥可數的幾處而已。這些博物舘由於長期的不被重視和遭受到反動統治者的破壞,工作也都幾乎陷於癱痪;儘管這些博物舘真有着為數不少的事業心很强的工作人員在頑强的工作着,但在那種情况下,不允許他們有所作     

晚清洋務争論者的共同意義世界——以甲午前的鐵路之争爲例

甲午前中國人對引進鐡路與否的争論,常被研究者視爲中與西乃至先進與落後的對立。但由於此時西方尚未被樹立爲全面典範,洋務的倡導者和反對者其實能大致分享一個共通的意義世界,這恰是在以往研究中常被忽視的。本文通過考察鐵路資敵、擾民、失業所關係到我主彼客的軍事形勢、道本器末的認知框架、國家應否積極作爲的角色認知三個議題,指出争論者的觀點差别更應被看作在共同的意義世界和思想時空中做出的不同選擇。     

关于使用‘史前’这一名词的个人意见

最近‘文物參考資料’的讀者對‘史前’這名詞提出意見,因此有人就問:‘史前’這個名詞是否還可以用?使用‘史前’兩個字是否代表反動思想?‘文參’的編者囑我就這個問題,作一點解釋。我现在就我個人的意見,簡單地寫出來,提供讀者參考指正。 (1)我們首先應當肯定的一件事是:我們看到‘史前’兩個字,立刻就使我們意味着,资產階級的‘種族主義者’的誣衊人類的反動言論。在很早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了當時的德國歷史     

杜詩《洗兵馬》錢注發微

杜甫詩《洗兵馬》錢謙益注歷來聚訟紛紜,它涉及理解的客觀性、歷史性,須進一步討論。本文先從《洗兵馬》所處整體語境進行考論,認爲該詩作於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春的可能性較大,反映該時期特有的君臣士民平叛的"喜躍氣象"。錢注將該詩主題歸結爲"刺肅宗",有悖於文章顯示的主導氣氛,尤其是認定杜甫對肅宗"不欲其成乎爲君",是無視作者情志,有失於"客觀性"。然而文本意義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變化,闡釋者必然參與文本意義之建構,從這一角度看,則錢注將《洗兵馬》納入後半部杜詩之整體,發露文本的潛在意義,又有其合理性與深刻性。     

傳統史學視域下十六國國别史的突破與困境——李海葉《慕容鮮卑的漢化與五燕政權》評介

<正>中古少數族群漢化一直是學界熱點研討的問題之一,相關成果層出不窮。近年來以歷史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視角來詮釋族群邊界、觀察邊界擴張與收縮,漸成學術之主流。相比之下,傳統史學視角下的漢化研究稍顯清冷,而李海葉《慕容鮮卑的漢化與五燕政權——十六國少數民族發展史的個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以下簡稱“李著”）秉持傳統史學的研究方法,以慕容政權及家族個案研究爲中心,進一步地梳理慕容鮮卑漢化的過程,爲中古胡族漢化問題做了頗具學術探索價值的努力。     

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南北文學的衝突和融合

北宋洛陽文人集團的形成是宋初南文北移、南北融合的一個重要階段。這一文人集團由南士主導、北人加盟,在北方民間展開了一次頗具規模的文學創作與傳播活動,體現了南北文學的匯流與新變,爲詩文革新運動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元素與血液,開啓了唐音向宋調的轉變,創造了宋文平易自然、舒暢婉轉的特色。在南北文學的衝突與矛盾面前,歐陽修批判地繼承南北雙方的優秀傳統,整合南北,化合文道,取得文壇公認的豐碩成果,爲古文運動的順利開展指明了方向,樹立了標杆。洛陽文人集團南北衝突與交融的因子深刻影響了宋初文學的演進歷程,寫下了北宋文學與文化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