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目录解题全编》介评

<正>敦煌文献中的藏文文献是现存最古老的纸质藏文文献,包括佛教典籍、契约文书、历史记录、法律条文、仪式仪轨、民间故事与传说等,对于全面认识西藏历史、诠释藏族文化、研究汉藏交流的意义重大。流散海外的敦煌藏文文献中,以法国、英国数量最多,又以1908年伯希和从敦煌盗买、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藏文文献价值最大。王启龙教授主编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目录解题全编》(以下简称“《目录解题全编》”)(2021),成为连接学者与敦煌藏文文献之间的纽带,     

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回顾

文章在回顾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出版、解题目录的基础上,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和21世纪初国内有关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文章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并对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再次加以统计。此外,文章指出,西藏发现的前弘期藏文文献中有不少可以归入敦煌藏文文献中,提醒研究者关注两者的密切关系。     

黑城本《弥勒上生经讲经文》为词曲作品说

讲经文作为佛教讲经之底本,保存有很多讲经活动的珍贵资料,这在敦煌出土的大量讲经文中多有体现。《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中有一件被定名为《弥勒上生经讲经文》的文献,在将其与敦煌讲经文比较后可以看出,它于内容和格式上均不符合讲经文的特点,因此将其判定为讲经文似乎欠妥。文末被原书叙录定义为"杂写"的"小石花心动"五字也非为杂写,而应是这件文献实际体裁的标识语。因此,黑城本《弥勒上生经讲经文》的定名并不准确,它更像是作者在念佛之余,以经文为歌辞的一首词曲作品。     

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考补

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研究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成书后已基本完成。但由于这批西夏文文献残损严重,研究极其困难,因此尚余少量残片未获彻底解读。本文考证了其中两个仅有对译、未知来源的残片,指出它们分别来自《圣六字大明增寿陀罗尼经》和《瑜珈集要焰口施食仪》。由此,法藏西夏文献的种类又增加了此前未知的两种佛经。     

《敦煌写本<太公家教>残片拾遗》补

关于敦煌文献中的《太公家教》残片的辨识,笔者有《敦煌写本<太公家教>残片拾遗》一文发表,该文以《俄藏敦煌文献》为重点调查对象,认定了《太公家教》写卷8件.此后笔者在调查《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甘肃藏敦煌文献》等敦煌文献时又认定了《太公家教》写卷6件,另有《俄藏敦煌文献》之Дх3111号和Дх4251号2件,本文即对这8件藏品略作介绍,并就其与已认定的《太公家教》写卷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通颊考

敦煌藏文文书中,常见有mThong khyab一词。关于此词的实际含义,历来说法不一。托马斯在《关于新疆的藏文文献和文书》中,将其释为“烽火嘹望哨”;乌瑞认为这是一个具体地名;佐藤长在《西藏古代史研究》中,译为“张台”,与托马斯略同;山口瑞凤在《敦煌讲座》中,首次译mThong khyab为“通颊”,把汉、藏文卷子中出现的这两个词对应起来。之后,山口瑞凤著《由汉人及通颊人构成的沙州吐蕃军团的编成时期》一文,引用了伯希和编号藏文卷子(简称P.T.)1113号文书,他认为:通颊是一种部落名称,它与汉人、吐谷浑部落,应有民族上的区别;LHO,似为通颊人的姓之一。但他对通颊的来源和性质均未说明。笔者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藏、汉文资料,对“通颊”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论。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裱补纸缀合示例

敦煌写卷中的裱补纸是古代文书修复的真实反映,也是敦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考察中心,对四组社会经济文献裱补纸进行缀合,纠正了前人校录部分写卷时的疏误,同时从文献性质、抄写年代、文书定名等方面对各组文书加以研究。这些缀合工作对提高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质量大有助益,也进一步证明藏经洞与道真及其团队收集古坏经文修补佛典的活动关系密切。     

史小玉与千手千眼观音壁画

2010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10集电视纪录片《敦煌》,其中第四集《无名的大师》全面介绍了甘州画师史小玉在敦煌莫高窟第3窟创作千手千眼观音壁画的过程及其非凡的艺术价值。     

敦煌石窟最早观音经变考

观音菩萨,因《妙法莲华经》的流传而深入人心,北凉时《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从《法华经》中被抽出来别行,成为《观音经》.敦煌石窟中保存有大量依据《普门品》或《观音经》绘制的经变画,莫高窟第217窟东壁的经变画就是其一.文章首先对此铺经变画的内容进行考释,认为其是目前敦煌石窟中最早的观音经变.     

P·T·1291号敦煌藏文文书译解订误

最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敦煌吐蕃文献选》一书,书中汇集了王尧、陈践二位先生从法国《敦煌吐蕃文书选集》一、二两辑中所选译的藏文文献,并收有译者的考释文字。把敦煌所出的古藏文文书译为汉文,以利于更多的研究者阅读和研究,这是我国学术界共同的愿望。《文献选》的出版,标志着这个工作有了可喜的进展,而这个进展是与王尧、陈践二位先生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俄藏敦煌本Φ242《文选注》的文献价值

俄藏敦煌本■２４２《文选注》的文献价值罗国威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敦煌文献中,有一轴编号为由２４２的《文选注》写卷（《俄藏敦煌文献》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存１８５行,有正文,有注。正文行１３或１４字,注文小字双行,行１９或２０字。所存...     

敦煌卜法文献托名孔子考

敦煌文献中有《孔子马头卜法》、《周公孔子卜法》两类托名孔子的文书,还有以孔子之名命卦的《周公卜法》,敦煌藏文文献中亦有托名孔子的《金钱神课判词》。此类文献的出现,与汉宋间孔子在民间的地位及形象有关,但它又与古今小说、杂戏中的弄孔之风有很大区别,弄孔之风多是奚落孔子,而此类文献中的孔子却拥有很高的权威性、神圣性,它应该是民间百姓,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百姓对孔子片面、盲目崇拜的结果。     

敦煌藏文、汉文禅宗文献对读——P.t.116(191-242)与P.ch.2799、S.ch.5533、P.ch.3922

一、文献导读 1、文献描述: (1)P.t.116号文书,是敦煌文献中关于禅宗的一部藏文文献,共有246段内容,主要包括禅师语录等内容.其中第191-242段正好是关于敦煌禅宗文献<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决>(即<顿悟真宗要诀>)的藏译文.     

也谈敦煌文献中的《付法藏因缘传》

《付法藏因缘传》旨在阐述印度佛教历代祖师付嘱心法的传承,传入中国后,为隋唐间形成的天台宗、禅宗等宗派祖统说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敦煌文献中保存有21件付法藏传文献,可分为《付法藏因缘传》和《付嘱法藏传略抄》二类,后者是前者的略本。这些文献对于认识敦煌地区的禅宗祖师信仰及历代祖师付嘱心法的传承都具有重要意义,敦煌莫高窟第196窟中的佛教高僧像反映的是律宗内容,与《付法藏因缘传》及禅宗祖师信仰毫无关联。     

敦煌学辑刊2006年总目

文献研究郝春文:再论敦煌私社的“春秋坐局席”活动(1/1)韩锋:几件敦煌写本《论语》白文残卷缀合研究(6/1)王杏林:敦煌本《伤寒论》校证(13/1)格桑央京:敦煌藏文PT.351占卜文书解读(22/1)安毅:五代敦煌与中原间的画稿交往———读敦煌地理文书札记(30/1)郑炳林、李强:敦煌写本《籯金》研究(1/2)王惠民:敦煌写本《请宾头卢疏》考察(21/2)赵鑫晔:敦煌愿文词语考释札记(29/2)孙伯君:西夏宝源译《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动能依经录》考(34/2)汤君:黑水城文献《庄子义》考(44/2)王冀青: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亚洲考古档案文献调查报告(54…     

骑犼观音金铜像考述

一．形制与传世经过 鎏金铜质佛教造像,在古籍文献与造像镌铭中多称“金铜像”或“金像”。沈氏原藏骑矶观音金铜像形制为头戴七叶花冠,冠正面中央有阿弥陀佛立像,饰有波浪形宝缯。观音呈男相,面庞鎏金,呈长圆形,细眉,眉间有白毫相,垂目,高鼻,樱桃嘴。     

敦煌吐鲁番文献图录的定本──介绍《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俄藏敦煌文献》（1－4）、《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下）

敦煌吐鲁番文献图录的定本──介绍《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俄藏敦煌文献》（１－４）、《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下）池田温著李德范译孙晓林校自从本世纪初,轰动一时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封藏文物再现于世以来,岁月流逝,已经过去了９０多年。而吐鲁番盆...     

《孟姜女变文》、《破魔变》残片考辨二题

<正>以1920年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的发表为嚆矢,敦煌变文的研究已有九十年的历史,其中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以下称《校注》)后出转精,汇聚最全、校勘最精。然由于《校注》的主体完成于敦煌文献重新大规模出版之前,不少文献,尤其是《俄藏敦煌文献》(以下称《俄藏》)未能见到,因而缺漏在所难免。以下便是笔者在调查《俄藏》过程中     

十一面观音

<正>在承德外八庙所藏文物中,以佛教造像为最多,其形态、质地、风格各异,充分体现了清代造像工艺的精湛水平。2003年在北京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中国承德避暑山庄300年特展》上展出了一批外八庙所藏文物,其中一件十一面观音像堪称佛教造像中的艺术珍品。该造像通高139厘米,青铜质,面部鎏金,为清宫廷造像。整体由两部分插接组合而成,下为须弥座,上为观音立像。     

生死轮回史——一部来自敦煌的藏文叙事文献(二)

文章在系统梳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所藏9份敦煌藏文文献《生死轮回史》的基础上,提供了该写本的全文英译,并对其与其他敦煌文献的关系以及该写本的写作经典来源、作者、时间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通过分析文本,提出了这部《生死轮回史》和其后的《回向》、《通向天界之路》是一个三部曲的假设,认为其作者是一位吐蕃佛教徒,成书年代当为800年左右.文章认为,这部《生死轮回史》的灵感来源于佛经《华严经·入法界品》,最后又提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但内容和目的却是前佛教时期的生死态度和安乐观念,这一点形象地揭示了佛教传播者在西藏的第一次努力.虽然当时佛教已传入西藏,但本土宗教的影响依然没有消退,因此机敏的佛教徒在保留本土宗教一些根本性观念的同时,另一方面积极地用相似的佛教概念去改造它.就写本而言,佛教传播者保留了当时人们死后转生天界或至少脱离恶趣的愿望和最终的归宿地,最终却说明要实现这种愿望就要放弃原有的仪轨并逐渐接受佛教的修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