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工厂内迁对内地造纸业发展的影响

始于抗战期间的工矿内迁运动 ,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业大移动”。① 1 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全国的工业中心被迫从沿海各省迁往内地。工矿内迁运动从 1 937年 7月开始到 1 940年底基本结束 ,历时三年半时间 ,内迁工矿 448家 ,机器材料 70 ,991吨 ,技工 1 2 ,1 64人。② 工矿内迁的对象包括公营、地方政府经营和民营的所有工厂。内迁工厂经过长途跋涉 ,辗转运输 ,历尽艰辛 ,历时数年 ,最终在内地恢复生产。内迁工厂虽然只占沿海工厂的极少部分 ,但这些工厂的内迁与复工 ,为发展后方经济、实现民族长期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陕西工业发展探析

抗战时期,陕西工业获得快速发展,主要是由于陕西在战时所处地位发生变化、内迁工厂影响、国民政府重视、当地商品市场扩大以及工合运动推动等因素造成的。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典型的战时经济及“嵌入型”经济特征,民营企业也出现了集中化现象。尽管陕西战时工业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它毕竟保证了战时军需民用,稳定了西北大后方,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国工业布局,对陕西的经济结构转换产生了积极影响。     

工矿调整处重庆办事处办理迁川工厂有关事宜报告

抗战期间,我国沿海地区工厂企业大规模向西南大后方迁移,工矿内迁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为抗战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本组史料即是工矿调整处重庆办事处办理迁川工厂相关事宜的报告,对研究抗战时期的厂矿内迁有相当的价值。     

1931—1938:汉冶萍公司与国民政府关系述略

九一八事变至武汉抗战是国民政府与汉冶萍公司关系处理的一个特殊时期。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囿于对日外交的考量,长期对汉冶萍采取放任态度;抗战爆发后则断然实施强拆内迁。这一方面体现了国民政府履行了债权人角色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为加强战时经济统制,增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工业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抗战时期广东省营工业的损失与重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广东陆续兴建了一批大型的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近代化省营工厂,广州沦陷后,未及内迁的省营工业遭到毁灭性打击荡然无存。战时粤省当局为适应战时需要在后方重建了省营工业系统。1945年粤北地区沦陷,新建的省营工业重遭厄运。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

抗战初期大规模的厂矿内迁运动和战时后方地区工矿建设的勃兴,都与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有密切关系.在战争状态下建立和运作的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及工矿行政机构,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总体经济方针,参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与战时工矿业相关的法规和措施,表现出若干带有时代特征的新气象,取得了比较明显成效,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政府在发展后方工矿业中的积极作用和主动精神.     

四联总处与抗战初期上海金融市场变动

抗战爆发前,中国整体金融经济发展势头表现良好,已形成上海金融中心。金融实力侧重于华东地区,表现出银行存款过多、资金流动不灵活、实业建设投资较少等特点。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意图实行工业地理格局大迁移以及相应的金融机构布局调整。为调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等金融力量应对战时金融所需,国民政府在上海初创四联总处,借此提升中央金融管制权力。四联总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稳定金融市场的目的,央行获得管控中行外汇的主动权,统筹四行资金贴放工商业建设,铺设四行金融网将金融力量转移到内地。国家金融中心顺利从战前上海整体转移到内地大后方重庆,开展抗战金融的特殊运作模式。金融力量与战时中国共同进退。     

《危机下的融合与发展——抗战时期后方机制面粉工业研究》

在中国近代工业中,机器面粉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该书利用陕西、贵州、甘肃、重庆等省市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及民国文献,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抗战时期西南、西北地区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认为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及工厂内迁、人口内迁、“抗战建国”、技术设备引进、资金转移等因素,后方机制面粉工业无论是工厂数量、产销量,还是机器设备、从业人员等方面,在短时间内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即“危机下的融合与发展”。     

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

本文主要探讨抗战初期．部分战区人口因受战争影响,不得不从东部向西南、西北等战时大后方迁移的几个具体同题。这里所说的难民．是指除随政府机关、学校、厂矿等有组织地内迁的人口以外的所有战时迁移人口。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可以南京沦陷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难民内迁的路线表现出头绪繁多、缺乏较为清晰的主线的特点,近距离的迁徙比较普遍。到第二阶段,内迁难民群体在数量上大为扩大了,其迁移路径也逐渐从无序中凸现有序。西迁成为难民内迁的主流．武汉成为此期内迁难民的主要集中地,以它为中心,内迁的难民再往川陕云贵湘部赣及两广等后方地区疏散。     

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的考察

如果以1940年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基本完成的标志,它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由于它对抗日战争的意义,它对战时大后方工业经济,乃至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以及它悲壮的传奇色彩,有关的研究一直为众多史学工作者所注目。在此,笔者拟在尽可能地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工厂内迁进行总体考察,以就教于史家。     

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

三线建设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业建设的重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西部工业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出于备战考虑,东部沿海城市不仅工厂大量内迁,国家投资减少,而且城市人口的发展也受到严格控制。三线建设为内地工业发展提供了契机,并形成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为内地城市现代化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在全国层面,六七十年代中国城市化发展逐渐与工业化脱钩,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三线建设是导致这一局面形成的因素之一。     

抗战迁厂运动功臣林继庸

出任“工厂迁监委”主任: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十四天,1937年7月22日,国民政府设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宣布实施战时统制经济。为此,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提出建议,马上将上海主要民营工厂迁往大后方。报经行政院批准后,钱昌照即组织该委职员讨论工厂内迁问题,然后根据讨论情况,派林继庸去上海作调查并制定工厂内迁计划。     

浅析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作用和意义

浅析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作用和意义徐国利抗战时期,我国高校向西南、西北及粤赣闽浙等省山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迁徙。高校内迁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恢复和发展战时高等教育、推动落后地区教育文化乃至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一、高校...     

抗战时期中国沿海工厂的内迁及对内地经济的影响

抗战初期,我国沿海沿江地区民族工业大举内迁,起于1937年八一三抗战,到1940年夏基本结束,在后方形成八个新工业区。沿海沿江地区的民族工业大举内迁,建设后方工业基地,写下了抗战史上悲壮而光辉的一页。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

进行人力管制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采取的重大举措.实施这一举措的直接原因在于抗战的需要,即推行兵役制度、保障军需后勤、建设后方工业、平衡人力资源.国民政府为实施人力管制,设置了专门机构,进行大规模摸底调查与登记,制订出一系列法规.人力管制的具体对象和内容主要为:一般人力管制、技术员工管制、工资管制、实施国民义务劳动.在抗战最为艰苦的4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为坚持持久抗战、最后夺取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力政策上的保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其效果则越来越差,最终与国民政府的预期理想相去甚远.     

论战时民营工厂内迁中的国民政府与企业主

全面抗战爆发后,组织民营工厂内迁是国民政府的重要政策。在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明显呈现出政府与企业主之间的博弈。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及国民政府政策的变化,双方博弈表现出不同的态势,从而直接影响了各阶段民营工厂内迁的成效。     

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以翁文灏为核心的考察

本文以先后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和军委会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为中心,考察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至1938年初战时经济体制建立期间,国民政府以工矿业为重点的抗战经济准备工作。作者认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国民政府抗战准备工作的开始。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备战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其所做工作在抗战初期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一,开展调查设计工作,为制订政策、战时动员及后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二,主办特矿贸易,换取了重要且希缺的外国贷款,进口了大量武器和工业设备。三,经济备战工作吸引和组织了国内一大批学者和技术专家投入到对日抗战工作中,同时也为抗战时期的后方经济建设储备了人才。四,主持厂矿内迁运动,改变了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推动了内地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战时后方经济开发建设。国民政府经济备战工作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客观效果亦有限,不应盲目夸大,以偏盖全。     

抗战初期上海民营工厂的内迁

抗战初期,上海的民营工厂曾进行了一次十分仓促的内迁,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政策和整个官僚机构的腐败无能,结果只迁出了很小一部分,其余的不是毁于战火就是陷于敌手,给中国的抗战力量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上海的民族企业家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虽然各人对内迁工厂的态度并不相同,但大多数人     

战时工厂内迁择址的因素分析——以重庆为例

全民抗战来临之际,全国总动员初见成效,工厂内迁是政府经济统制的一个方面。内迁几经波折,一迁再迁,徒增无谓的损失。内迁牵涉范围极广、效果不一,但就目的所迭则首推重庆最为突出。重庆具备的独特优势,是其成为内迁终点首选的因素所在。     

抗战时期国内大学借读现象论析——以战时大学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战争爆发导致国内大批高校停办或内迁,致使大量学生流亡,催生战时校际借读这一独特历史镜像。国内未受战争影响之大学,通过接受申请、资格审核和编级考试等程序,积极收容他校学生予以借读。国民政府及相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各大学,出台借读政策办法,安抚救助借读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延续,并为其后数十年的国家建设培养了骨干力量。战时大学借读之价值足与同期大学内迁相媲美,深入探讨这一现象,有助于完善对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