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

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在1994年第五次发掘以后,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1998年春,在晋侯墓地范围内,被盗掘大型墓葬一座,经钻探发现这里有两座墓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于2000年10月～2001年1月对这两座墓葬(编号M113、M114)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大批随葬器物。两座墓葬位于晋侯墓地的最东侧,均为单墓道长方形竖穴土坑墓。M114为一椁一棺,出土有殉车、殉狗及殉人,随葬品包括铜、陶、原始瓷、玉、金、蚌、漆和骨器共200多件组,其中叔矢方鼎有40多字的铭文;M113亦为一椁一棺,主要随葬品有铜、陶、玉、蚌器共144件组。从两墓出土铜器铭文可以肯定这又是一组晋侯及其夫人墓,而且是墓地中较早的一组墓葬,时代约在西周早中期之际,墓主可能是晋侯燮父或晋武侯及夫人。     

也谈杨姞壶铭文的释读

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的杨姞壶,是杨国铜器的首次发现,弥足珍贵。自发表以来,围绕铭文“杨姞乍羞醴壶水宝用”中杨姞二字的解释已发表了多篇文章,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由此铭可证杨国属姞姓之国,杨姞是杨国之女,壶在晋国国君夫人墓中出土,有可能是杨国嫁女于晋时的媵器,墓主人可能就是杨姞。     

关于晋侯墓地的几个问题

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是近年来中国考古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由1992年起,经过几年的抢救清理和发掘,至1994年,已将墓地的8组17座大墓全部发掘完毕。主持发掘的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连续发表了5篇简报,报道了墓地最主要的发现和初步的研究结果。另外,上海博物馆又将一些流散境外的晋侯墓地的文物抢救购回,公布了资料,发表了研究成果。现在,晋侯基地已为学术界深切关注,并就有关的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九五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将晋侯墓地列入有关课题的主要内容。本文拟就有关晋侯墓地的几个问题,提出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希望有助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     

晋侯墓地M8的碳14年代测定和晋侯苏钟

曲村晋侯墓地Ｍ８是一代晋侯之墓,此墓被盗掘。但发掘出土的残存青铜礼器仍有１４件,其中重要的有晋侯苏鼎１件、吾侯簋２件、晋侯方壶２件、兔等３件和晋侯苏钟２件等。此墓被盗掘的另外１４件晋侯苏编钟被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１６件编钟的铭文前后衔接,遂成芙壁。简报认为Ｍ８的墓主人即为晋侯苏,这个意见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晋侯墓地发现的铜器铭文中有６位晋侯,除晋侯苏之外．都不能与文献相对应。《史记·晋世家》在"献侯籍立"下,索隐云："《系本》及谯周皆作'苏'",这就是说,晋侯苏就是晋献侯。由此．在晋侯世系和晋侯墓…     

略论晋侯邦父及其名、字问题

随着山西北赵晋侯墓地的发掘及其一批重要晋侯铜器的出土,诸晋君的位次已有广泛讨论,其中64号墓主晋侯邦父,学者多定为穆侯弗生,意见已渐趋一致。64号墓与63号墓为夫妻异穴合葬,63号墓出有杨姞壶,或可明邦父夫人之称。准此,我们可在传世铜器中寻找邦父之器,并据以证得晋侯邦父的名、字及相关史实。吕大临《考古图》卷三载(?)盨1件(原误作寅簋),盖佚,器铭存全文的一半(图一、二): (上缺)又进退,(雨于)邦人正人师氏人     

天马——曲村遗址 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

第四次发掘为1993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64、62、63号墓是一组以“邦父”为中心的夫、妇、次夫人合葬墓。64号墓出土的“楚公逆”钟为探讨晋、楚的早期交往提供了线索。63号墓出土的铜方座筒形器、鼎形方盒造型奇特,有“杨姞”铭文的铜方壶是首次出土的杨国铜器,同墓出土的大量玉器,如玉马、伏牛、鹿、螳螂为西周玉器中的精品。     

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发掘简报

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于1992～2001年经过了6次大规模的发掘,清理晋侯夫妇墓9组19座,每组晋侯夫妇墓均有数座陪葬墓和一座车马坑。一号车马坑属晋侯苏墓,是该墓地最大的一座车马坑。自1992年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对一号车马坑先后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发掘,该坑东部葬马,西部葬车。马坑中至少有105匹马,车坑中有48辆车。该车马坑是目前所知西周时期规模最大、陈放车辆最多的车马坑,车辆均为整车放入,车舆的种类多样,对于研究西周时期马车的种类、形制、结构与埋葬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炉”与“卢”

《文物》1984年第1期《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中介绍的 M306:采2,是一件小型铜容器,本器铭文称为胃,简报及铭文考释都读胃为炉,怀疑是熏炉。就文字考释而言,无可非议;但若按器形,则觉名实不符。东周铜炉,如王子婴次炉、     

北魏尉迟定州墓墓主身份再考

<正>《文物》2011年第12期刊登了《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和《北魏尉迟定州墓石椁封门石铭文》(以下简称《铭文》)两篇文章,介绍了新近发现的一座时代为北魏文成帝太安三年(457年)的墓葬,为大同地区北魏墓葬的分期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材料。但是,两文都根据石椁封门石上的铭文,将墓主定为尉迟定州,笔者认为这一结     

《Shi公典盘》及相关问题

《文物》1998年第9期发表了《长清仙人台五号墓发掘简报》。五号墓为春秋时期Shi国贵族墓葬,墓主为一成年女性。其随葬器物中有一自铭盘,据铭文内容,此盘可名为《Shi公典盘》,简报中附有器形及铭拓。同期又载方辉先生文《Shi公典盘铭考释》,笔者在读过简报和方文     

北赵晋侯墓地初识

山西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是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间连续五次进行抢救性发掘的一处于近年严重被盗的墓地①。共发掘墓葬８组１７座,其中４组中７座墓被盗,分别是Ｍ６、Ｍ７／Ｍ３２、Ｍ３３／Ｍ１、Ｍ２／Ｍ８,其余１０座墓保存完好,分别是Ｍ９、Ｍ１３／Ｍ９１、Ｍ９２...     

晋侯(木鱼)/■组墓的几个问题

晋侯(木魚)/断组墓,是指山西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的I11M8、I11M31两墓(下简称M8、M31)。这两墓是并穴夫妻合葬墓,其中M8出有晋侯(木魚)和晋侯断铭文的铜礼器各一组,从墓葬等级规模及文字材料来看,它无疑应为一代晋侯之墓,其墓主应当就是铜器铭文中的晋侯(木魚)晋侯断,故笔者将其简称作晋侯(木魚)/(臣斤)组墓。该组墓位于北赵晋侯墓地南排中部,东为稍早的晋侯对组墓,西为稍晚的晋侯邦父组墓。该组墓的情况,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天马——曲村遗址     

山西稷山马村4号金墓

山西稷山马村４号金墓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稷山马村４号金墓,是已发掘的马村段氏族墓（９座）中的一座。马村段氏族墓与稷山化峪、苗圃等三处１５座金墓,曾以《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在《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１期进行了综合报道,因系简报,所有墓葬材料都是蜻蜓...     

试论曲沃羊舌墓地的归属问题

山西曲沃县羊舌墓地是继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之后发现的另一处重要的晋国贵族墓地,但学术界对该墓她的归属存有较大争议.本文从两周之际晋国史事出发,综合考察北赵和羊舌墓地的年代,认定羊舌墓地是继北赵晋侯墓地之后的另一处晋侯墓地,其中的两组共4座大墓应是昭侯、孝侯两代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     

释桃源三元村鼎铭

1985年清理的湖南桃源三元村一号墓,简报已在《湖南考古辑刊》第4集发表。这是一座小型木椁墓,发掘者推定为战国中期偏晚。所出器物多为楚国风格,而其I式戈显属巴蜀,内上有巴蜀文字;I式剑窄格上有错金鸟书,又似越物。墓主的族属,是很有兴趣的问题。该墓2号鼎,附耳,细高足,器子口外侧有横刻竖行铭文,摹本见简报图六,拓本见图八、3,原释为:“□十年(?)土命     

安徽屯溪发现的先秦刻划文字或符号刍议

1959年3月,安徽省屯溪市西郊飞机场发现两座西周时期土墩墓(《考古学报》1959年4期)此后,安徽省博物馆先后又在一、二号墓的附近发掘了5座土墩墓,其中四、五号墓的发掘简报发表在《考古》1990年第3期,五、六、七号墓发掘报告没有正式发表.这7座墓中出土的原始瓷器包括几何印纹硬陶上多见刻划文字或符号,到目前为止,除一、二号墓原始瓷器刻划的文字或符号在发掘报告中有所介绍外,其余数座墓均未发表.现将这些文字或符号略述于后.     

《文物》1994年1～12期目录索引

·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92年)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3年)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7:34l:47:368:48:22·考古新资料·通压心‘n6n己︸﹄七」 ……︸.1移自,﹄吉林省和龙县     

晋侯苏钟笔谈

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在1996年5月正式启动,迄今已有半年多的时间,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这一项目是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以期在夏商周年代学方面作出新的开拓。项目已经设立了三十几个专题,其间一个很重要的专题是晋侯稣(苏)编钟的研究。晋侯苏编钟是近年发现的最有价值的青铜器之一,出自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的8号墓。1992年,该墓遭受盗掘,编钟的前14件流散到香港。同年12月,由上海博物馆抢救收藏。编钟的最后2件留于墓内,经清理出土,1994年在发掘简报中发表。最近,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撰有专文,公布了前14件有关材料,并有详细的论述。这组编钟刻有长篇铭文,十分珍异,所以在邹衡先生最早提及之后,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钟铭标有周王纪年和一系列历日,在已著录的青铜器铭文中得未曾有,为探讨西周年代学的若干疑难问题提供了新的依据。不过,编钟及其铭文需要讨论的地方很多,学者见仁见智,看法容有不同。“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为了配合编钟的专题研究,邀请部分专家笔谈,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个想法获得《文物》编辑部的支持,又承上海博物馆提供编钟首件彩版(见《文物》本期封底),都是我们非常感谢的。     

试论楚公逆编钟

1993年,在山西曲沃北赵晋国墓地的第四次发掘中,64号墓出土了一组楚公逆编钟,实在是难得的意外收获。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所作简报,编钟共8件,形制彼此相似。所举标本一件,高51厘米,干及舞上饰云纹,高枚,篆饰蝉纹,界以乳丁纹带,鼓间作龙、鸟、虎相纠结,右鼓有一长耳生鳞兽形。编钟的铭文在钲间和左鼓,简报已有释     

《叔■方鼎》“王乎殷厥士赍叔■”解

20 0 0年 1 0月至 2 0 0 1年 1月 ,在山西曲沃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 6次发掘中 ,M1 1 4出土了叔方鼎 ① 。铭文为 :隹十又四月 ,王 ,大祷 ,在成周 ,咸祷。王乎殷厥士赍叔 ,以、衣、车、马、贝卅朋。敢对王休 ,用乍宝尊彝 ,其万年扬王光厥士。该鼎出土后 ,李伯谦、李学勤先后发表文章予以考释 ② 。其后 ,《文物》编辑部又组织了《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 1 4出土叔方鼎及相关问题研究笔谈》 ,饶宗颐等 9位专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③ 。诸家所释 ,胜义迭出 ,精彩纷呈 ,启人慧思。李伯谦先生指出叔即文献中的唐叔虞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