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政治自期及悲剧

正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他的思想日趋激进,言论明显倾向革命,并开始了与孙中山的密切交往。其师康有为持坚定保皇立场,对梁启超的激进很是不满,教导训诫梁启超的书信有数万言之多。于是,梁启超也开始有些担心革命的破坏性。革命,梁启超所欲也;改良,亦梁启超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于是,在我们看来,对梁启超来说,选择革命还是改良,是一个很难回答而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梁启超致冯国瑞、薛笃弼手札及题跋

梁启超致冯国瑞、薛笃弼手札,不见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亦不见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等著作。手札所附诸位鸿学硕儒之题跋,亦未收入题跋者著述之中,故手札及题跋对以后梁启超与题跋者文集之整理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梁启超与近代图书馆事业

梁启超在近代图书馆事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以此,结合梁启超的图书馆实践,从文献学、图书馆学方面论述了他对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做出的杰出的贡献。     

梁启超学术讨论会概述

梁启超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12月5日至8日在广东江门举行。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的研究和教学人员数十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学术会议主要讨论了梁启超与启蒙思想的问题。交会议的论文二十多篇,涉及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经济思想、     

《新民丛报》与梁启超的“新”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卓越的文化名人,他一生涉猎甚广,尤为突出的是他在报刊业和学术、思想文化方面。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持的报刊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刊物。1902年2月8日,继《清议报》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编辑和发行人署名冯紫珊,实由梁启超负责。刊物上的重要文章也大都出于梁启超之手。《新民丛报》为辛亥革命前维新派的重要刊物。     

梁启超游美国而梦俄罗斯

1903年2月至10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逛了一趟美国。这一逛不打紧,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戊戌维新之前,梁启超就暗中向往共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向往共和之情更常常溢于言表。但是,他一到美国这个他不久前歌颂过的“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却大大失望了。在美国,梁启超见到了城市的壮丽,工农业的繁盛,见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的“怪物”     

论梁启超与严复的相互评价

在戊戌启蒙四大家中,梁启超与严复的关系最为复杂。就相互评价来说,梁启超始终推崇严复,至少尊敬有加,而严复对梁启超的态度却在戊戌政变前后反差极大。与梁启超对严复始终如一的推崇相比,严复在戊戌政变后对梁启超的攻击显得格外令人瞩目。探究梁启超与严复的相互评价,不仅可以直观两人的思想异同,而且可以深切感受戊戌启蒙思想的内部分歧。     

老照片中的大人物与大事件

在梁启超的主持下,反袁护国的“天津会议”拉开了大幕。与会者有梁启超、蔡锷、汤觉顿、蹇念益、王伯群、戴勘、陈国祥,除梁、蔡、汤外,其余四人均为贵州人。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首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发表了各自有关梁启超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梁启超的国民和性别观、思想和文化观、哲学和科学观、政法、经济和社会观、民族和宗教观、史学和文学观、新闻、舆论和教育观以及梁启超和同时代重要人物、事件的关系等诸多领域。选题广泛而细微,视角独特而开阔,或对传统看法进行了再审视,或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多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发现和运用了新的史料,充分体现了学术创新精神。     

解玺璋,写70万字《梁启超传》 作品被认为是梁启超辞世80多年来最为详尽客观的传记

"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这是文学评论家、近代史研究者解玺璋的看法。他用4年时间写完的《梁启超传》被认为是梁启超辞世80多年来最为详尽、客观的传记。这部作品分上下两部,70多万字,呈现出了梁启超生前的种种是非曲直,折射出这位"饮冰室主人"身处的时代漩涡、风云底色。9月7日,初秋的北京,     

梁启超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梁启超是政治舞台上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关于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是非功过,历来就有不同评价。有的认为梁启超从伪装革命到公开反对革命,始终是革命派政治思想上最危险的敌人;有的则认为梁与革命派殊途而同归,革命派固然居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之首功,梁启超亦应“侧身一席”,因为他间接地促成了辛亥革命的胜利。究竟梁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如何?弄清楚这个问题,不仅可以辨明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功过是非,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梁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的阶级特性。     

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1902年,他发起“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中外历史编纂、史学史、人物传记等各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史学革命思想及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百年史学基业。梁启超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现代史林泰斗”。①一、挑起“史界革命”大旗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公开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从此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梁启超《新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     

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

本文主要论述了梁启超在维新变法时期以文学新民的特殊功绩。文章认为,梁启超比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更明确地意识到：新民救国,不可不借重文学的力量;思想启蒙,不可没有文学的鼎力相助。在促进文学与思想启蒙牢牢结盟的过程中,梁启超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正是从民族自新的思想启蒙中,梁启超获得了文学革新的激情与灵感;也正是附着于民族自新的思想启蒙之上,近代文学革新才具有了超乎寻常的意义与辉煌。     

清代经学分派和章梁交谊

梁启超、章太炎论述清代经学流派,以常州今文学派与吴派、皖派并列。章太炎宗古文,与梁启超不同,但双方也有共同点。梁启超、章太炎在1902年论修史,谈学派,互相商榷,因为都想从中国历史中寻找救国之路。即使政见不同,也会"不及择音";即使批判学术,还注意"攻击政党"。1902年以后,随着革命、改良的分野,情况就不同了。     

梁启超：自由主义的激进与保守

梁启超对中西文化调和的态度,使五四时期的梁启超似乎成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梁启超与晚清民初时的梁启超无论是从思想的内容还是从思想的走向来说都是一致的,梁后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其最初的自由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正是其最初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决定了其晚期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本文是第一次从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方面来探讨梁的激进与保守与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关系。     

论梁启超的铁路利权思想

在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中,梁启超较早地认识了开办铁路的重要性。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此间他先后发表了很多直接论述中国铁路的章,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鲜有论及,本认为梁启超铁路利权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不乏珍贵之处。     

梁启超的民权观与卢梭主权在民说

梁启超对西方政治学说的认知,并不自戊戌始。早在1890年,梁启超入京参加会试归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是为梁启超初次接触西学的情景。1892年,梁启超终于“购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及各星轺日记,与英人傅兰雅所辑之《格致汇编》等书”,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到1895年作《西学书目表》时,梁启超涉猎的西学西书已达300余种,其中“西政诸书”里的史志、官制、学制、法律等即属社会科学类。梁启超就是从这类西书中,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 正是在初步涉猎西方政治学说的基础上,梁启超才“决然舍去旧学”,并在戊戌维新时期形成了以设议院、开民智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他明确指出,开民智“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接着在创办上海大同译书局时又进一步强     

沉默也是一种言说——论梁启超笔下的严复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严复和梁启超是两个杰出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一个着力译书,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堪称理论之源;一个致力办报,传播西方文化,堪称舆论之母。但是二人之间的关系却非常微妙。以往学术界针对严复在清末民初讽喻和指责梁启超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梁启超的反应基本未予涉及。本文从梁著《清代学术概论》入手,于不疑处起疑,借用烘云托月的手法,通过将梁启超与同时代其他学者进行比较,力图勾勒出梁氏著作在论及严复思想时存在的凹陷现象,并分析了梁启超对严复批评保持沉默的原因。     

袁世凯为何不重用梁启超

在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堆里,梁启超的才能无人能及。24岁之时,就名满天下。袁世凯对他的才华敬佩有加。“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12年之后,梁启超在袁世凯函电不断地催促下,回国就任法务次官。袁世凯在梁启超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时,给予梁启超空前的礼遇。给他住贤良寺,那是当年曾国藩、李鸿章做封疆大吏入京时住的地方。给予一个手无寸铁只有一枝笔的梁启超这样的礼遇,对于善玩政治的袁世凯来讲,肯定有着自己的政治目的。     

《梁启超手批稼轩词》的特点及价值

《梁启超手批稼轩词》是梁启超分数次批校辛词的手稿本,分朱、墨批两种,其中大多为考证之语,间有作品赏析,体现了梁氏严谨的治学态度及对稼轩词的钟爱.在此基础上,梁氏为稼轩词作了编年,并预作《稼轩先生年谱》,惜未完稿.此书的影印出版,对进一步探究梁启超词学、校勘思想及梁氏稼轩词研究特色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