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关系研究1927～1937》

同济大学教授仇华飞博士著 ,人民出版社 2 0 0 2年出版。作者大量利用中英文外交档案、财政档案、海关档案、银行档案等重要史料 ,详尽地论述了 1 92 7年至 1 937年间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 ,展现了这 1 0年间中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其中有关白银、债务、投资、贸易、关税等问题的研究是本书的特色 ,既有客观背景分析 ,又有微观的论证 ,全书 46 9万字 ,是一本有关中美关系史、中外经济关系史的力作。《中美经济关系研究1927～1937》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简介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为美国帕克斯·M·小科布尔所著,1980年初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初版时即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本书主要研究了1927—1937年期间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及其政策,作者利用了大量的经济史料研究国民党政权,分析国民党政权特质的形成,说明江浙财阀与国民党政府不仅有着共同利害关系,而且存在着政治和经济的冲突,甚至发展成紧张与敌对关系,这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观点。作者利用美国     

近10年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年)政治制度研究述评

南京国民政府政治制度的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档案资料的逐步公开,外国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的不断涌入,学者研究视野的开阔,该领域研究取得了显著的学术进展。尤其是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变化,国民政府政治制度的研究得以真正建立、发展和繁荣。     

近代上海劳资争议治理对策初探(1927—1937)

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后,为稳定社会秩序,施行了一系列治理劳资争议的对策,逐渐形成包括治理劳资争议问题、工资问题和失业问题等内容的治理体系。尽管其成效十分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劳资冲突,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同时也体现了城市行政管理制度的近代化和先进性。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驻港企业研究(1937-1941)

抗战前期,香港是中国与西方保持经贸联系的最重要据点,国民政府所属的金融、外贸、运输等企业亦纷纷前来设置分支机构,使香港成为抗战经济的一个中心.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企业调剂金融,沟通对外贸易,输出大量国产品,为中国政府赚取了宝贵的外汇,同时又得以购进急需的军事战略物资,对于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持久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动灾害赔偿制度研究(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动灾害频繁发生,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劳工立法,建立了劳动灾害赔偿制度,覆盖工厂、矿场、铁路、交通等行业。从制度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其赔偿资金由雇主负担,属于雇主责任制模式;其行政管理机构为各部门的劳工管理机关,属于分类管理模式。和国际劳工标准相比,制度覆盖面窄,待遇水平总体较低。该项制度虽然在铁路交通系统得到较好实施,但并未在工矿企业中得到普遍执行。不过,总体而言,它的建立顺应了劳动灾害赔偿制度现代化的国际潮流,是中国工伤社会保障制度的滥觞。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公文研究综述

公文是国家政权及其行政机关施政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对政府的行政效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文研究进行专门的学术梳理,同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个人看法,以期对南京国民时期公文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     

1927-1936年国民政府与商会关系述论

1927—1936年间上海、天津等地商会的民主抗日动向与促进经济恢复发展的活动表明,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对商会进行了改组与整顿,但此期间商会并未完全丧失独立自主性,并未完全屈服于政府的强权统治,而是具有一定独立自主性的商人团体。政府与商会关系也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随着社会的演进而变化,在政治、经济层面有着不同的内容,仅仅归结于政治上的互动或用一个模式加以概括则很可能失之简单或片面。     

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及接管措施

抗战前十年是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形成时期。国民政府一直以国家统一问题和边疆问题取代西藏的民族问题,并打下了传统治边政策的烙印。国民政府力图通过使西藏与内地在各方面融为一体的办法来接管西藏。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和措施只起到了避免西藏局势更加恶化的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财政体制改革初探

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财政体制改革进行研究。文章介绍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重点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体制改革在行政、财政及税务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试析1927—1937年国民政府内债发行的社会经济效应

本试就学界研究较少的有关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内债发行、运作及投向的社会经济效应作一分析。认为：巨额内债的发行,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生存、统一和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国民政府国家资本发展的过程中,它起到了奠基和筹资的双重功效,这对于1936年以后中国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并顺利地转入抗战阶段,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种效用是有限的。内债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被用于内战、剿共的军费开支上,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而因内债发行不当派生出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银行信贷资金的财政化现象所造成的资本“挤出效应”;财政与金融的“相依为命”引发通胀的可能等,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官费留学经费考察(1927-1937)

近代中国留学事业蓬勃兴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在留学管理政策等方面基本延续了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的相关政策,但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留学经费的来源与使用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初年留学经费来源渠道不一,在经费拮据的前提下,政府实行了严格的预决算制度.此外,政府还通过鼓励团体和私人资助等形式多方筹措资金,以保障公费留学生的培养所需.经费使用方面,政府在保障学费供给的前提下,为鼓励留学生学业更进一步,对于继续深造的学生往往给予一定资费补助,同时加大了对自费留学生的奖励和扶持.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初年留学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的考察,发现其经费虽捉襟见肘,但经费的筹措与使用逐步明晰化、制度化,因而在留学生培养上取得了一定成效.     

民国时期安徽的灾荒救治(1927—1937年)

民国以来,频繁的灾荒使农村处于破产的境地。1927—1937年这一时期,安徽灾荒连年发生,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使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困。面对灾荒,南京国民政府和安徽地方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使救灾程序和救灾措施逐步规范化。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为因素等,使灾荒救治的成效不大。     

试析中国近代银行业与产业的互动(1927-1937)

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之初,产业性不足,投机性过重,没有发挥好银行应有的促进生产的作用。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部分银行为了自身的长远发展,开始重视对农业和工商业的放款和投资。本文在分析近代银行业投机性根源的前提下,着力展现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银行业与产业的互动历程,以探讨分析银行业对产业发展的助力作用。     

对1927～1937年农民田赋负担的思考

国民政府初期,在增加财政开支的同时,却无力开辟财源,只能单方面地求助于提高税额或增添税种,从而使农民实际田赋负担远远高于"法定"田赋负担;而临时摊派和征收过程的积弊造成的额外负担,使得农民负担更趋沉重;此外农民缴纳的税费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是不等价的。这些情形表明,1927～1937年农民的田赋负担沉重且不合理。     

服饰品位与身体观——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的生活习性(1927—1937)

引入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从服饰品位与身体观入手,考察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的生活习性。留日派学人与左翼知识群体位于场域中下端,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仿效由商业精英主导的西式服装打扮,另一方面又无法继承所仿效对象的生活习性,并跻身其中。欧美派学人与旧派文人位于场域顶端,似乎更偏好中式服装,并发展出一套关于着装品位的论述。对现代科学话语缺乏批判的接受,使知识群体在身体观方面共享了民族国家与卫生健康两种理念。思想与生活两者间的不协调、不同步,既是知识分子个体无法回避的内在张力,也是理解"半殖民地"中国现代性呈现出的多歧性与复杂性的一个路径。     

《中国国民党中政会研究(1924—1937)》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版,27万字,75元中政会的地位独特而显要,它曾经是国民党中央的政治指导机关和党国体制的核心运作机关,是国民党政治制度中非常重要的顶层设计,是国民党在面对"政党建设"与"国家建构"这样一个一体两翼的问题时,秉奉"以党治国"的理念建立起的"党国体制"中的转承枢纽,是"党与政府唯一之     

1927－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贷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中国农村破产的状况进一步加剧 ,整个社会金融状况变得更为复杂 ,农村的破产与农业金融的枯竭威胁着普通农户的生活 ,城市资金淤积 ,农民丰产不丰收 ,丰收无温饱 ,农村社会危机四伏。农业危机表现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农民的借债量在增加 ,借债次数也逐年增长。据调查在河北定县五村 5 2 6个农家中 ,在 1 92 9年借债的达 1 71家 ,约占总数的 33% ,到 1 930年借债的增到 2 30家 ,占总数的 44% ,到 1 931年借债的达到 30 5家 ,约占总数 5 8%。借贷的农家一年比一年增多 ,平均每家借贷的数额也有增加之势。1 92 9年内 1 71家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