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变迁中的文化政治阐释——以从化温泉为例

最近三十年出现的地名研究的批判性转向,使地方命名的政治过程成为地名研究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通过从化温泉这一著名旅游地的地名变更过程的研究,对我国地名变迁的政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一个地方的命名是一场复杂的政治经济角力过程。"从化温泉"这一地名在历史的演变中拥有了令人瞩目的"符号资本"价值,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不同尺度行动者积极争取的对象。处于上层尺度的行动者通过政治事件与营销不断累积"从化温泉"的政治符号意义,使其成为国家尺度的地方范畴。而处于下层的地方政府则通过地名转移使用赋予"从化温泉"以新的地方意义。在这场围绕地名的争夺中,地方社区与地名的历史联系被边缘化甚至消除。     

层累的“地方”——以青岛即墨小龙山地区秃尾巴老李传说的在地化为例

民间传说虽与某个地方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并不只面向"一个"地方,尤其是像秃尾巴老李这种传播范围极广的传说,本身就是融合了地方和超地方的产物。一方面,秃尾巴老李传说的在地化,既是地方与地方之外"内外"促生的层累过程,也是动态建构地方历史的过程。另一方面,随着当地人变通"内""外"的身份与归属,在大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传说所统合的地域逐渐扩展,"地方"的范围也依据异乡的属性与规定而发生相应的扩展与变化。青岛即墨小龙山地区的秃尾巴老李传说,正是在时间、空间的延展中,逐渐形成了当地富有特色的人文叙事与空间景观,呈现出层累的"地方"特色。     

城郊开发区建设对东道区域地方性消解的影响研究——以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我国的城郊开发区普遍缺乏地方特色,在招商引资中易陷入低水平恶性竞争的困境,急需通过增强地方性来促进开发区的持续健康发展。基于空间生产的相关理论和对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地调研,本文初步探讨了城郊开发区建设对东道区域地方性消解的机理。研究表明,城郊开发区建设主要是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过程,主要生产可复制、可交换的同质空间,因而会消解东道区域的地方性,这在调研中突出表现为当地居民对新的空间缺乏深厚的认同和依恋。为此,有必要尊重当地人的发展需求,更好保护东道区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方文化,从而把开发区塑造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宜业宜居"空间,以增强开发区的特色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旅游中的地方营造：缘起、内涵及应用

地方是旅游活动的空间载体,也是旅游目的地形象建构的核心内容。本文在对地方和地方营造的缘起和内涵进行辨析总结的基础上,通过CiteSpace的可视化主题分析和文献阅读,对其应用于旅游发展的主要议题和脉络进行梳理发现：①地方和地方营造的本质是意义建构,地方在旅游发展中具有多重可建构性。旅游既是地方营造的驱动力,也对地方营造和地方发展产生重要影响。②地方营造过程涉及政府、资本、游客、当地居民等多重主体和视角,也因而牵涉多方协商和多主体认同。一方面,多方协商的地方意义有助于地方性的快速重构,推动旅游地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各方利益主体权力不对等也使得地方营造成为强势权力主体的表达结果,这将加速旅游地的商品化。     

地方传说与传说的地方性——以山东省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为例

民众面对眼前之物除了好奇之外,就是进而解释它的形状、来历等,这种满含民众情感的解释结果就是传说,所以说传说必定是与某地的人或物相联系的叙事作品。创作传说的过程又是民众想象的过程,过程之后形成的结果不仅满足自己和别人的情感需要,还形成一种区域内的公共知识被区域内的民众接受传承,民众的思想被化成传说这种"可信"的叙事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得以阐述,这是地方传说产生的根本原因。传说研究者在将地方传说作为研究对象时,不仅要关注地方传说本身,更要比较研究不同区域内的同类传说,从对她们的对比研究中挖掘出支撑地方传说形成的地方性知识,这种地方性知识是传说地方性形成的基础,更是不同地方传说得以区别他者的深层原因。我们只有深刻理解了传说背后的地方性知识才能真正理解传说的地方性,进而更清晰准确地理解流传于不同区域的同类传说。     

“全球的地方感”理论述评与广州案例解读

关于地方文化意义的研究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全球化背景下,地方的意义正在被全球性力量中和与消解.在这种断裂之下,原有的对于“地方性”的想象反而在认同形成的过程中被不断加强.本土社会力图在一个“时空压缩”的“超空间”时代中,保存其自身基于地方意义的身份认同.哈维认为,一切基于地方意义形成的认同都是反动与禁锢的.他提出,应从资本运作的角度出发,理解地方差异的形成,从而理解地方建构中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的建构.但马西则在批判哈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进步)的地方感理论,指出应从多样的社会建构出发,理解地方性的形成过程.马西认为,地方的本质特点包括:开放以及与外界密切的社会联系;地方本身是一个过程,认同在不断的再建构过程中;地方内部具有其认同的多样性;进步的地方感并不否认地方性的存在等.基于马西的进步地方感理论,研究通过对广州关于移民以及粤语传承问题讨论中出现的话语进行的文本分析,指出广州本地社会在上述讨论的过程中,其少部分话语已经呈现出进步地方感所批判的禁锢性,因此需要在重新认识地方的过程中加以修正.     

地方、地方性与城中村改造的社会文化考察——以猎德村为例

本研究尝试从地方性角度出发,分析城中村地方性的形成机制和体现方式,利用历史演进的分析方法考察城中村改造前后地方性解构与重构现状。从地方等核心概念出发,探讨地方性的社会建构体系及特征,并认为地方性从景观、文本、符号及感知四个维度进行持续的社会建构。结合广州猎德村整体改造为案例发现地方性的建构与时空元素紧密相关,镶嵌在地方的发展过程,并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本文从理论上构建中国城市化中地方性研究框架;现实上为更深入理解城中村改造与地方性的关系,为更好地推进城市更新质量提供一定的参考。     

北京市老城区菜市场的地方性及其机制研究

地方性研究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领域,能够揭示地方的特质特性,从而实现对空间的理解。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基于地方理论的研究对象开始转向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而质性研究方法尤其适用于这一揭示空间社会意义的研究。本文选取菜市场这一典型城市空间,尝试运用质性方法对其进行地方性的建构并分析其地方性形成机制。研究认为,菜市场的地方性可归为地方空间特性、地方时间特性、地方意义三个方面;地方性的形成机制是地方物质环境、活动者、历史文化和现代性相互作用的过程。研究通过深入理解承载市民生活的空间,希望促进城市空间地方性的传承与发展。     

都市化村庄的公共生活、“二元时间”与地方节奏——以珠三角宁村为个案的分析

珠三角都市化村庄的地方性时间在工业化、都市化过程中发生巨大改变,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二元时间"制度。这种时间制度在仪式节庆和文体娱乐等公共生活中得以清晰体现,并塑造出独特的地方社会生活节奏。生产方式变迁、当地民众对意义的追求、"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地方政府干预等都在地方时间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城市回族社区的地方性——基于开封东大寺回族社区地方依恋研究

作为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少数民族,回族社区的地方性在城市化过程中受到严重挑战。论文以"地方依恋"为理论模型,以开封东大寺回族社区为典型案例,对城市回族社区的"地方性"进行深入解读。研究发现,由于围寺而居和强烈的回族认同感,城市回族社区的地方性特征主要受居住时间、文化程度、年龄大小和宗教信仰的深刻影响,地方依恋较深的地方主要在"寺市并存"或距离寺市都近的街道,内部空间上存在不同的宗教知识传承模式。这为丰富社区地理尺度的地方依恋理论和揭示回族社区人地关系机制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国家空间选择性、新城新区的开发及其房地产化——以南京河西新城为例

本文认为有必要将中国城市新区开发运动理解为新区空间快速开发与城市空间不平衡发展的相统一过程。本文引入国家空间选择性理论视角来理解中国城市新区开发的"双统一"过程。首先,将国家空间选择性理论具体化为三个分析维度——选择性的空间发展战略、选择性的国家权力和国有资源空间配置。进而以南京河西新城为例,从国家空间选择性角度实证解析了其发展的"双统一"过程。主要结论是：国家的空间选择性给河西新城的开发配置了明显优于其他地区的战略、权力和国有资源条件,引导社会资本的集中涌入,塑造了不平衡发展的城市格局。国家空间选择性主导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引致了河西新城发展的房地产化。     

Of Gardens,Hopes, and Spirits: Unravelling (Extra)Ordinary Community Economic Arrangements as Sites of Transformation in Cape Town,South Africa

Debates around diverse economies have flourished in geography in recent years, challenging the consistent and limiting hegemonic framing of the economy as singularly capitalist and global, through making visible the vast array of economic practices that are taking place alongside and beyond capitalist ones at multiple sites and scales. Bringing together debates around community economies,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scales and place, and Actor Network Theory, in this article we focus on the narrative of Mama Bokolo, a healer/gardener/diverse economic actor in Cape Town. Grounded on her lived experience, we suggest that allegedly local, marginalised actors like Mama are actively contributing to enact liberatory diverse economic arrangements beyond‐the‐local, by articulating networks across places and scales and fostering relations with a range of diverse, human, natural and supernatural actors. In doing so, we elucidate why precisely these more‐than‐local and more‐than‐human elements can be instrumental to enable transformative economic spaces of hope.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江南水乡古镇空间演化路径——以周庄古镇为例

江南水乡古镇是江南地域社会经济活动的高度聚合体，而空间作为功能的载体，是古镇保护与发展中的关键一环。本文以周庄古镇为例，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切入，解析不同旅游发展阶段古镇空间演化的行动者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关键行动者意图、行动者网络结构的变化，推动了周庄古镇空间重构和演化。在观光旅游发展阶段，周庄镇政府为关键行动者，通过行政征召、专家带头征召等方式促成行动者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使古镇商业空间沿河街生长，文化体验空间呈团块状散布；在休闲度假转型阶段，市场力量开始发挥更大作用，行动者网络重新调整，进一步推动古镇商业空间网状渗透，文化体验空间条块衍生。本文认为古镇空间的实践建构应高度重视原住民这一行动者的作用。     

不同类型产业集群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的比较研究

产业集群是当今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主要政策方向之一。本研究首先从理论上探讨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产业集群中行为动机和特征,其次案例分析内生型的花都区狮岭镇皮革皮具产业集群和外生型的东莞市石龙镇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不同阶段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然后对比发现两种类型产业集群中的地方政府行为方式与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和发展特征相协调,最后总结出不同类型产业集群在不同阶段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重点领域,以期为地方政府产业集群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Historical limits: narrowing possibilities in ‘Ontario's most historic town’

Place branding in heritage tourism development is presented as a strategy that opens up new possibilities for attracting investors and visitors by distilling, capturing and shaping what is distinctive about a place. This representational fix is an efficient marketing device in the sense that it represents places through widely intelligible symbols. Branding is also a limiting activity that locks places in time and class relations. While place branding has always had this dual effect, we argue that it has particularly insidious and limiting consequences for local development under current conditions of roll‐out neoliberalism. Beginning in the 1960s, several prominent residents and outsiders initiated efforts to transform the Town of Cobalt, Ontario, into a mining heritage tourism destination. In 2001, the town entered and won a contest to be named Ontario's Most Historic Town. The following year it persuaded Parks Canada to designate it as a national historic site. These two events provided renewed external validation for the efforts to brand Cobalt as a heritage site and began a new cycle of mining heritage tourism development. However, instead of breaking the dependency relationships that characterize resource regions, the current round of place branding has acted to circumscribe the range of possi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options.     

地方感的多态与分异：不同人群对旧城街区的感知

地方感指人与地方的情感关联,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关键概念。快速城镇化使得“地方”剧变,地方感也变得复杂多样,多元主体的地方感形成机制值得探讨。本文基于人文主义地理学视角,选取江苏省如皋市东大街为典型案例,通过实地调研,运用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将不同主体的地方感归纳为三类：根植型、创造型和关怀型。老年原住民形成了根植型地方感,其重点在血缘联结、归属感、身份认同;沿街商户生成了创造型地方感,主要涉及美学、经验与私人空间等;虽从地方抽离但仍与地方保持着积极情感纽带的“乡邻”们则形成了关怀型地方感,主要涉及关注、社会互动、熟悉等。借助案例剖析和质性研究方法,本文对地方感多元类型和形成机制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理解地方感的多态性和分异性。     

潮州古城旅游社区主客活动秩序研究

个体日常活动行为的时空特征及秩序反映出个体对空间利用的时空需求。本文选取潮州古城作为案例地，以周末为典型日，采用日常活动地图收集居民与游客活动数据，基于活动分析法及ArcGIS空间分析从流动、分布与状态三个方面探究大型旅游社区的主客活动秩序。研究结果表明：古城的空间功能在原有的生活功能基础上演化出旅游功能，并保持着主客活动的秩序性，但其流动模式由于交通管制条例的约束及主客的共同占用，暗藏潜在矛盾；由于主客活动意图的不同，决定了活动安排上时间与空间的错位，在时空资源配置上表现出“分时共地”、“共时异地”的嵌合特征；“共时共地”之时，由于古城的空间足以容纳主客的活动，加之“商业性好客”的驱使，使得主客活动仍能保持秩序化。由于潮州古城具有着相对独立的社区结构，社区旅游发展成为社区秩序重构的重要机遇，合理的规划内容和途径能有效促进旅游社区生活功能与旅游功能的协调，在利益主体的协商与适应中构建了主客活动的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