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干旱脆弱性的农户系统体制转换及其影响机制——以榆中县中连川乡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获取数据,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多体制视角,对农户系统体制及状态进行辨识,并构建农户对干旱的脆弱性指数对其进行评价;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识别农户系统体制转换影响因素,并从客观动因、主观动因和决定动因三方面,探讨农户系统体制转换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研究区农户系统体制从传统农业体制,向新型农业体制和非农型体制转换。农户由于自身转化力不同,转换结果存在差异。②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驱动系统体制发生转换,农户期望(教育支出和家庭责任)决定转换方向,农户转变生计方式的能力(行为认知、劳动力比重和社会网络)决定转换程度,在其作用下,农户体制和状态出现差异并最终导致脆弱性分异。     

贫困山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及影响机理

借助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与脆弱性分析框架,以恩施州为例,从敏感性与适应性两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进行定量测度,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探测脆弱性分异的风险因子与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研究区脆弱性水平整体处于中等水平,抵御内外部风险的能力仍显不足;②村域脆弱性主要为中、低等脆弱性,各村敏感性与适应性构...     

游地社区恢复力认知测度与影响因子分析——以千岛湖为例

人是社会-生态系统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旅游地社区恢复力提高是旅游地可持续治理的关键。运用通径分析方法,从治理、社会、经济及生态系统4个维度建立社区恢复力认知测度模型,定量测度千岛湖社区认知恢复力,识别脆弱性及应对能力认知对社区恢复力的复杂影响。结果表明：①社区恢复力认知可提取8个因子,政府治理在社区恢复力中的作用最为显著,是社区恢复力提高的主导力量。②千岛湖恢复力认知综合平均值为2.42,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社会子系统恢复力认知值最高,生态和经济子系统恢复力认知值最低,系统发展应关注生态资本的积累与保护以及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与稳定性。③社区脆弱性、个体和政府应对能力的各变量对社区总恢复力及各维度认知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政府应对能力对总恢复力及各维度认知的影响相对最强,个体应对能力对多数恢复力认知维度未产生明显影响。需进一步发挥个体作用,促进个体和政府的共同参与,提高社区恢复力。     

基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机制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是美丽乡村乃至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而农户主动参与是乡村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治理的关键。本文构建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发生机制研究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驱动因素及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农户行为遵循“认知—感知—响应”的发生路径模式,生态环境治理认知是驱动农户行为的基础性变量,生态环境治理感知是认知正向驱动农户行为的中介变量;(2)环境社会资本、环境影响敏感度、农户行为自觉等因素分别是制约生态环境治理认知、生态环境治理感知及生态环境治理响应的主要因素;(3)在美丽乡村建设及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多主体参与的社会监督、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本建设尚待加强,以农户为中心的多主体参与模式和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旅游地社区恢复力认知测度与影响因子分析——以千岛湖为例

人是社会—生态系统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旅游地社区恢复力提高是旅游地可持续治理的关键。运用通径分析方法,从治理、社会、经济及生态系统4个维度建立社区恢复力认知测度模型,定量测度千岛湖社区认知恢复力,识别脆弱性及应对能力认知对社区恢复力的复杂影响。结果表明:(1)社区恢复力认知可提取8个因子,政府治理在社区恢复力中的作用最为显著,是社区恢复力提高的主导力量。(2)千岛湖恢复力认知综合平均值为2.42,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社会子系统恢复力认知值最高,生态和经济子系统恢复力认知值最低,系统发展应关注生态资本的积累与保护以及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与稳定性。(3)社区脆弱性、个体和政府应对能力的各变量对社区总恢复力及各维度认知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政府应对能力对总恢复力及各维度认知的影响相对最强,个体应对能力对多数恢复力认知维度未产生明显影响。需进一步发挥个体作用,促进个体和政府的共同参与,提高社区恢复力。     

国家、市场、社会三维视域下的社会治理结构重塑探析

伴随着我国急剧的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治理危机和国家中心治理失效问题频频出现,任何单个治理机制都无法应对社会转型的挑战。国家-市场-社会研究视角的提出带来了研究视角的转换,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国家主义"研究传统。通过重构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实现政社互动、政企互联、企社互融和多元互动,可以重塑社会治理结构,有效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编制城市生态功能区划的相关思考

本文从生态功能区划的意义出发,对城市生态功能区划编制的工作方法及可应用的理论进行了介绍,并从(1)对城市生态系统的正确认识(2)注意建立可能的生态资源资料库(3)注意寻求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理想化模型(4)进行科学的生态功能区划(5)制定城市生态功能区建设导则等五方面提出如下观点:城市生态系统是以人的行为为主导,自然环境为依托,资源流动为命脉,社会体制为经络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建立生态环境要素资料库及建立生态因素单因子图层库,是客观、科学编制生态区划的基础;以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为前提,研究自然生态系统的理想化平台模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理想化模型的最佳结合,才能构筑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理想化模型;以环境问题为导向,以环境安全为原则,以环境合理功能为目标,才能制定科学的生态功能区划;为确保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建设要求,保障生态功能区划实施的有效性,制定刚性与弹性相结合的城市生态功能区建设导则是必要的。     

广东省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与政策优化研究

在"十四五"规划中,中央提出要巩固和拓展扶贫成果.这一措施重点在于治理导致农村相对贫困的根源,预防脱贫后受风险冲击返贫和贫困代际传递,进而实现脱贫成果的巩固.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广东省饶平县和惠来县为研究对象,在可持续生计框架内描述分析农户的生计脆弱性,选用熵值法定量分析农户家庭生计脆弱性情况,同时探究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     

中国妇女发展脆弱性：测度、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

借鉴人类发展指数（HDI）,从健康、教育及就业三大维度构建中国妇女发展脆弱性评估模型。以妇女发展脆弱性指数为测度指标,运用变异系数、LISA时间路径和时空跃迁等方法,对2006—2016年中国妇女发展状况的区域差异、空间分布和时空交互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2006—2016年,中国妇女发展脆弱性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区域差异在波动中逐渐扩大。在区域尺度上,东部地区较低,中部和东北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显著,呈现两极化;②脆弱性类型以低和较低脆弱类型为主,大致以“胡焕庸线”为界,西北半壁妇女发展脆弱性显著偏高;③中国妇女发展脆弱性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相对长度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及西南地区递增,弯曲度表现出相似的空间分异特征;④妇女发展脆弱性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全球化和教育事业发展对于降低妇女发展脆弱性具有积极作用。政府行为的驱动效应对脆弱性存在抑制作用,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国家公园游憩舒适性的探索性研究——基于生理-心理-精神-社会动态模型（BP2S）新视角

游憩舒适性对国家公园游憩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实现和游憩体验质量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和网络文本分析方法探索游憩舒适性的定义、结构维度及其生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游憩舒适性定义为国家公园游憩舒适物与游憩体验共同作用下通过游憩者主观感受生理、心理、精神和社会的非物质性惠益,并对游憩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做出质量反馈,包含4个核心范畴、12个主范畴和38个附属范畴;（2）游憩舒适物由自然舒适物、人文舒适物、服务舒适物和氛围舒适物4个要素构成,是国家公园游憩舒适性生成的客观驱动因素;（3）基于生理-心理-精神-社会动态模型,构建了国家公园游憩舒适性生成的内在作用机理模型,并强调了身体主体性、沉浸体验性、意义体验性和社会适应性4个主观驱动因素。文章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理论,为国家公园游憩空间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洞庭湖区湿地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研究

洞庭湖区湿地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生态系统之一,湿地资源特别丰富,开展湿地生态旅游资源条件十分优越;本文根据洞庭湖区湿地呈同心环带状分布的特征,对洞庭湖区湿地资源进行了景观分类:即洞庭湖湖泊河汊区、洞庭湖湿地平原区、洞庭湖环湖低丘岗地区;分析了洞庭湖区湿地旅游资源的特征和开发利用现状,按照洞庭湖湿地各环带生态旅游资源的特点,提出了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即洞庭湖湖泊河汊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模式,洞庭湖湿地平原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模式,洞庭湖环湖低丘岗地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并就湿地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中应注意的问题作了说明,以期达到保护湿地生态环境,合理开发湿地生态旅游资源,实现洞庭湖区湿地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路学”视角下公路交通对旅游地的影响维度与机制研究

“路学”是关于道路功能、时空演化及其区域影响的理论,为研究公路交通对旅游地影响提供新视角。借鉴“路学”构建“公路建设及其作用-公路对旅游地的影响-公路与旅游地交互响应”结构模型。结果表明：公路交通对旅游地的影响表现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维度,且具有正向影响。公路在增强旅游地通达性、刺激经济发展和改变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具有鲜明的社会文化特性,改变着人们的旅游经历与体验方式,引发地方重构和社会重塑。经济和生态维度对交旅响应有着正向影响,社会和文化维度影响不显著,交旅交互响应对公路交通建设影响不显著。进而基于生产、使用、建构和消费构建影响机制,以期为促进交旅协调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科学依据。     

基于生态文明的县域环境-经济-社会耦合脆弱性与协调性研究——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为例

选取2005-2015年齐齐哈尔市县域环境、经济和社会数据,构建包含三大子系统,9项要素,27个指标的县域环境-经济-社会系统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细分判别标准对其生态文明及内部三大子系统的协调性进行评价;采用脆弱性模型对2015年县域环境、经济与社会的脆弱性分级;运用ArcGIS对2015年生态文明指数和内部协调性可视化对比。结果表明：①齐齐哈尔多数县域生态文明质量逐年提升,但远未达良好水平;②县域环境、经济与社会失调发展年份居多,协调年份极少,社会滞后型成为影响协调发展的主要类型;③县域耦合脆弱性问题严峻,部分县域脆弱性出现两极分化;④县域生态文明建设与三大子系统耦合协调程度不匹配现象严重,协调度有待提升。     

洞庭湖湿地景观特征与农业产业化模式研究

洞庭湖湿地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景观生态系统之一,湿地农业资源丰富,农业开发历史悠久,生产化水平较高,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商品基地。由于过去长期受传统耕作方式的影响,农业产业化程度较低,农业经济发展缓慢;本文根据洞庭湖湿地景观特征,对洞庭湖湿地农业资源和湿地农业开发现状进行了评价和分析,指出了湿地农业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洞庭湖湿地农业产业化开发利用模式,以实现洞庭湖湿地农业经济的飞速发展。     

城市绿地服务功能的居民认知度研究

城市绿地作为城市中公共场所和自然元素,担当着多种功能。而居民对城市绿地各种服务功能的认知度受到自身主观因素和所处绿地环境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问卷对南京市居民绿地服务功能认知进行调查,从居民绿地服务功能重要性认知、服务功能感知两方面分析居民认知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居民对各服务功能的感知程度与其重要性认知结果大体一致,对绿地的生态环境功能感知度低于其主观重要性认知水平;居民自身主观因素中的年龄和文化程度、所处绿地数量和植物种类对居民的感知程度和重要性认知有显著影响。     

THE WATER BALANCE OF LAKE SEVAN BASED ON NEW DATA

Lake Sevan, the largest lake in the Caucasus, with an area of about 540 square miles, underwent a rapid drop of its water level after its discharge was artificially expand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series of hydroelectric stations on the Razdan River, its outlet. The drop of the lake level was associated with advers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and led to a decision to transfer water from the nearby Arpa River to the lake to help maintain its level. The diversion tunnel from the Arpa River is under construction. New findings on the various components of the income and outgo of water have made it possible to adjust the water balance of Lake Sevan and to predict the balance after the Arpa-Sevan diversion tunnel goes into operation.     

Saving the environment: women at the wheel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role of women i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movement.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pollution arises with the occurrence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modernization. Women's vulnerability to thes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results in a greater awareness of the links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Women are in a strong position to develop integrated responses to the problems surrounding them. With the many barriers women faced, more and more women are educators, scientist, doctors, politicians, and business leaders. These women have a special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at agricultural chemical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do not endanger the health of the food supply or the environment as a whole; that high quality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are made available to those in need; that girls receive decent education; that business decisions are made with a firm eye on their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and that this planet fits for human habitation. By virtue of women's powerful position as consumers and educators, and their rising strength as business and political leaders, the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implement holistic solutions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ince the well being of the environment is a prerequisite to human well being, a true "green revolution" is called for. It necessitates the draft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holistic legislation, the creation of accounting systems that account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inclusion of people across the social spectrum.     

城市区位景观尊严规划研究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景观空间研究由"物质景观"转向了"物质与文化景观并重"的研究,其本质在于从人本主义视角探究不同景观的区位价值和区位重构关系,尤其关注城市日常生活空间质量观下的人居环境景观与景观的社会公正配置与规划,从而响应不同的区位价值,满足阶层化下的人的区位尊严需求。本文重在从行为文化区位景观价值视角探讨城市区位景观价值的演变特征、区位景观理论的内涵与构成及区位文化景观尊严规划的原理构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