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的文化标签下“同志”社会空间的生产——以广州市X公园“同志渔场”为例

性少数群体对于城市空间的利用是城市研究中的新兴话题。这类研究主要探讨"非主流"的社会身份如何通过对特定的社会空间的利用,引发空间意义的生产及社会关系的建构。本文以广州市X公园的"同志渔场"为案例,研究男同性恋者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利用与体验。研究认为,X公园的"同志渔场"不仅给性少数群体提供了性身份暂时解放的空间,亦是其不断体验自身"非正常"的身份标签的空间。同志的空间实践体现的不是对于主流的社会规范的抵抗。相反,他们的空间实践是明显地处在"非正常"这一身份标签的作用之下的。     

距离、边界与可见性：辽西地区史前聚落结构与社会组织

史前聚落的结构反映了生存空间的组织形式,也是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本文从空间分析的视角入手,观察并梳理了史前辽西地区聚落结构,重点关注居址的空间结构和墓葬的埋葬模式。辽西地区居址的空间模式有组合家户、独立家户和扩展家户等,墓葬的空间模式主要分为居室葬、居住区埋葬、聚落墓地或祭祀区埋葬等,这些不同的空间模式存在距离、边界和可见性差异。本文认为,聚落的空间结构与聚落社会的组织方式有关。在生业方式转变、居住时间延长、人口增长过程中,人们在处理日常生活、埋葬或仪式过程中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不同选择,反映了血缘亲情纽带和群体地域联系等社会关系的潜在变化。     

从集市透视农村消费空间变迁——以胶东P市为例

集市是传统乡村社会的主要消费空间,具有消费、交换、贸易等经济功能。但是传统集市又嵌入于乡土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它也具有社会交往、娱乐、社会认同等社会功能。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传统集市的社会功能开始减弱,经济功能则凸显,并且在传统集市之外,出现了超市、专卖店、专业集贸市场等新型消费空间。这些变迁一方面导致了农村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另一方面导致农村公共生活萎缩。在顺应农村市场化趋势的同时,如何重建农村公共空间,恢复公共生活,是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难题。     

北京历史街区文化产业的参与群体研究

"人"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和物质空间的使用者,其生产、生活和消费行为深刻地影响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使历史街区在原有的生活功能基础上增加了文化生产的功能,使原有的以居住和生活交往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生变化。由社会网络所构成的社会资本的变化,使历史街区文化产业参与主体的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着产业的发展。     

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英国私人社会交往探析

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英国私人的社会交往发生了变化,表现在交往形式、交往空间和交往对象的变化上。交往形式从以群体为中心向以个体为中心转变;交往空间不再局限在庄园或者村庄共同体之内,而是扩展到周边教区甚至遥远的大城市;交往对象超出了昔日亲属或者村庄共同体居民范围,职业和共同的兴趣日益成为连接人们社会交往的纽带。私人社会交往的变化,使得英国个体的私人生活日益朝着个性化、自主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论居住区内公共空间建设

城市居住区公共空间是指在城市居住群中,在建筑实体之间存在着的开放空间体,是城市居民进行公共交往、休闲娱乐,举行各种活动的开放性场所,其目的是为广大公众服务。公共空间的建设主要在于公共服务设施的设计和设置。本文就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做相关研究。     

基于社会关系网络视角下宗教旅游地社会空间演化研究——以甘肃郎木寺镇区为例

社会关系构成社会空间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关系的变化可引发社会空间的响应。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开发导致的社会关系变化已日渐成为影响社会空间的重要力量。为揭示社会关系对社会空间的影响机理,本文以郎木寺镇为例,以社会关系网络为研究视角,深入分析了旅游影响下郎木寺内外关系、内部关系和交互关系的种种变化,重点论述了社会关系变化对传统社会空间(宗教空间、民居空间和商业空间)影响;最后总结了社会关系分析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研究展望。     

从居住角度看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私人生活的变迁

中世纪晚期以来,英国社会私人居住状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居住空间的规模与布局安排等方面的变化,体现出私人空间的扩大和家庭内隐私意识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这个私人领域的重视;其次,居住群体本身越来越孤立和排外,表现出私人空间的日渐独立和私人化;再次,人们的居住习惯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表明隐私观念日渐增强和普及。总之,在英国社会的转型时期,私人生活发生了很多显著的变化,日渐朝着愈来愈私人化、个人化和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在此时段,现代意义上的私人生活的基本特征逐步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观念意识中得以确立。     

基于信息流的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空间结构研究

信息流动空间的支配性功能实质性地改变了现代城乡文化的空间结构。基于文化信息流的表征,通过构建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节点的结节性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建模将文化节点的影响范围转化成结节性指数、文化节点等级与文化传播方式相结合的函数,发现信息化背景下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的空间结构有三个特征:1城乡文化节点呈现以"京广"铁路为界东高西低的等级体系,其功能趋于软化;2文化廊道日益凸显,城乡文化空间结构的弹性逐渐增强;3城乡文化空间结构趋于网络化。信息化背景下应充分利用市场配置规律,发挥文化廊道的正效应,构建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优化文化信息流动空间,重塑现代城乡文化的空间结构。     

他者的身体实践与城市公共空间融入研究——以“麦宿者”为例

“身体”是管窥和解读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视角。基于身体地理学,探讨他者身体与城市空间之关系,可为理解边缘群体与城市公共空间融入提供有益视角。文章以长期夜宿于麦当劳餐厅的“麦宿者”为例,探讨其身体实践与城市公共空间之相互作用,以剖析边缘群体对城市公共空间融入的过程机制。研究发现：麦宿者身体特征具有鲜明的他者性,并主要通过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身体实践来与饮食空间开展协商,通过在特定时空下的弱化他者性,来实现饮食空间的融入。文章建立了他者身体与城市公共空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在身体实践方面对身体地理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补充。     

空心村村民居住生活空间特征及其优化重构——对河南邓州市8个村庄的调查

在空心村整治过程中,地方政府普遍重视通过土地整理和迁村并点实现用地集约,而忽视对村庄内部村民居住生活空间的优化。本文以邓州市桑庄镇8个村作为调研区域,对当地村民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归纳出空心村背景下乡村居住生活空间的形态变化和利用模式,分析其反映出的乡村生活中的矛盾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乡村居住生活空间的重构思路,为空心村整治过程中乡村社区的重建与优化提供参考。     

城市公租房社区生活空间质量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以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观理念为研究框架,运用核密度、缓冲区分析等方法从社区物质环境以及居民对社区感知两个维度对城市公租房社区的生活空间质量进行评价。研究发现：西安市公租房社区空间布局较为偏远,集聚特征明显;除教育资源外,医院、商业以及游憩等资源均处于低可获性状态;社区居民对公租房社区房屋面积、房屋质量、物业管理、社区绿化等方面满意度较低,社区归属感及长期居住意愿不强。西安市公租房社区在社区资源可获性方面存在一定的空间剥夺现象,社区整体生活空间质量水平不高。     

信息通讯技术对城中村女性居民活动空间的影响研究

21世纪以来,信息通讯技术（ICT）的飞速发展对居民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导致居民日常活动时空特征的重构。本研究利用北京城中村居民问卷调查数据,探究ICT影响下的城中村女性居民的活动空间。首先,通过归纳城中村女性居民网络活动特征,发现具有年轻、未在婚姻关系内、受教育水平高、经济状况较好等人口学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女性是进行上网活动的主体人群。其次,运用计量模型探究ICT影响下的城中村女性居民的活动空间,发现ICT不是居住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但能减小女性休闲娱乐活动空间的制约。此外,网络购物对实体购物的补充作用大于替代作用。随着ICT影响的日益扩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城市规划管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多维贫困的时空耦合特征研究

村级尺度上探索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贫困之间的关联特征以及二者耦合作用机理,是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的重要一环。本文分别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多维贫困综合发展监测模型,结合时空探索性分析和耦合协调分析方法,综合揭示两者的时空发展分布特征及其耦合关联关系。2015—2018年研究区内58个行政村的实证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内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呈中段高、南北段低的空间非均衡性分布,整体发展差异呈缩小趋势;②研究区内贫困村的多维贫困状况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中北段地区贫困程度较轻、南段贫困程度较深的格局;③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多维贫困存在空间负相关性关联与明显耦合,且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贫困村多转为同步型发展。研究结果可为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和参考。     

中国村镇主体空间行为博弈及对策分析

我国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时期以来,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动下,各类村镇主体的空间行为能力逐步增强,在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不理性的空间行为,在农村地区引发出诸多的空间问题。本文以各类村镇主体(农村居民、企业、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地方政府)的空间行为为研究对象,运用博弈理论深入分析各类不良空间行为产生的根源,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公共政策建议,以期改变其博弈规则,从而有效引导和规范各类村镇主体的空间行为,优化村镇空间。     

基于活动空间的城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蓝绿空间品质差异研究

人本导向的动态蓝绿空间品质差异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从城市居住分异视角切入,以南京市单位小区、传统社区、城中村、保障房和商品房小区的不同收入人群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居住地、工作地、其他日常活动地点以及主要活动路径上的蓝绿空间品质,交叉对比不同类型社区和不同收入群体获得的蓝绿空间品质差异,进而研究蓝绿空间质量对居民环境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基于活动空间测度的不同社区类型居民蓝绿空间品质差异明显,但不同收入群体蓝绿空间品质差异不显著;活动路径的蓝绿空间要素比活动地点对居民环境感知的影响更大。     

1992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的变化趋势

1992年之后,我国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城镇居民居住消费发生了深刻变化。居民购房公平自由,私有住房的比重急剧攀升,住房设施日益完善,居住环境不断优化,居住开支迅猛增长,城镇居民居住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然而受不正确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在居民居住消费过程中,一些诸如住宅私有率过高、住宅面积过大、一房伴终身等严重脱离实际需要和基本国情的问题日益突出。     

基于小产权房居住满意度的实证研究——以南京迈皋桥地区小产权房社区为例

小产权房是一个涉及广泛民生,持续受到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小产权房交易屡禁不止,是目前政策的难点之一。本文从城乡规划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南京市城郊结合部典型小产权房小区的实证调查,了解小产权房居民的居住状况和居住满意度。研究内容涉及小产权房居住区的社会构成,居民对小区外部环境、小区建设状况、小区社会生活的满意度状况,以及小产权房小区违规建设导致的问题,并针对居住品质改善提出建议。最后,从城乡规划的角度对现存小产权房的治理提出一些建议。     

乡村绅士化进程中旅游型村落生活空间重塑特征研究——以北京爨底下村为例

作为乡村空间价值重现的重要形式,乡村绅士化在西方国家受到极大关注,而我国则鲜有研究。基于此,本文以乡村绅士化现象为主线,选取爨底下村为案例区,采用参与式评估法和质性访谈法,对人口结构、聚落形态、居住空间以及公共空间等绅士化表征空间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绅士化前后,生活空间发生重大变化,生活群体构成逐渐多样化,住宿价格飞涨,聚落空间的相似性被打破,居住空间逐步开放化,传统公共空间趋于退化或消失,当地村民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而这些变化是绅士化过程中多方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昆明市保障性住区居民就业空间特征及其收入效应分析

保障性住房建设解决了大量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但大多区位偏远、交通不便,远离城市就业中心,导致低收入人群的通勤成本上升,进而对其就业和收入产生影响。本研究以昆明市为样本城市,选取廉租房、公租房和经适房3类保障性住区,利用通勤距离、通勤时间、通勤方式、工作地点等指标,从居住-就业空间匹配角度,揭示保障性住区居民就业空间特征;并通过建立包含空间虚拟变量的多元回归方程,揭示了保障性住区居民就业空间特征对其收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