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站点可达性、客流与站点商圈零售商业结构关系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地铁与城市商业地域的结构存在极大关系。实地调查获取广州15个地铁站点商圈零售商业营业面积、地铁网络等数据,利用栅格分析方法计算不同地铁站点的可达性程度的差异性。运用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地铁站点可达性、客流与站点商圈零售商业空间结构的相关关系。以广州天河市级商业中心为例,微观上分析地铁站点客流对商业中心空间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地铁站点交通可达性、客流量与站点零售商业营业面积存在较强关联性,但换乘站点的可达优势与客流优势在商业上未能完全体现;地铁客流与较高等级的商业存在较大的相关性,而与低等级的商业相关性小,甚至负相关;客流的增加促进了地铁附近的商业形态从传统零售业向更高级业种演化。     

公共交通可达性分析方法进展

公共交通可达性拥有空间属性、时间属性、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它是一种衡量区位价值的综合性指标,不仅可以反映城市空间特征,同时对城市中生活的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和生活习惯,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为了不断适应新形势下的交通发展要求,减少环境负担,早日实现低碳绿色发展,创新公交都市规划与分析方法迫在眉睫。本文对基于个人的、基于效用的、基于基础设施的和基于位置的可达性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归纳了七种公共交通可达性的分析方法,分别为：基于缓冲区的公共交通站点可达性、基于供需模型的公共交通面状可达性、基于网络分析法的公共交通网络可达性、基于成本栅格法的公共交通可达性、基于成本栅格与网络分析的集成法的公共交通可达性、基于高性能图形数据库的公共交通高精度可达性、基于开放地图 API 的公共交通高精度可达性。 以期为我国未来公共交通可达性的分析方法提供指引和借鉴。     

欠发达地区城市公交底线公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及成因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底线公平是欠发达地区城市公交发展的基础指标。基于底线公平理论,本文从公交服务公平性、资源配置公平性、保障公平性三个方面,建立了城市公交底线公平性测度指标体系,采用PCA模型对欠发达地区城市公交的底线公平性进行测度分析,以云南省为例获取城市公交底线公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云南省城市公交的底线公平性总体较差,空间分布呈现“圈层”特征,全省城市公交底线公平的整体空间分异与主因子空间分异特征吻合;平均候车时间、公交站点覆盖率、公共汽电车责任事故死亡率、公交运营车辆人车比等指标是影响公交底线公平的关键指标。     

广东区域可达性综合探测及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本文以广东省陆路交通网络为对象,综合利用可达性度量模型对广东省区域可达性进行测算和空间特征分析,并进一步实现广东省省域的等级分区。结果表明,广东区域日可达性和时间可达性呈现出同心圆分布特征,并具有明显交通网络指向性;但在空间、交通网络结构和社会经济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潜力可达性表现出多中心圈层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揭示了广东省区域可达性的空间格局及分异规律,探讨了地理区位和城市发展在可达性空间分异中作用,从而为广东产业布局优化、土地集约化利用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基于弱势群体需求的北京服务设施可达性集成研究

关注人群属性和需求,探讨服务设施供给的社会公平是新时代服务设施研究的重要议题,对于人口总量巨大、社会构成多元、社会空间分异凸显的大城市尤其如此。尽管研究某一弱势群体对单项服务设施需求的文献不断涌现,但是结合居民主观的服务设施需求偏好的可达性集成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北京作为案例城市,首先采用居民主观调查数据分析四类弱势群体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结构,然后基于POI数据,借助GIS分析这四类弱势群体服务设施需求偏好下的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综合可达性情况,且对综合可达性较差的区域进行了空间识别。本研究综合定性与定量方法,探讨主观与客观数据相匹配的可达性集成方法,可以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并能够对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提供理论支撑。     

线上和线下生活服务设施可达性及其协调关系——以生鲜果蔬店铺为例

作为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零售”得到蓬勃发展,提供当日配送服务的“新零售”深刻影响了城市生活服务的可获取性和时空可达性。本文以南京中心城区为例,运用两步移动搜索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探究提供当日配送生鲜果蔬服务的店铺和传统生鲜果蔬实体店空间分布特征,分析线上和线下生鲜果蔬店铺的可达性及空间协调关系。研究发现,线上生活服务遵循技术扩散假说,强化了中心城区的生活服务集聚,同时线上生活服务集聚和可达性仍受实体地理空间约束;线上生活服务有悖于效率假说,对传统生活服务的空间分异具有加强作用,整体上没有提高生活服务的供给效率和空间公平性。研究结果可为新零售影响下城市生活服务设施的配置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北京市区轨道交通对周边住房租赁价格的影响分析

基于北京市六环内住房租赁样本的交易数据,本文以北京地铁为例,采用空间回归模型实证探讨轨道交通对合租和整租这两种不同方式下的住房租赁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基于轨道交通的就业可达性对于租赁价格会产生显著的增值效应,租客愿意为就业可达性较好的住房支付溢价租金。②地铁站点密度对整租的租赁价格具有正向影响,对合租无显著影响,而地铁换乘线路变量未对租赁价格产生显著影响。③轨道交通对合租和整租住房租赁价格的影响随着距离增加呈现差异化的演变规律。合租方式的租赁价格的影响随着实际路网距离的增加呈现单调递减,距站点500m范围内影响最大;而整租方式呈现倒“U”形变化,在500-1500m范围内增值效应最大。针对研究结果,建议政府加大租赁住房供给的同时要充分考虑轨道交通要素,精准施策以实现公共资源的空间高效配置。     

季节时空交互视角下老年人公交移动性的影响因素研究——以芜湖市为例

公共交通是我国老年人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之一,公交移动性是衡量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从季节和空间双重维度分析老年人公交移动性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深入理解老年人出行行为机制。利用公交刷卡数据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了季节时空因子对老年人公交移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不同季节中空间因子对老年人移动频率、移动半径和移动熵的解释力和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对老年人移动性影响机制的分析应考虑时空变化的双重影响;②不同空间因子之间以及季节与空间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可以显著增强对老年人移动性空间分异的解释力,考虑多个因素的协同效应对深入理解老年人行为有一定帮助。研究试图拓宽老年人移动性影响因素的分析思路,为老年宜居城市建设和城市移动性规划提供重要支撑。     

基于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的浙江省交通可达性时空格局研究

以浙江省69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利用1996、2004、2012年路网数据,借助ArcGIS网络分析功能,采用基于城镇综合发展水平的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指标,探讨浙江省综合交通网络中节点城镇可达性及其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1996-2012年,各城镇可达性均出现不同程度提高,彼此间联系趋于紧密;②城镇可达性存在空间分异,且提升幅度各异,均衡化趋势明显;③城镇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大,逐渐向以"四大都市区"为中心向四周递增的"∏型"多级空间结构转变。总体上来看,城镇可达性变化及空间格局演变体现了区域统筹发展的战略要求。     

基于GIS的农村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分析——以河南省兰考县为例

针对农村医疗设施空间分布的公平性问题,提出了使用GIS技术和空间可达性指标评估医疗设施的区域分布特征。以兰考县乡级以上卫生院为例,建立人口分布、医疗设施位置、行政区域等地理数据库,选择人均医疗资源分配、就医的最近距离、选择医院的机会、重力模型及改进的重力模型5个空间可达性模型,计算了各乡镇、各行政村的医疗设施可达性指标,并制作了相应的专题地图;在此基础上对医疗设施的空间布局进行了分析。空间可达性指标全面地反映医疗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鉴别出资源分配较薄弱的区位,是农村医疗改革中设施规划和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     

海口城市建成环境对高峰期网约车通勤出行的影响——基于滴滴出行数据

网约车的普及重塑了居民的通勤行为。城市建成环境作为居民通勤出行的制约因素,是交通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采用海口市滴滴出行订单数据,刻画格网尺度的居民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的空间分异格局,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的影响。结果表明：(1)早晚高峰通勤时间在空间上表现为中间集聚、四周分散的分布特征;早晚高峰通勤距离呈现梯度递增的圈层结构。(2)不同维度的建成环境因素对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的影响程度不一;其中距公交站距离、距市中心距离、职住比、道路邻近度是核心影响因素;人口密度、就业可达性、路网密度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3)从影响效应看,交通区位优越、职住趋于平衡、道路邻近度高、就业可达性好能引导网约车与多元交通协同发展。结果可为改善交通出行环境、优化居民通勤结构提供借鉴。     

基于出行调查和GIS分析的县域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评价研究——以德兴市医疗设施为例

针对传统的县域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分析主要考虑空间可达性的问题,提出一套更全面和贴近实际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评价方法体系。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评价应能反映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服务质量、居民的需求与选择三方面内容,为此应综合采用GIS、问卷调查、出行路线图分析等多种技术。在具体操作上,提出"建立县域公共服务设施等级体系--基于时间距离的设施可达性计算--考虑个体行为选择的服务区划分--基于服务区的设施使用状况评价"的"四步法"。主要有两个创新点:①引入了基于出行调查的服务区分析,反映了设施的异质性带来的居民的自主选择和跨区域流动情况;②对设施服务质量的考虑更全面,不仅限于传统的设施规模,还考虑了医生水平、硬件设备、科室设置等因素。     

基于手机数据的西部城市居民出行特征研究——以西宁市为例

基于手机轨迹数据系统的定量分析了西宁市不同群体的出行特征差异,通过定义移动距离、回转半径、出行频次和停留位置个数来定量居民的出行特征,分析不同性别、年龄段、工作日和休息日西宁市居民的出行差异.研究发现:①不同年龄群体出行行为差异显著,其中31-40岁年龄段居民的出行需求最为强烈,大于60岁的老年人出行需求最小;②男性在...     

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空间分异研究

转型期以来,政府治理制度的变革及公私部门关系的重构使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主体、供给机制逐步多元化,其分布形态也由空间均衡趋向分异。本文以广州为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总体上呈核心-边缘空间格局,区域供给规模差异大且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区际及不同类型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差异显著;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均衡分布模式被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收入地区指向的集中布局模式所取代,表现出类似西方国家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的"反比例服务法则"。     

北京城市保障性住房居民的就医可达性研究——基于GIS网络分析方法

本文以北京市为例,采用GIS 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具有中低收入群体特征、居住在保障性住房居民通过公共交通和私家车方式,到达各类医疗设施的就医可达性。分析结果显示：从出行方式来看,采取私家车出行的就医可达性高于公共交通。从就医可达性的医院等级来看,三级医院的可达性明显低于社区医院。从就医可达性的空间分布来看,位于城市中心、北部和东部地区的保障性住房居民,其可达性相对较好;位于城市高速路沿线的保障性住房汽车出行可达性较高、但公共交通可达性相对较差。从就医可达性的时间上看,建设年代偏后的保障性住房就医可达性差。通过这些分析发现,居住在保障性住房、选择公共交通的保障性住房居民的就医出行更加不方便。     

Residential location,workplace location and car driving in four Norwegian cities

Based on a study in four Norwegian cities (Oslo, Stavanger/Sandnes, Bergen and Trondheim) differing in size and centre structure, this article illuminates how residential and workplace location, local-area density and transit accessibility influence different aspects of travel behaviour. We find strong effects of residential and workplace distance to the city centre on overall driving distances and commuting distances. We also find clear effects of local area densities around residences and workplaces on the choice of car as a travel mode, along with less pronounced effects of the distance from dwellings and workplaces to the city centre. In the cities with the best developed transit provision, we also see clear effects of transit accessibility at the residence on the propensity of choosing the car as travel mode. The results provide strong support of Norwegian national policies of urban densification as a planning strategy to curb the growth in urban motoring. However, although the influences of urban structure on travel show many similarities across the four cities, there are also important differences reflecting variations in centre structure (predominantly mono- or polycentric) and population size. The magnitude of the influences of various urban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n travel behaviour are thus highly context-dependent.     

西安城市居民绿色出行的群体参照影响与自我价值判断

选择本土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以参照群体影响为外界变量,以自我感知价值为内部判断变量,将二者关联绿色出行意愿,意欲明晰是外部群体影响还是自我价值判断最终主导了人们的绿色出行选择。研究结果显示：参照群体的两类影响（信息性影响与规范性影响）对居民绿色出行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功能性感知价值与社会性感知价值对居民绿色出行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情感性感知价值对居民绿色出行意愿影响不显著;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绿色出行感知价值在参照群体影响与居民绿色出行意愿之间存在部分或完全中介过程。     

A Measure of Competitive Access to Destinations for Comparing Across Multiple Study Regions

Accessibility is now a common way to measure the benefits provided by transportation–land use systems. Despite its widespread use, few measurement options allow for the comparison of accessibility across multiple urban systems, and most do not adequately control for market competition between demand-side actors and supply-side facilities in localized markets. In this article, we develop a measure of competitive access to destinations that can be used to accurately compare accessibility between regions. This measure stems from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ing and accounts for competition at both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of analysi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and travel behavior, and any imbalance between the size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number of opportunities. We use this method to compute access to employment for Canada's eight largest cities to comparatively examine inequalities in accessibility, both within and between cities, and by travel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