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政院总裁

主持和领导资政院工作的总裁(议长),在资政院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权力。武昌起义以前的四五年间,清政府先后简派了六位正副总裁,他们的出任、活动、解职都反映了清政府利用总裁,控制资政院,使资政院仅仅成为封建政府的御用议事机关的意图。     

大权将何以总揽?——从召对、奏事的改变看预备立宪时的皇权

召见制度与奏折制度是维护清代皇权专制的核心制度。宣统二年(1910)底,清廷决定仿行责任内阁制。在制订内阁官制时,加强内阁总理大臣责任,限制召见官员资格、缩小奏事范围是这一制度的应有之义。不过,摄政王与众大臣们考虑到实际情况,只能拟订暂行章程基本维持原状。但是,暂行章程毕竟只是临时政策,随着完全内阁的实施,召见制度、奏折制度必将产生巨大变化,这甚至会触动皇权的根本。由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才中断了这一进程。     

垂帘听政、训政、归政与晚清的奏折处理

咸丰帝去世后,清朝原有的由皇帝独揽大权的局面不复存在,国家政务依靠咸丰帝遗命的"赞襄政务大臣"制度来维持,内外奏折、大小国事由八位政务大臣赞襄处理,交两宫皇太后钤印确认。这一权力格局因"辛酉政变"而改变,并由此而衍生出垂帘听政及议政王、军机大臣辅佐制度:内外奏折,由两宫皇太后先阅,并授意议政王军机大臣拟批。同治帝亲政后,政务与文书程序"归复旧制",同治帝恢复一切权力。光绪帝登基,垂帘听政再次举行。待到光绪帝成年,其生父奕先是创造皇帝亲政同时皇太后训政的特殊体制,光绪帝完全处于文书和政务"训练"之中;后来又创造一种有限度的皇太后"归政"模式,光绪帝的奏折处理、上谕拟定之权大打折扣,无限期接受慈禧太后监督,为此后宫廷争权和晚清政局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明清时期府县官对下政务运作

府县是明清基本行政区,其首脑知府、知县,通称府县官,是将朝廷政令付诸执行的责任人,与民最近,号称"父母"。这种既为首脑,又为"父母"的地位,也使得他们不得不面对治下的各级官吏和属民,故此讲究制驭与安抚之道,也是对下政务运作的总体要求。府县官的出身不同,在实行回避制度的情况下,来到自己原本不熟悉的地方,要想实现制驭与安抚之道,很大程度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君主专制政体原本就依赖于人治,而人治的特点是依靠个人的才能、品德、理念来实施权力,进而导致府县官对下政务运作既存在制度的因素,也有个人的智慧。从文书种类、相见礼数、催征科役等方面,既可以了解对下政务运作的情况,又可以看到地方治理的问题。     

绅权扩张:谭延闿与清末湖南咨议局北大核心CSSCI

清末预备立宪背景下,地方各省纷纷成立咨议局,接受新思想熏陶的士绅多加入其中。谭延闿作为湖南咨议局议长,拥有较强的参政意识,率咨议局与巡抚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清季官绅冲突的原因由多方所致,既有宪政支持下士绅权力扩张的因素,又有立宪进程中制度不完备的因素。为从制度上保障绅权扩张,谭延闿迫切希望加快立宪,成立责任内阁。反对“皇族内阁”失败后,谭延闿对清廷由希望变为绝望,并最终倒向革命。预备立宪期间,谭延闿积极宣传宪政思想,为革命的爆发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他的角色转换和心路历程亦是清末一些开明士绅或知识分子嬗变的缩影。     

论谘议局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之大成,建立了由满族皇族独揽大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广大人民毫无民主权利可言。可是,在辛亥革命前夕,清朝政府却被迫宣布要在京师设置资政院,在各省设置谘议     

1946年的宪政方案

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宪政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幕。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促成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在内的国内各派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协商,达成了宪政共识,为中国设计了一套宪政制度。即：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在中国通过一部民主的宪法,建立一个两院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制度的宪政国家。本文对此进行一个大致的勾勒。     

《唐代选官政务研究》出版

<正>刘后滨教授近著《唐代选官政务研究》,2016年5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系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丛书的一种,共9章,20余万字,是从政务运行角度研究唐代选官制度的一部专著。书中从北宋选官制度和选官政务中的问题引入,具体考察了唐代官员     

清末资政院滇籍议员活动述论——以云南盐斤加价案为核心

清末新政时期,政府财政陷入困境,盐斤加价也就很自然成为清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重要手段。其中,云贵总督李经羲1910年提出的盐斤加价在试办宪政时期遭到省谘议局的抗议,不得不提交具有预备国会性质的资政院进行核议,成为资政院滇籍议员在第一届常年会期间发言的核心议题,并进一步演化成日后资政院弹劾军机大臣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观此事始末,资政院滇籍议员的组成结构,以及他们以全省利益代表自居,积极参政议政的精神风貌,为后人研究清末民初中国议会史提供了一个参照。     

论资政院中的立宪派议员

资政院开会期间,立宪派议员展开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在他们的努力下,资政院讨论并通过了一系列议案。立宪派议员表现出明显的软弱性和局限性。他们对许多重要的议案不能始终坚持,往往不了了之;他们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意见不一致,行动不协调;他们敌视群众运动,主张予以镇压;他们对时局的影响也因受许多方面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虽然立宪派议员提出的许多议案没有得到实施,他们关于实行立宪制度的主张也因而没有能够实现,但是这些议案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进步意义。而且,这些议案的提出,对于破除专制思想和动摇清朝专制政府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与其他立宪派相比,资政院中的立宪派议员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立宪派议员与革命派在改革政治、推翻专制制度和救亡图存方面是一致的：立宪派议员与清朝统治之间实质上是相互斗争的。     

致事传家与燕私礼——叔■父器铭文所见西周制度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研究其时历史与制度的直接史料。本文通过对出土于河北元氏西张村的西周中期叔■父卣、尊及臣谏簋铭文的考释,揭示了西周致事制度与燕私礼。铭文记述作为邢侯臣僚的叔■父早年送其子倐于邢侯处学习政务,其后叔■父老而致事,倐则继承父职辅弼邢侯。叔■父于国致事,于家则传家,故专为其子倐作彝器以昭示,且以相应的饮酒礼仪加以体现,使我们首次通过铭文了解了西周的致事制度与燕私之礼。周人制度之完备,礼旨之深刻,仪节之绵密,于铭可见一斑。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中立宪派政治主张述论

资产阶级立宪派是活跃于20世纪初中国政治舞台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于海外康梁立宪派、国内各省谘议局立宪派的政治态度,史学界已多有论列,但对于资政院内的立宪派则鲜有论说。笔者不揣浅陋,拟就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中立宪派的政治主张试作探析。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在京城贡院正式开幕。资政院议员定额为二百名,其中钦选、民选议员各半。钦选议员由皇帝指派;民选议员又叫互选议员,系各省诸议局按本局议员十五分之一的比例,选举其优秀而有假炼者充任。一般说来,“凡民选者,以为必当攻击政府;钦选者,以为必当为政府辨…     

政务微博与政务信息的传播——以新浪政务微博为例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新浪政务微博的观察与统计,探究中国政务微博在经历两年的发展后所呈现出的基本特征,以及政务微博对政务信息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的改变是否产生影响,并指出政务微博未来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浅谈民国初年的政党斗争——以唐绍仪出走天津为例

民国元年成立的唐绍仪内阁是北京临时政府的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的第一届责任内阁,该内阁成立后,由于责任内阁的限制和唐绍仪的"不合作",袁世凯和唐绍仪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直至最后决裂,1912年6月15日,唐绍仪出走天津,标志着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失败。围绕唐绍仪的出走以及继任内阁的问题,民初各派政治力量纷纷从各自利益出发,发表言论,做出反应。     

论清末内阁协理大臣的增设及朝野之反应

立宪各国均无增设内阁协理大臣之理,而中国在清末责任内阁的"筹划试行"中却开此先例。其原因极为复杂,它既与军机大臣相互牵制、安置裁员密切相关,又与中国幅员辽阔、总理大臣一人难以全盘负责紧密相联,更与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为维护其权益,以及繁杂的预备立宪事宜等不无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导致在清末增设内阁协理大臣的过程中,既有反对者以立宪原理中无增设协理大臣之理而进行的抵制,同时又有协理大臣名额及其遴选之争。最终在朝野各方面强烈的博弈下,奕劻增设协理大臣的建议获得了清廷的批准。     

西周王巡与王权运作

西周王巡活动反映了早期王权运作的特点。周王常行至畿内大贵族的宫庙,对隶属于大族的小宗宗子或师氏等中下级贵族加以册命赏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宗法势力,形成王与大小贵族权力相维的体制。周王频繁巡行于西周多座都邑之间并处理政务,弥补了早期交通条件及管理手段的不足,同时亦是对都邑内贵族势力的制衡。周王亦常巡至畿外,裁决涉及地方族邦的诉讼,召集邦君、诸侯举行宴饮、大射等活动,借此拓展王权的影响及考察诸侯是否忠顺等。春秋以后随着统治制度的完善,君主频繁巡行失去了必要性,巡游逐渐被视为君权任性的表现,开始受到某些道德原则或制度的约束,儒家所提倡的巡守之制正是针对早期王巡活动所做的制度规范。     

大理寺与唐代司法政务运行机制转型

唐代司法政务运行机制可分前后两期。在前期诸州与在京案件分而治之的运行机制下,诸州司法政务在程序上并不需要经过大理寺,而是直接申尚书省(刑部司)处理。大理寺只是在京法司之一,与京兆、河南府共享了两京地区司法政务的处理权。因而不能将唐代大理寺视为中央(或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到了后期,以奏状为主的政务处理程序使得越来越多的司法案件需要由皇帝直接以敕旨或制敕进行处理。为了协助皇帝处理奏狱,大理寺不再仅作为在京法司参与司法政务的处理,逐渐成为天下刑狱的具体审断机关。唐后期大理寺与地方藩镇和府、州在司法政务处理中的联系密切了起来,从而形成了"天下刑狱,须大理正断,刑部详覆"的新机制。这为宋代大理寺"掌断天下奏狱"机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清末激进思潮与资政院速开国会案互动关系研究

清末围绕立宪法、开国会而展开的“预备立宪”,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场从帝制向宪政过渡的社会革命.同所有改革一样,它需要全社会付出时间和努力加以培育,方可使其逐渐臻于完善.但不管是各省的国会请愿运动还是作为预备国会资政院的速开国会议案讨论,都在先进国家成功的示范和本国危亡的压力下获得空前的社会认同,将上自清廷权贵下至各省士民卷入其中,并使带有激进色彩的“速开”论思潮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回顾资政院速开国会案讨论过程乃至整个国会请愿运动,除了让人振奋于中国民众空前的权利诉求之外,也不难发现运动中激进思潮的愈演愈烈,进而表现出人们对国会制度的多重误读,并由此产生诸多负面的效果.     

民初国会述略

国会．是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产物．由两个以上政党的当选议员组成．选举国家元首．任命内阁．制定宪法、法律．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中心。清末光绪皇帝变法维新．试图引进西方的政治体制,于1907年8月颁发设立资政院的上谕．“以立议院基础”。资政院是带有议会性质的机构．对皇帝起资议作用。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设立了两院制的国会,名义上维持着“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国会和政府都为北洋军阀所操纵。本文拟对民初——1912年至1914年间存在的国会概略论述。这一时期的国会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各省都督府代表的…     

试论宋教仁的民主革命思想特色

宋教仁的民主革命思想有着与孙中山、黄兴不同的鲜明特色。他注重从国家整体上观察重大问题，借鉴国际革命成功之经验，提出中国革命成功的策略及适应国内革命党人团结斗争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他注重掌握革命政权，并始终为之努力奋斗。他执着追求民主宪政，在中国建立一个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其理论特色是把制定宪法、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视为共和制度的根本；实践特色是联合其他力量，组建国民党，参加议会竞选，通过议会选举总统，以维护革命胜利成果。他具有灵活机动的革命策略思想，注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结成反袁统一战线，且志高意坚行洁。总之，宋教仁的民主革命思想为后人留下了深刻启迪和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