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对儒学教育的地方性适应——以宁波崇信义塾为例(1845—1867)

1845年,美国长老会差会在宁波建立崇信义塾。最初通过儒学教育,传教士试图在学校的外国色彩和本土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不过在传教士逐渐意识到宁波地方士人、儒学教义与一般民众之间存在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后,他们将士人划入"无法教育"的一类,转而争取下层社会。与之相应,在19世纪50年代后,传教士开始逐渐调整办学思路,通过雇佣华人基督徒出任教师和引入罗马字注音系统,儒学教育在义塾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渐趋边缘。     

《北京条约》第六款中法文本之辨析——兼论巴黎外方传教会广东地契文书

正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颁令禁止天主教之后,明清之际活跃的天主教传教活动逐渐转入"地下"。在清方档案里,天主教被称为"西洋教""洋教""邪教",其事迹混杂于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的教案中,传教士重新公开进入中国本土则要到鸦片战争之后。~(1)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口岸活动,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进入内地,从此天主教、新教(以下同时称呼时作"基督教")开始了在中国传     

日本人的汉字观和日语汉字的特色

日本人的汉字观和日语汉字的特色曲维木白通常,我们把那些使用汉字或曾经使用过汉字并在文化等方面受到过汉民族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划定为汉字文化圈（或称汉字文明圈）。在汉字文化圈中,日本的情形非常特殊。从地理位置上看,日本与中国的距离不如朝鲜和韩国近,日本也不...     

文脉与商脉——宁波商帮的人文坐标

在宁波开埠的第7个年头,即1850年6月26日,一个榴火初燃的夏日,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搭乘一艘三桅帆船,经历了整整35天的风浪与海盗的侵袭来到了宁波,并且一住10年。当他终于奉命北上,行将告别这座江南古城时,忍不住投去了最后的深情一瞥。     

前后期汉译西书译词的传承与发展——以《智环启蒙塾课初步》（1856年）中的五带名词为例

“热带”是耶稣会士创制的地理学译词,为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所继承并传播到日本,最终成为汉字文化圈的标准术语。但是“热带”的传播并非直线性的。因缺少本土知识分子的帮助,19世纪初来到广东的新教传教士没能及时注意到耶稣会士的文化遗产,对于耶稣会士中文着述中的译名也没能加以借监。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来到上海的传教士们,在王韬、李善兰等帮助下,开始积极地吸收耶稣会士的成果。本文对译名在传承、普及过程中的种种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书讯

正舶来与本土:1926年法国传教士所撰中国北方教堂营造手册的翻译和研究(比利时)高曼士、徐怡涛著,吴美萍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1926年,法国传教士撰写并出版了手册《传教士建造者:建议——方案》,介绍如何在中国北方建造教堂,内容包括教堂选址、建筑材料选用、砖砌工艺、屋顶形式、建筑装饰等。该手册不仅提供了一份详尽的关于教堂建造的技术资料,也从另一角度帮助我们了解当时西方传教士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建筑,以及他们是如何将西方建     

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入华,中西医术相遇。最初,耶稣会士尚能对中医平等视之,但此后评价日渐走低。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兴起,医学传教士广泛批评中医医理,轻视中医业者,普遍质疑中医的价值。民国后,教会大学医学院为传教士深入研究中医提供了条件,中国西医对中医的介绍也纠正不少传教士对中医典籍的误读。尤其是一些医学传教士因在华日久并与中医同究医道,在互动中渐以"同情的眼光"认识中医理论、诊疗经验和中药的价值,开了西人理解和利用中医药的先例。     

浅析中国画创作中的构图特点

中国画构图形式的演变是一个典型的符号化和程式化的过程。本文论述了中国绘画的构图形式与中国汉字及其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关系,其中对中国画中的计白当黑（留白）也作了论述。中国画创作的构图特点显示了画家们使用并传播着一种思想,典型化和程式化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要不断地完善、发展。     

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像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晚期,摄影技术已经在中国南方沿海城市传播。西方摄影师和传教士拍摄了清军与太平军在宁波、上海近郊、苏州等地交战的场景。随着近年来西方国家馆藏中国老照片传入中国,一些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拍摄的战地照片为我们所了解。对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像进行梳理,并对这些影像进行应用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太平天国后期历史的认识。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与佛郎机——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

明末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与葡萄牙人(佛郎机)的关系,成为中国人将传教士视为是侵略者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人视葡萄牙人为侵略者,导致传教士来华传教之初竭力掩盖与葡萄牙人的关系。1616年的南京教案,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然徐光启上强兵策,建议明朝军队引入西洋火器,并请传教士与澳门的葡萄牙人担任军事顾问。在传教士重返北京的同时,给中国人留下了传教士与葡萄牙人是同一集团的强烈印象。于是葡萄牙人是侵略者的看法被转移到传教士身上,导致传教士是侵略者的观念形成。     

魔灯镜影:18—20世纪中国早期幻灯的放映、制作与传播

17世纪中期,欧洲人发明了一种早期幻灯机,由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商人带入中国。到19世纪后,幻灯作为新教传教士"科学传教"的重要工具,遍及中国内地,幻灯演讲和幻灯片也成为表达近代知识的重要载体。在17—19世纪全球知识环流的背景下,这种"西器"在指称、制造、应用、流通等方面都与中国本土旧有资源发生了复杂的互动。来自英国的近代教育技术和程式也因此成为中国内地教会演讲、口岸城市社会公共讲座、学堂科学教学的流行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精英聚集的具体形式和发言角色也发生了转变,从闭门结社转向对社会公众开放的"影灯演讲",并对"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变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熙“红票”考——兼谈“传教信票”及康熙对传教士的集体召见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康熙皇帝颁布了著名的"红票",即写给教皇克莱蒙十一世的红色谕旨。该谕旨以满文、汉文和拉丁文书写并刊刻,是清初"礼仪之争"背景下,康熙皇帝积极与罗马教皇沟通的重要物证。"红票"拉丁文之后,有供职宫中的多位西洋传教士的签名,反映出中西交往中康熙皇帝对传教士的集体召见,这种召见表明康熙皇帝认可传教士在宫中服务,但坚决不允许天主教违背中国礼仪和传统文化。     

摩顿博士和他的"中国书"

西方人最早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学习、研究和传介的是一批教会人士.早在明末清初时期来华的许多传教士,为了传教的目的,学习了中文,进而认识了中国文化,并为之折服.他们回国后,将中国的许多典籍译成了西方文字,第一次引起了西方知识界的强烈兴趣和普通民众的好奇心理.正是在这些早期基督教传教士进行的译介工作的基础上,汉学才成长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欧美各国传播开来.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在汉学的兴起和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传教士进贡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

通过进贡赢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好感,是利玛窦开创的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宫中进单》中的传教士进单,总结出乾隆朝西洋传教士的三种进贡类型:一是通过地方官员的进贡,二是新到京传教士的进贡,三是在京传教士以臣下身份在节庆时的进贡,进而指出进贡是传教士的一种集体行动,并探讨了传教士在乾隆朝特殊环境之下进贡时的憎恨、企盼,甚至感激的心理。本文结合其他材料,通过进贡透视了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着重探讨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对西洋奇物的好奇,二、对西洋器物的广泛兴趣,三、对西洋绘画的持久兴趣。进贡是一种交往形式,进贡中传教士与乾隆皇帝各怀目的,但进贡本身已注定不是一种平等的交往,一切都由乾隆皇帝所决定。     

里昂汇流博物馆临展:传教士眼中的世界尽头

3月的法国里昂汇流博物馆,“传教士眼中的世界尽头”专题展览依然在举行。这次展览从去年的6月18日一直持续到今年5月8日。展厅除了汇集了三十五位传教士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上百件物品,更是将与展品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传教士的生活轨迹进行展示,为相关展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除了单一的展品陈列,在不同的展区也会以影音视频的形式在声音和视觉图像的辅助下为观者带来更为丰富、立体的信息。     

韩国人的“申遗”逻辑

不久前,第八届国际汉字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孰料,会上闹出了一个小小的争端。据韩国媒体报道,同属汉字文化圈的韩中日三国学界,就"统一汉字"达成协议,决定制作一部汉字"比较研究字典",并制定以繁体字为主、统一字形的5000-6000个常用汉字标准字。而中国代表提出的"简体字与繁体字共存"的口号,也让人感到会议取得了进展。然而,此后媒体的跟踪采访却表明,中方当事者均否认在"统一汉字"     

从《日记言行》手稿看梁发的宗教观念

作为19世纪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文本布道"策略的代为执行者,梁发不仅发挥其印工的技术特长,且潜心宗教学习并以中国教徒的立场尝试写作,由此在自身的作品中生发出一套独特的宗教观念体系。从《日记言行》手稿以及伦敦会案卷中相关书信材料可以看出,梁发作品中足以体现其跨文化与跨宗教意识形态的几个关键概念,即一神、福、祸、灵魂等。梁发作为"中介"在近代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有关乾隆朝大教案的几个问题

乾隆四十九年(1784),有4名西方传教士由澳门进入广州,准备潜往内地,秘密传教。他们在中国教徒的护送下,由广州前往陕西,行至湖北襄阳时,被官府抓获。乾隆得知後,下令详细审讯被捕的传教士,将所有接送过传教士、为传教士送信、留传教士住宿的中国教民一律逮捕究办,并在全国范围内查办私入境内的传教士和信教的中国人。这就是名的乾隆朝大教案。     

从《日记言行》手稿看梁发的宗教观念北大核心CSSCI

作为19世纪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文本布道"策略的代为执行者,梁发不仅发挥其印工的技术特长,且潜心宗教学习并以中国教徒的立场尝试写作,由此在自身的作品中生发出一套独特的宗教观念体系。从《日记言行》手稿以及伦敦会案卷中相关书信材料可以看出,梁发作品中足以体现其跨文化与跨宗教意识形态的几个关键概念,即一神、福、祸、灵魂等。梁发作为"中介"在近代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传教士与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动物分类知识在华传播

本文以动物分类知识为线索考证了19世纪下半叶在华传教士编撰的多部动物学文献的底本。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诸文献反映了何种发展水平的西方动物科学,并总结了传教士在华传播西方动物学的特点和规律。本文认为,传教士的动物学文献向中国输入了1859年以前较为先进的西方动物学知识,但对于1859年后受到进化论影响的动物分类体系没有任何介绍。传教士长期作为传播西方动物知识的唯一渠道,导致在进化论影响下产生的自然分类法没能更早传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