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黄海海域的经贸活动与跨国合作机制

本文认为,古代黄海海域的国际贸易活动,不是朝贡贸易因素所致,而是互市制度的结果。不过,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等国间的封贡关系,却为黄海海域事务的跨国合作提供了可靠机制。当时,双方当事国以"咨"文通报的形式,对越境捕鱼和海洋跨国犯罪等行为合作予以禁止与打击。而古代东亚诸国所实施的海难救助制度,不仅援救方对海难者提供义务性援救,而且通过封贡关系途径安全护送他们归国。进入近代以后,清朝与朝鲜之间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将西方的海难方承担救助费用的精神引入到条约。但在执行过程中,清朝方面仍以义务方式援救朝鲜难民,而朝鲜却屡屡发生中国难民被抢甚至被杀的情况;两国的渔业章程也一直搁浅。显然,中韩关系在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过程中,两国在黄海海域跨国合作机制却因西势东渐而受到损害。     

略论《中韩通商条约》签订前后清与朝鲜的关系

清朝和朝鲜的外交关系始于清初,这种关系是清朝武力征服朝鲜后,迫使朝鲜与清朝结成的不平等的宗藩关系。自１９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宗藩关系因清政府处于内政外交的困境、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加剧对清朝和朝鲜的侵略而发生了动摇。１８９９年在俄、日的威迫下,清政府与朝鲜签订《中韩通商条约》,彻底解除了清与朝鲜的不平等的宗藩关系,确立了两国平等外交关系。     

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一般被视为典型的朝贡关系,但在文化心态上,朝鲜一直采取尊明贬清的态度。朝鲜把明朝看成中华的化身,把满洲看成夷狄,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以“小中华”自居,因现实政治的需要,朝鲜大肆宣扬明朝的正统,贬斥清朝的正统。朝鲜以宋时烈为代表的性理学家,以朱熹的思想为基准,形成了以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华夷观作为他们处理与清朝外交关系的准则。他们对于正统论的论述,依从朱熹的思想,且只关心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而不关心其本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这是朝鲜后期儒家性理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其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清代朝鲜使臣与圆明园

从清雍正(1723-1735)朝起,历乾隆、嘉庆、道光,至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一直是清帝在京城的行宫,也曾是大清帝国的政治中心。朝鲜是与清朝保持最亲密关系的国家,因而圆明园自然成为两国进行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乾隆时期,每年正月上元节(元宵节)朝鲜使臣进入圆明园参加节庆活动,已形成一种定例。遇有特殊的庆典,在圆明园举办的重大活动也少不了朝鲜使者。在1860年10月圆明园惨遭西方列强洗劫焚毁前,进入圆明园人数和次数最多的外国人就是朝鲜使臣。他们不仅为维护朝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同时,留下了大量翔实生动的文字记载,是不可多得的…     

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朝鲜王朝与明清封贡关系的变迁

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对中国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朝鲜王朝建立后长期"至诚事大"于明朝,因而其宣祖朝得到明朝的抗倭援朝救助。朝鲜光海君朝在后金的武力威胁下,对明朝和后金政权实施"两面外交"。朝鲜仁祖时期,先是在后金的"丁卯之役"军事征伐下"半臣属"于后金政权,其后由于清朝的"丙子之役"战争,朝鲜被迫脱离明朝,成为清政权的"臣属之国"。朝鲜与明清之间角色认同的变化,体现出中朝封贡关系嬗变的艰难性。在朝鲜对明清封贡对象转变权衡过程中,思想文化的认同与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朝鲜吴庆元《小华外史》考论

《小华外史》一书,1 9世纪朝鲜吴庆元父子编撰。“小华”,即“小中华”,指朝鲜王朝。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君臣上下多有崇祀明朝之举,同时编修了大量追述和思念明朝的史书。本书就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中产生,内容是记载朝鲜王朝与明朝的历来关系,而在明朝灭亡以后,则详述朝鲜举国怀思明朝、祭奠明朝皇帝和优礼明朝遗民及其后裔的史实。吴庆元父子用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把其编成。全书征引史料十分丰富,参考了明、清、朝鲜以及日本的史料1 80余种,几乎每条史料都标明出处,史学方法严谨扎实,学术视野广阔。在思想上大倡尊周思明理念,宣扬尊王攘夷、尊明贬清观念,将清朝视作夷狄。此书之编撰在清朝已经统治二百余年之后,是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防俄”到“联俄”背景下清朝对朝鲜政策

19世纪80年代,清朝在对朝鲜政策上经历了从“防俄”到“联俄”的转变。“防俄”作为清朝对朝政策的首要目标持续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很快走上对外扩张道路,朝鲜首当其冲,武力打开朝鲜国门、积极参与甲申政变等行为让清朝切实感受到日本对中朝藩属关系的威胁,开始视日本为最大对手,清朝的对朝政策由“防俄”转为“联俄”。     

从《备边司誊录》“问情别单”看朝鲜王朝对海禁令的认识

清朝建立初期,朝鲜王朝在朝贡的同时,试图获取更多的关于清朝的相关信息。而漂流至朝鲜半岛的中国漂流民成了朝鲜王朝了解清朝社会的重要补充手段之一。17-19世纪间,清朝国民被漂流至朝鲜半岛后,与当地官员进行审讯式交谈过程中,朝鲜官员对对清朝废除海禁令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朝鲜官员在问询过程中对清朝海禁令被废除的时间、海禁令被废除的原因等进行相关问询,并将所有记录收入到《备边司誊录》的"问情别单"之中。     

浅谈明代女真族与朝鲜人之间的边境贸易

浅谈明代女真族与朝鲜人之间的边境贸易文钟哲明代女真族与朝鲜、明朝之间的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都是十分微妙而复杂的,这种关系随着女真势力的不断扩大,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尤其是女真族与朝鲜人之间的经贸活动在女真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     

从《领选日记》看晚清时期的东亚关系

1881年,朝鲜高宗派金允植作为领选使带领学徒工匠来到中国天津学习清朝工业制造技术,并与清朝洋务派官员商谈朝美缔约一事。金允植与李鸿章、周馥等人进行了多次笔谈,为研究中朝关系、东亚关系以及世界局势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文庙祭礼变动与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演进——以朝鲜王朝启圣祠为中心

朝鲜肃宗二十七年仿照明朝礼制在本国文庙内建成启圣祠,主祀孔父叔梁纥,这是自14世纪末在王京汉阳建成文庙后,朝鲜仅有的一次仿效中国礼制增添文庙祭祀建筑。由此反映出,明清鼎革之后,明朝礼制依然保有对朝鲜的主导性影响。与之形成对比,清朝在雍正年间改启圣祠为崇圣祠,朝鲜则始终保持启圣祠之称不改。此时中朝宗藩关系依然强固,但是朝鲜启圣祠与清朝崇圣祠的平行存在,透露出朝鲜礼仪文化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体现明清两代中朝关系中的一些差异性。这是观察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整体演进趋向时应该注意的一条线索。     

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

清代中期之间建立了稳固的宗藩关系,朝鲜使团进行的朝贡贸易也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清代朝鲜使团的主要贸易形式是“八包”贸易,清朝给予朝鲜朝贡贸易最优厚的政策,朝鲜方面则对朝贡贸易进行多方限制,其中有“八包”定额、用银等制度,抑制了贸易规模的扩大。本对这些制度的形式、内容以及缘起、影响进行论述。     

礼部、总署与早期朝美交涉(1866～1873)

清季以来,朝鲜对外关系逐渐由双边外交转变为多边外交。清朝的涉外机构礼部和总署不可避免地同时卷入了早期的朝美交涉中。朝鲜和美国都希望清朝能够出面帮助实现自身的外交目的。而礼部和总署均不愿过多干涉朝美纠纷。礼部不愿干涉的理由是传统的封贡礼仪秩序,而总署的理由则是以国家利益为转移,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与礼部争权之嫌。     

“存亡歧路”抑或“话语权相争”——“丙子斥和”及“三学士”事件述评

"丙子之役"的爆发使朝鲜在义理与现实之间陷入了两难抉择,加速了主和派与斥和派的意见分化。与此同时,在这场"存亡歧路"的外交争辩中,"台阁"与"庙堂"的话语权矛盾也迅速突显。士林虽然是朝鲜公论政治的主体,但却无法摆脱"浮薄"的软肋。他们为国家高举了义理,却败倒在政争面前。虽然"三学士"的择选背后充斥着官员间互相倾轧乃至兵谏相逼的隐情,但是,朝廷以"浮议误国"取代"斥和误国"的论断,却在根本上肯定了义理,敷衍了清朝对于朝鲜反清言论的问责,以实际行动平息了朝野上下对于斥和论的非议。这就为协调战后各派间利益关系、加强国家政治稳定,提供了有利契机。     

“崇德改制”与“丙子之役”:朝中交往中的正统性问题

在观念层面上,"崇德改制"与随后发生的"丙子之役"这两个事件之间具有特殊的意义及关联性。在朝鲜看来,"崇德改制"关涉整个天下秩序的变更,表达了金-清政权取代大明、成为新的天下共主的诉求。对于金-清政权而言,其诉求的正当性根据在于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而现实基础则是蒙古与朝鲜的臣服。相较蒙古,"小中华"朝鲜的归顺尤具特殊意义,它既能增强皇太极有德之君的形象,又能消解明朝支配天下的正当性基础。因此,征朝就成为清政权改号称帝后的当务之急。通过"丙子之役",清朝的军事征服将朝鲜纳入其政治框架,但并没有完全取得预期效果,朝鲜仍然不承认清朝的正统性。     

标准与个性——乾隆万寿庆典期间国事活动与私人交游中的朝鲜人形象制造

乾隆时期的万寿庆典不只是一个奢侈隆重的庆祝性活动,更是帝王树立威严、向外界显示国力强盛和盛世太平的舞台。其间,外国使臣的使行朝拜、参加宴典使其更具有制造国际性帝国形象的意义。与此相关的《万国来朝图》、《八旬万寿盛典图说》则可视为大清帝国对自我的一种认识和塑造;同时,对外国使臣的描绘也形成了一套清帝国对异邦夷族进行认识和塑造的视觉形象系统。故此,本文尝试探讨于国事活动与私人交游中形成的两类朝鲜人形象系统,并揭示其在清朝官方、朝鲜使臣和中国文人间体现出的政治与文化的复杂关联。     

中苏援助与朝鲜战后经济重建

近些年,国际学术界加强了对朝鲜战争后朝鲜历史以及朝鲜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的重点首先是朝鲜政治外交     

明清宫廷朝鲜“采女”研究

明清时代,朝鲜与中国是一种特殊的附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清人所修《明史》认为;“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这也应是清朝的情形。象在国内挑选女子入宫一样,明清两朝都曾在朝鲜挑选女子。明朝在洪武、永乐、宣德、正德时代,以永乐,宣德朝为甚,清朝主要在入关前皇太极时期和入关后多尔衮时期。中国官方文献和宫中档案对此直接记载绝少;外朝官员对此知之不多,而且有意回避,所以至今未发现相关私家记录。朝鲜《李朝实录》及此     

《滦阳录》新谈

殷商末期,箕子率众至朝鲜,中国与朝鲜交往自此开启。唐时期,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宗藩关系。到元、明、清时期,朝鲜更是定期向中原派遣朝贡使者,从而形成了卷帙浩繁的"燕行文献"。《滦阳录》描绘的人物群像为我们展示了清鼎盛时期的社会百态。作者柳得恭与清朝文士的交往,及其问贤求书的积极态度亦可以反映出朝鲜文士的"北学"思想。     

朴趾源的中国认识

朴趾源是18世纪朝鲜实学派的杰出代表,倡导"利用厚生"学说,主张北学中国。1780年,他随朝鲜使团来到中国,所撰写的游记——《热河日记》记录了其关于清朝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见闻、感悟。作为一个外国人,朴趾源观察中国社会的视角常常是中国人所容易忽略的。通过《热河日记》考察朴趾源的中国观,有助于我们了解同处于东亚文化圈的朝鲜知识分子是如何理解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