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延展与制度变迁:清代科举“展期”考论

清代科举"展期"不仅体现在作为科举制度衍生出的一种弹性应变与自我修复机制,而且体现在它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反作用于科举制度母体并导致其结构性的改变。清代科举"展期"不仅成因类型复杂多样,而且比例很高地以突发性"展期"呈现,并在时间分布上呈现出三个高峰时期。清代科举考试在调适性增强的同时,也使得试期这一"制度时间"面临类型多样与程度各异的扰动,从而使得科举考试在时间维度上潜藏了诸多不稳定元素以及呈现出制度松动与歧变。     

清代科举“补殿试”对进士名次的影响

"补殿试"是清代科举考试中的重要现象。这一特殊现象对进士的排名有没有影响?学术界关心不多。研究清代进士题名的专家江庆柏《清科举考试中的"补殿试"、"未殿试"问题》一文,a对补殿试的原因、未殿试的情况以及相关的名称、著录问题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说解。但在清代科举补殿试对进士名次有无影响的问题上,该文因《郎潜纪闻初笔》记载清"初状元多补应殿试",以为"没有什么影响"。b笔者考察的结果是,补殿试对进士排名是有影响的。现予讨论,就教于方家。     

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

一、清代科举之演进 清代(1644～1911年)乡试与会试反映出官学施行之教育。此类国家高等考试分为三部分。首场考生为文三篇,以四书文句为本;另据五经之一为文四篇。次场根据《孝经》一段写论一篇,并答覆判语及诏诰表题。末场考生须对公共政策、历史或经学的五道实际问题作答。表一列出乡试与会试中此类题之安排。自1384年(编者注:明洪武十七年)起,首场即重四书,轻五经。此外,考生须回答四书之题,但可就五经中择一专经,仅对该经之文句阐论。 表一 清初科举形式(1646～1756年)     

《唐五代科举的世界》评介

<正>《唐五代科举的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金滢坤教授新推出的又一部深入探究唐五代时期科举考试的著作。全书分上、下编,上编《科举考试制度新论》主要围绕科举考试内容变革和建立公平机制而展开,下编《科举与社会变迁管窥》主要围绕科举对童蒙教育、清望官选举、铨选制度、入幕、婚姻观念以及藩镇割据、党争等政局变化的影响而进行,全书凡30余万言,重点探讨了18个问题。虽然不能反映唐五代科举考试内容的全貌,但却抓住了唐五代科举考试中为学界最容易忽视的问题,在科举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鲜     

清代宾兴礼补论

清代宾兴礼的直接源头是明代宾兴礼。清代宾兴礼既对明代宾兴礼有所继承,同时据很多地方志的记载,清代宾兴礼逐渐演变为专指送别科举考生参加乡试的典礼。彩楼和月宫桥是清代宾兴礼上最为常见的场景布置,而《加官》、《魁星》等原本是戏剧开演前的舞蹈戏则是宾兴礼上常用的优伶表演剧目。由于清代前期地方科举经费预算被大幅度裁减,各地宾兴礼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往往很难如期举行。为此,地方官和乡绅常临时捐资或捐置资产设立基金,以便可以长久举行宾兴礼,这也是清代各地科举考试公益基金大量涌现的重要原因。     

吕注《孝经》考

北宋名臣吕惠卿撰写的《孝经传》久已亡佚,本文的目的是据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草书译本窥见吕惠卿原作的基本内容。文中分析了吕惠卿的序言并尝试解读了《孝经传》的《天子》、《诸侯》、《卿大夫》、《五刑》、《广要道》五章,讨认了不见于史书记载的吕惠卿的几个职衔以及西夏中晚期教育的基本情况,指出西夏政府从来也没有以《孝经》为代表的中原典籍译本作为正式颁布的科举教材。     

南宋高宗御书《孝经》刻石考论

南宋绍兴九年(1139),诏准秦桧以高宗御书《孝经》刊石。十三年,从秦棣议以拓本颁赐各地州学。十四年,从汪勃议命各地州学以御书《孝经》刊石,并以拓本颁赐当地官员、学生。当时至少有五州二府二军落实此事。高宗刊刻御书《孝经》的政治动因在于表彰圣孝,平息绍兴和议带来的谤议。学界此前认为高宗御书《孝经》石刻仅存残石,笔者近于阳新县博物馆发现了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完整实物,且石刻后附有久佚的秦桧跋。通过校勘发现,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来自唐玄宗本《孝经》,是研究《孝经》文本演变不可或缺的一环。新发现的秦桧跋也启示我们,应当改变"南宋太学石经"中没有《孝经》的传统认知,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当入"南宋太学石经"之列。     

《孝经》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流传

《孝经》一书,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用来阐述和宣扬孝道的经典。汉代以来,一些儒家学者为抬高《孝经》的地位,宣称《孝经》为孔子所作。其实,《孝经》本是战国儒家论《礼》丛书的组成部分之一,于战国末年由孟、荀学派的儒者编著成专书,即所谓《古文孝经》。所谓《今文孝经》,实成书于西汉初年。而今本《孝经》,则是《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的合编本,成书于汉成帝时期的刘向之手。     

清朝科举策问与官方《明史》修纂

清朝科举考试策问官方《明史》修纂,始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顺天乡试;但到乾隆朝殿本《明史》刊布之后,科举策问仍试及官修《明史》。官修《明史》的时政内容大规模地进入科举策问,旨在使广大士子深入了解官方政治,积极阐发有关《明史》修纂的史学见解,提出有益于《明史》修纂的建议和意见,说明当时国家对此重大"文治"工程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当然,清朝官方主导下的科举策问与《明史》修纂,以及对士子策答《明史》修纂之建议和意见的吸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私双方在《明史》修纂上的弥合程度,对稳定和巩固清朝统治具有重要影响。     

清代八旗满蒙科举世家述论

清代沿袭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参加科举考试的满洲、蒙古旗人不断增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八旗满洲、蒙古科举世家,本文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举例,说明八旗子弟入仕的主要途径不仅是待卫与笔贴式,科举功名是重要途径之一,许多满洲、蒙古八旗家族入仕为官,名声显赫,就是通过参加科举取得的。     

《明实录》建文朝科举书写及其意涵

科举是建文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文治"的具体表现。然而,《明实录》书写的建文朝科举,既缺乏三级科举考试的正面记载,又大体上掩盖了附传传主建文年间科举中式的信息。本不属于政治敏感性问题的科举史事,因其体现了建文帝泽被天下士子的恩典、妨碍了朱棣"文治"的弘扬,遭到了《明实录》的排斥。这表明实录对建文历史的讳饰,不只限于政治敏感性问题,而是一切有利于建文帝形象的史事。值得注意的是,史官在实录编修中采用春秋笔法披露了建文朝科举的蛛丝马迹,使得相关史事并没有在"国史"话语体系中完全被湮没。这反映出史官与君主在建文历史的认识、评价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此种现象并非晚明才出现,而是明初已露端倪。     

唐代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狎妓风气

据《旧唐书·职官志》载,唐人入仕的途径主要是流外入流、门资入仕与科举考试。其中以流外入流而入仕者为人所轻且很难升迁,而以门资入仕仅限于高门子弟,因此科举便成为中下层地主阶级文人入仕的主要途径。唐代科举考试不断发展,除了录取规模扩大和录取人数增多外,还打破传统士     

试论科举考试的作弊方法

自隋炀帝开科取士到清光绪帝废科举,在科举考试中通过作弊以取得功名这种行为一直贯穿于1300年的科举史。本文主要对科举考试的作弊方法和作弊工具以及对科考作弊的防范与处罚进行介绍。     

“学究”原是一科别

最早,"学究"一词是专门名称,出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唐代科举有进士、明经等科,其中明经这一科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和学究一经几种。经,指经书。五经就是《易》、《诗》、《书》、《礼》、《春秋》。应科举考试的人中可以应五经     

《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形成过程新证

在《春秋繁露》所收与"五行"相关的九篇文本中,除《五行相生》《五行相胜》基本可定为董仲舒所作,《五行变救》尚难考定以外,其他六篇都不同程度地与《管子·四时》《淮南子·时则训》《淮南子·天文训》、董仲舒《孝经解》以及时代晚于董氏的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等存在互见关系。通过对这些互见文本的比读,可发现《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包括董子原作、后人续作及二次续作三个层面,展现了后儒将董子"五行"生胜思想与秦汉时月令思想、《洪范》五行学乃至《孝经》学思想进行融合,构建新的"五行"学体系的尝试。这些衍生文本来源驳杂,常无法消除多源论述逻辑之间的抵牾,显露出"文本嫁接"的痕迹,其文本生成方式在早期著述传统中具有代表性,值得研究者关注。     

清代科举卷票的试解读

清代科举中的卷票,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必备的身份证明和手续,它同现代教育的高考、自学考试、公务员招聘中考生使用的准考证、身份证、结（毕）业证等一样,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和作用。沧海桑田,风云变幻,百余年过去,清代考试士子自己使用且能够保存完好、留传下来的科举卷、票,可以说是极为稀少和珍贵。     

探析清代贵州籍科举考卷的前世今生——UCLA东亚图书馆馆长陈肃做客省文史馆“山骨讲堂”

正在中国历史上,科举考试是中国社会阶层移动的最重要途径,而这批考卷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清两代的科举考场上,贵州出现了"七百进士、六千举人",后人赞之为"万马如龙出贵州"。掌握贵州籍进士60余份考卷信息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简娜"UCLA")东亚图书馆馆长陈肃,不久前作客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山骨讲堂",作"清代科举考卷与贵州文化传承"的专题讲座。讲座上,陈馆长对贵州籍进士、翰林等考卷进行深入分析,还介绍这批考卷流落海外的历史背景。她还希     

马一浮“六艺论”之逻辑结构探析

"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创立了以"六艺论"为主体的新儒学理论体系,在这个"六艺论"的学术思想体系之中,《论语》、《孝经》犹如两大柱石,占有基础性地位;《诗》《书》《礼》《易》《乐》《春秋》则成为"六艺之教"学理体系得以发挥阐释的主要内涵。马一浮的新经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提倡六艺之学两两涵摄、相互融通、总别不二、圆融无碍,从而在当代新儒学思潮建构之中开创了一种特色鲜明的经典诠释学新范式。     

骆状元与光绪皇帝

据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记录》一书记载,清代从顺治三年（1646）举行第一次科举考试,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被历代皇帝钦点的状元共114名。按籍贯划分,江苏省最多,共49名;而奉天、河南、陕西、内蒙、四川五省最少,各仅1名。     

“董跋本”李公麟《孝经图》考辨——兼论《孝经图》的别本及相关问题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李公麟《孝经图》卷曾经董其昌收藏,董认为幅上所书经文为李公麟传世书法真迹,并题跋四段,刻入《戏鸿堂帖》。事实上,此卷与文献著录的《孝经图》真迹在多个方面存在差别。经文书体与文献记载的李公麟书风并不一致,绘画风格与李公麟的传世作品也有显著差距,推测可能是来自某个以附益之法创作的粉本。在"董跋本"之外,还有传世《孝经图》数种,作者通过对比,梳理出诸本与"董跋本"之间的源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