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督抚保题绿营武官的人事权

清代督抚对绿营武官的保题制度错综复杂,本文试图对此分类梳理,以阐明督抚选用武官的职能与作用.本文以督抚的人事权能为标准,将各类保题行为归为非经制性保举、经制性保举和坐缺保举三大类.非经制性和经制性保举由督抚向皇帝和兵部推荐人才,选用权主要在皇帝和兵部,具体任何职或是否任职举主并不清楚;坐缺举用主要表现为题补和拔补千把,是针对具体缺位而保用人才,选用权主要在疆臣.在雍正到嘉庆百余年中,绿营题补缺的比例上升了10个百分点,这反映了清代督抚对绿营武官的题用权缓慢持续增长的趋势.     

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

有清一代．官吏的检选和除授例归中央,为吏部之责,然而,总督与巡抚作为地方一级的最高长官亦参予铨政。他们以保举和题补的形式,向朝廷荐举人才,升调属吏。因而,清代的地方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督抚选用的。这是清代文官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也是清代官僚制度的一个特征。督抚管辖的属吏,除落桌二司外,主要为道府以下的中下级官员,即从正四品至未入流,除道员而外,他们分别隶属府、州、县三级衙门中,由正印官、佐贰官和教职人员组成。有人作过统计,清代官员的总数,“京省大小之职,不啻二万有奇”,颂督抚所辖的地方官约占60％…     

清代“烟瘴缺”制度演变考——以两广所属文官为中心的探讨

烟瘴缺是清廷于烟瘴地区设立的特殊官缺。在烟瘴缺选人条件方面,经历了从严格限定到逐渐宽泛的过程。选人方式方面,康熙时地方督抚题补阶段为掣签,雍正以降,改为督抚、两司"会商",其实质为地方督抚对题补缺人事权形成垄断。再者,乾隆初年确立了以保障烟瘴缺官员生命健康为核心的五省籍贯制度,该制为两广部分烟瘴缺所特有,他省未见此制。烟瘴缺俸满升迁方面,由起初列于即升班内,转为部分留于本省升用,说明督抚在烟瘴缺题补中分割吏部对官员任命权的同时,也被迫承担了原本由吏部承担的责任,呈现出权力与责任趋向成正比的态势。乾隆中期以降,烟瘴缺制度未有大的变动,说明其时清廷边疆治理体系已相对成熟稳定。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同治初年江苏减赋新探

同治二年至四年间(1863—1865),江苏官绅在兵燹之余推动重赋之核减,计减去额赋54万余石,约占原额的26.77%。这既是"同治中兴"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明清江南重赋问题的最终缓解。督抚司道在该事件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而为重赋压力下的地方官员减负,实为同治减赋的重要动机。减赋后30余年间,江苏漕额仍常年亏缺,交仓额数始终不及额征之七成。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地方官吏捏报荒歉、亏空正供所致。同治减赋及其后的漕粮征解情况,反映晚清财政收入结构变动之背景下,各级政府既无动力、也无勇气对田赋制度进行彻底清厘,以恢复至19世纪中期前的征收水平。     

国内外要闻(1907年8月)

1日清御史赵炳麟上奏,组织内阁,宜确定责任制度,以为立宪精神。1日清军机处、邮传部奏准《邮传部官制》21条。2日清廷谕各将军督抚极力振兴实业,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立经营,或集合公司,其确有成效者,即从     

清代江南省分治问题——立足于《清实录》的考察

清代的省级建制,是由督抚藩臬等职官共同组成的行政实体,牵涉地方军民财赋等多方面的建设。江南省之分治,安徽、江苏两省之最后形成,是一始于顺治、终于乾隆的漫长动态过程。但其分治大局,于康熙四年十一月(1666年初)凤阳巡抚正式裁撤,其所辖府州分隶安徽、江宁两巡抚后即已确定。其后安徽、江苏藩、臬两司的调整,均系为适应这一格局而作出的"微调"。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又有变更两省疆域的建议或建立新省的举措,乃是其体制未能完全"允协"的余波。     

清代的署、护督抚制度

署、护制度是清代督抚制度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无论是台湾学者傅宗懋的专著<清代督抚制度研究>①,还是诸多见诸学术刊物的专题论文,都对清代的这一制度视而不见,因而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试图以晚清署、护督抚为例,对清代署、护督抚制度作简单梳理,谨企抛砖引玉.     

乾隆朝贪婪督抚家资一瞥

督抚（总督、巡抚）作为一种官职,肇始于明代,但在明代往往带有临时差遣的性质。清代督抚作为封疆大吏,并兼中央有关官衔而成为地方最高长官,总管地方的军政、司法、钱粮大权,“察吏安民”直接对皇帝负责。清乾隆中叶,贪污之风盛行,尤以督抚引人瞩目,弘历晚年也自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①弘历对督抚一级的贪婪案件十分重视,一经举发,亲自过问,催促办理,并常常将主犯解京“亲加廷鞫”。先后严厉惩办贪婪督抚达二十九人,其中令其自尽、处斩、处绞、即行正法者达十八人．即使如…     

国内外要闻（1905年2月）

2日日军拘捕辽阳知州陈良杰。5日俄兵重占新疆巴尔克鲁山地区。6日日本在旅顺设镇守府。7日清川督锡良奏准收租百石,提捐4石,为自办川汉铁路经费。9日外务部拟饬各省督抚不得擅与外人私订约章。10日中国会同15国续修通商进口税善后章程。11日外务省通知各省,准给外国人游历内地     

准“奥运之夜”

<正>这是可作准"奥运之夜"的一场比赛。秦皇岛是北京奥运会足球项目分赛场。此前,中国女足姑娘们一次次来到秦皇岛,在中国足球学校集训、在奥体中心场馆打邀请赛和测试赛。赛事多以中国女足取胜结束,因此这里被中国女足称为福地,秦皇岛市长朱浩文在北京奥运倒计时100天时,于天下第一关城楼下,授予中国女足姑娘们荣誉市民称号。     

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影响

从群体结构看,武昌起义时在职的地方督抚仍然是一个旧式的官僚群体;武昌起义后新任的地方督抚群体则注入了新的因素,同时也暗伏了新的变数。各省督抚在武昌起义后的反应,可谓情形不一。那种认为督抚大都奔逃自保而少有效忠清廷者的说法,未免有简单片面化之嫌。其实,真正转向革命阵营或死命对抗革命的督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督抚还是存效忠清廷之心,虽然因无法控制新军及当地绅商不肯合作,而不能有效地镇压革命,但他们并不愿看到清王朝的覆灭,还是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防范应对措施。这既与其切身利益有关,也与其思想观念状况有关。辛亥鼎革之际,因清末新政过程中清廷不断收束权力,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表面上演变为“内重外轻”之格局,但实际上是一种“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其总体表征是中央与地方权威一并流失,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直接后果是清廷中央与地方均无法有效地应对革命,致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军人势力的崛起,出现军人干政,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     

从分藩到分省——清初省制的形成和规范

清初江南、湖广、陕西三省的分省,是元代实施行省制度以后较为特殊的一次分省过程。就行政区划、职官制度层面来说,三省的布按两司与巡抚员缺的增裁、辖区的调整在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六年间逐步完成。三省保留下来的区域性巡抚职能得以调整,其与布按两司之间新的行政关系得到确立,巡抚由此全部下辖布按两司,三省事实上析分为六省。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应对区域问题的局部改革,也有全国性的政策变化,动因各不相同。此后,进入《清会典》的规范过程。"分藩"是对三省布政使司衙门及其辖区变化的记载,"分省"是对新的省行政机构(政府)和新省区的认同。乾隆十三年九月关于督抚居外官之首的讨论以及御准,表明朝廷对新省制的一种确认。康熙、雍正两朝《清会典》的规范随着认识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乾隆二十三年编纂的《清会典》载全国有十八省、督抚为"外官",确立了十八省与清代省制的法定地位。     

民国“财政部准运纸币专用护照”样张

SPECIMENPAGEOF"SPECIALPURPOSEPASSPORTTOPERMITTRANSPORTPAPERMONEYOFDEPARMENTOFFINANCE"INTHEREPUBLICOFCHINAWangXuewen;ZhangXinzhi我们在收藏纸币和有关纸币发行、流通史料的过程中,意外收集到一份珍贵的民国十四年（1925年）“财政部准运纸币专用护照”样张。此护照样张附在吉林宫银钱号监理官办公处民国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咨》文后,为宣纸毛笔缮写,长470毫米,宽380毫米,上拦从有至左横书“财政部准运纸币专用护照”,右边框有合二为一存根编号,护照内容竖写：财政部发给专照事…     

"内礼"还是"大礼"——《上博楚竹书(四) ·内礼》篇题考辨

<上博楚竹书(四)·内礼>之篇题文献无征,且与传世文献存在不相契合之处,其义难解.从文字学角度来看,极有可能作"大礼"."大礼"用作篇题,正合篇章内容."大礼"用作篇题也有例可考.故<上博楚竹书(四)·内礼>之篇题当非"内礼",而应作"大礼".     

康熙朝的督抚与地方钱粮亏空

清康熙朝中后期,地方钱粮亏空成蔓延上升的态势,考诸亏空原因,它与地方财政、仓政,以及吏政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地方没有"存留公项"的自主财政,仓储规则也缺乏适时的监管机制,这些都为不法官吏婪赃提供了方便。对此,督抚在被寄予直省守土之责的同时,对钱粮的监管与查处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个人的廉洁与才干并不能杜绝亏空的发生,因失察、徇庇、挪用等涉案钱粮亏空受惩的督抚不乏其人。所以,在制度缺陷已然亏空之源头的情况下,钱粮亏空在康熙朝成不可遏制之势。     

清代广东提督沿革考略

提督为各省绿营的最高长官,管理一省之军政,与督抚并称"封疆大吏"。广东提督的设立与裁撤、驻地迁移、陆路提督与水师提督的三次归并,无不与当时国家的边疆和海防形势有关。本文力图综合档案、官书、笔记、地方志等各方史料,希冀对清代广东提督之状况有深入了解。     

清代地方官“年终密考”制度述论

"年终密考"是清代大计之外考核地方官的制度,始于乾隆年间。每年岁末,总督、巡抚用密折对属员贤否开具考语,造册密呈皇帝。其对象为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学政、提督、总兵等。该制由督抚亲办,是皇帝获得地方官员臧否信息的主要渠道,密考评语是鉴别外官的重要依据。作为"年终密考"制度的组织者与执行者,皇帝与督抚的良性互动,在一定阶段,保证该制度的稳定性、保密性,成效明显。行之既久,督抚对密考制的应付塞责,及规避风险等因素,导致考语例行公事,套话雷同,有违"年终密考"制度的初衷。     

甲午前四十年间督抚权力的演变

甲午前四十年间督抚权力的演变刘伟督抚制度,是清代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督抚为封疆大吏,“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①。其职权之隆,地位之尊,为历代所不及。晚清时期,尤其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开始,督抚制度发生很大变化,其突出特点就是,中...     

法藏敦煌卷子本裴注《史记·管蔡世家》残卷重文研究——敦煌本与《索隐》本、景祐本《史记》传承关系考略

敦煌初唐卷子本裴注《史记·管蔡世家》残卷之附篇前、后,有两大段包括两个相同的"太史公曰"在内的重复之文,又,附篇增衍"曹叔振铎世家"一题.敦煌本此卷这两处重大文字错误,乃因附篇拼补入卷所造成.敦煌本《管蔡世家》中误重之文和增衍的附篇之题,后为司马贞《索隐》所据本、北宋景祐本《史记》相继沿存下来,而又有所变易.初唐盛唐至北宋这三个重要阶段有代表性的《史记》传本文本之同异,既显示出《史记》夹注本之传承有绪,又反映该本在不同时期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