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与江广漕粮的采买海运北大核心

1874年,在户部与轮船招商局合力推动下,江西、湖北、湖南实现了漕粮采买海运的制度变革。三省漕粮仍全行折征,由政府动支漕折、漕项,委托招商局于江皖采买米石,海运交仓。从1874年江广首次采运到甲午战争前后湖南、湖北停办,江广的采买海运始终在严格控制成本、深度依赖市场的原则下运行。招商局因此成为江广漕运的关键角色,在技术与运作方式上改变着王朝大政的基本形态,但也不应忽视官僚体制之下此种变革的限度。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如何与官僚体制的运行互相嵌合,改变贡赋经济的运作模式,是理解晚清漕务乃至近代经济变革的关键问题。     

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

嘉道年间的漕务是与积弊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种常态而存在的漕弊,本身即是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财政层面,漕弊主要表现为旗丁帮费问题、大小户问题、漕粮的浮收勒折与亏空问题。嘉道年间的江南,一方面是仓漕卫所规费、旗丁帮费、官绅漕规、州县浮收逐年递增,而另一方面,捏灾、短漕、亏空也随之愈演愈烈,这导致了漕粮河运制度在道咸之交的崩溃。本文认为：从财政结构的角度来看,所谓漕弊是各种“浮费”代表的额外财政对於额定财政的空前侵蚀。     

清代宫中朱批奏折漕粮档案简介

漕粮是旧时历代政府规定由水路运往京师供官、军食用的粮食,是以实物交纳的田赋。但运输方式也时有变化。由于“漕粮攸关天廋正供”,所以征收的漕米,需源源不断地运至京师。     

纸背文书所见清乾隆时期浙江奏销册的缀合与定名

芷兰斋所藏《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纸背文书为清康熙、乾隆时期形成的三种公文档案,其中一种为乾隆时期浙江省漕运钱粮奏销文书,共计143叶。这些以散叶形式存在的文书大致分为四组,可以连续缀合的部分累计达138叶,约占全部文书的97%,连缀比例之高在古文书散叶缀合整理中非常罕见。该种文书的造报主体为浙江省督理粮储漕务道,其中的钱粮征收年度是乾隆六年,钱粮起运年度是乾隆七年,造报年度是乾隆八年,具体造报月份则是该年的五月。文书的性质属于户部漕运类漕白征收子目类的“本折收支(支销)题销册”,具体定名应为《户部项下乾隆七年起运六年分见征漕白正赋存留本折支销钱粮题销文册》。该种文册作为新发现的一手资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清代浙江乾隆时期漕白征收类奏销册偏少的缺憾,也为追寻清代内阁大库黄册档案文献流失过程揭示了新方向。     

清朝首次“漕粮海运”与护航将领关天培

正晚清民族英雄关天培,45岁那年,曾有过一段"敢为天下先"的"漕粮海运"督押粮船经历。他的这段经历,又同清朝中晚期朝野上下漕粮河运还是海运的政策争论密不可分。见微知著——从关天培督运海运一事,我们或许能看到古老中国从封建专制走向近代文明的蹒跚和艰难,正如古语所云:知易行难。漕粮海运:艰难的抉择"漕"是水道运输。《史记·萧相国世家》:"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     

太平天国时期京米筹措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政府在咸丰年间经历了三次漕运危机,分别是咸丰三年南方四省漕粮停运,咸丰六年江浙受灾、海运减少,咸丰十年太平军进占江浙,海运停滞。为了应对粮食减少的情况,户部一面减成支放、折钱支放以减少支出;一面加紧筹措补充,通过沿海省份采买、西部省份粜变仓谷,以及收回南方各省漕折银等权宜之计,勉强维持了收放的平衡。从筹措京米的过程可以看出,外省面对朝廷的谕旨,不仅要考虑政令执行的难易程度,还需要结合本省的财政状况,以及考虑镇压"匪乱"军饷的急迫程度,在完成中央政令和镇压"匪乱"之间达到新的平衡。     

明代漕运总督述论

明朝自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军国之需仰给于东南地区,漕河遂为明王朝国家经济之命脉,漕运成为国家大计。景泰初年,明廷特设漕运总督统筹漕务,自此沿至明末,并为清朝所继承。明代漕运总督职责重大,拥有治漕、治吏、治民及治军的广泛权力:催督税粮,疏浚运河;修举漕政,革除漕弊;巡抚地方,赈济灾民;考察官员,整肃吏治;提督军务,维护社会稳定等。漕运总督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近半数漕运总督由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籍官员担任。同时,漕运总督的每届任期不长,"非久任"迁转不常"现象突出。明代漕运总督对于确保漕粮按时、足量地运送到京师,发挥了重要作用。漕运总督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漕运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对明清两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包漕”到“告漕”——道光初年“漕弊”整顿进程中苏松士绅力量的演化

从嘉庆时期开始,以生员为主体的漕运诉讼案件在苏松地区频繁发生,即所谓告漕案。道光六年起江苏巡抚陶澍开始对告漕案予以严厉惩处,这一措施遭到学政辛从益的质疑,但得到了道光帝的支持。本文认为,在陶澍清理措施展开前,苏松地区生员一直参与当地漕项征收包揽,并同州县官、漕运运丁共同分享漕项征收浮收的收益。这一时期漕项征收中浮收比率达到1.1:1,其中70%收益由州县官所得,包揽生员所分得的收益不足20%。嘉道年间运河运输成本的增大、旱灾以及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等一系列事件,都对原有的收益分配框架造成了冲击。嘉道年间苏松地区频繁发生的告漕案件,应当理解为生员群体既得利益遭到侵蚀后所作出的反应。在陶澍等的严厉打压下,此后的漕项征收浮收利益分配中,生员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的漕运利益链中,州县官对生员拥有了支配地位。     

从官诬闹漕案看清代地方官漕政理念与地方社会治理——以陆名扬闹漕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作为清代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代理人,其财政理念、办漕态度与对国家政策执行的差异性直接影响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进行.在清代漕政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不法州县官不时擅用制度缺陷,运用种种策略与绅衿周旋争利,不同的社会治理思想亦对漕案的兴起、发展、善后产生影响,从而决定地方社会秩序状况.本文以陆名扬闹漕为典型个案,考察地方官对漕粮征派的执行情况及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揭示清嘉道时期漕案频发、官民冲突加剧的内在原因,以及地方社会的应对策略和效果.     

清代旗丁对漕粮的盗卖与掺杂

清代,因多方克扣,官府给与漕运旗丁的费用不敷使用,因而漕运旗丁往往在运送漕粮的途中盗卖漕粮。对此,清政府制定了众多相关处罚规定和预防措施,但盗卖事件仍旧发生。旗丁盗卖漕粮的地点主要是在山东地区和北直隶地区的通州与天津。在这些地区,旗丁往往借出售余米、剥运漕粮、变卖土宜的机会将漕粮盗卖。漕粮被盗卖后,为了足额缴纳,漕运旗丁在漕船抵达目的地前,往往将沙土、糠皮、水、白土、药物、石灰等物掺杂到漕粮中以充数。     

通惠河“五闸二坝”

明清时期沿袭旧制,每年向农民征敛大量的实物税——漕粮,由南方产粮大省经大运河(称外漕渠)运到通州,验收后再经通惠河水系(称里漕渠)转输京通各仓存储。为了便于漕粮的验收与里漕渠的通畅,修建若干闸、坝,当时的“五闸二坝”之说,名噪一时,家喻户晓。如今时过境迁,漕运早已废黜,“五闸二坝”也鲜为人知了。     

明清漕粮运输方式推行中的区域差异——以州县水次仓为视角

本文从漕运的实际运作层面进行考察,发现明清有漕州县水次仓的设置及漕运运法的实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兑运法和长运法主要针对江南地区而提出,也只有在江南得到了贯彻,基本实现了运军至州县水次交兑的运粮方式。相比之下,江西、湖广在各州县设有征收水次仓,又于省城等水次设仓集中兑军,大多是在县征收后由民运至指定水次交兑;山东漕粮于运河沿线几处水次设仓,运军至水次集中交兑;河南兑军水次地点虽然有变化,但其全部漕粮始终集中于一处设仓兑军。虽然中央政府在宣德、成化间实行的运法改革,意在减少民运在漕粮运解中的比重,但在江南之外的很多地区,仍然存在相当比例的民运,这表明明清漕运制度的推行具有很鲜明的区域差异性和复杂性。     

同治初年江苏减赋新探

同治二年至四年间(1863—1865),江苏官绅在兵燹之余推动重赋之核减,计减去额赋54万余石,约占原额的26.77%。这既是"同治中兴"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明清江南重赋问题的最终缓解。督抚司道在该事件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而为重赋压力下的地方官员减负,实为同治减赋的重要动机。减赋后30余年间,江苏漕额仍常年亏缺,交仓额数始终不及额征之七成。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地方官吏捏报荒歉、亏空正供所致。同治减赋及其后的漕粮征解情况,反映晚清财政收入结构变动之背景下,各级政府既无动力、也无勇气对田赋制度进行彻底清厘,以恢复至19世纪中期前的征收水平。     

清代漕运对天津的影响

清代,天津处于漕运枢纽地位,是漕粮进入京师、通州以及边防粮仓的必经之地。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从天津经过,或者在此停留,对天津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漕船带运的大量南方货物涌入天津,促进了天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二是漕运带动的商业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寓居天津,从而对天津人口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三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天津人不仅能听懂而且学会了多种南方语言;四是随着漕船北来,南方沿海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和演变,备受尊崇。     

清江浦、吴棠与慈禧太后的故事

错送银两,歪打正着 清代的清河县治所清江浦,作为黄、淮、运河的交汇处,作为黄、淮、运河治理中心,全国漕船制造中心,漕粮转输中心,官署如林,有“官比士民多”之誉。同时,清江浦是南船北马交替之地,号称“九省通衢”。商旅云集,百货山列。石码头一带,大闸口上下．更是官商客旅送往迎来的必到之所。这里演绎了多少有趣的故事,     

江南名舟西漳船

西漳船是近代内河传统木帆船优秀船型之一。首产于民间造船业最为集中的江苏无锡丁降里徐氏工场。无锡,地处水运要冲,居江南运河中心。早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就有“米码头”的称誉;到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是朝廷办漕中心,江浙两省在此采办漕米年均300万石,占两省应征漕粮数十之八九,继而发展成为全国名的四大米市之一;民国时期,粮食年吞吐量达800万石,为全省之冠。     

囚禁大院君之后

1882年7月23日（阴历壬午年五月）,朝鲜京城（汉城）爆发了一场“米”骚动。守卫京城的卫戍部队,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没有领到作为军饷的漕米。这一天,朝鲜王国负责运输漕粮的宣惠厅,终于把久盼未到的漕米发放下去。但是,     

明代常镇运河的利用和整治

明代漕河因地为号,分为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和浙漕共七段。江南运河即浙漕,起自京口闸,终于杭州北郭务,全长近七百里。明代国家财赋主要仰赖东南,每年有二百余万石粮通过运河北运。因此运河是明代经济的重要命脉, 常镇运河是江南运河的西北部分,是明代东南漕运的关键地段。“三吴之粟,必由常镇”,它可以说明常镇运河在明代漕运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分析明代常镇运河的利用和整治,以恢复明代常镇运河通航的历史,从中了解运河利用中的得失,以指导我们现在的运河利用和整治工作。     

明代漕运监兑官制初探

监兑官制的出现根源于明代漕运制度变迁过程中"兑运法"的施行,并于成化年间"改兑"后趋于定制。"监兑"即监督军民之间的漕粮交兑过程,一般由户部每年选差五名本部主事或员外郎充任,分派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和南直隶六大有漕省区。总体看来,有明一代的监兑制一直在户部外差与归并地方粮道之间摇摆不定。其屡遭裁、并的根本原因,除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外,当归因于晚明户部监兑官在监兑漕粮本职之外,增加了兼催地方钱粮逋赋的职能,以致同地方税粮征解体系间形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博弈关系。明清鼎革之后,清廷吸取明代经验教训,使监兑官完全规制于地方,而不再具有户部外差属性。     

隋唐漕渠在灞河以西的走向

<正> 隋唐漕渠是关东漕粮运往京师长安的重要运输线,基本上是在汉代漕渠的基础上加以疏浚开挖而修成的。其流经路线在灞水以东与汉漕渠路线大同小异,灞水以西的流路,诸书除了记载其起点在咸阳县西18里的兴成堰以外,均略而不谈,只有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中说过一句“因古渠自华阴入渭”。后代学者也很少有详细的考证,嘉庆《长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