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三大贡献

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思想和实践,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7年6月至1980年2月,万里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一个省的局部地区实行农村改革。邓小平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有功的”;坊间传说,“要吃米,找万里”,就是对这一段情况的概括。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2月到1988年4月,万里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并在一段时间内兼任国家农委主任,分管农村工作,具体指导全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万里对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有下述三个方面。     

农村改革元老杜润生

正1978年肇始的农村改革,倏忽已近四十周年。人们谈起农村改革,都常会念及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等,但谈及具体谋划时大家都不会忘记那位山西太谷革命元老杜润生。许多人士都尊他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却自谦地说:"这是一个团队,我只不过是一个符号。"     

万里与安徽农村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要吃米,找万里。"邓小平也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万里同志是立了大功的。1977年6月到1980年,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率先搞起了"省委六条",既而做出"借地度荒"、"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一系列决策,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万里晚年用了"惊心动     

导读

邓小平同志说,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 农村改革又从安徽开始.1977年夏天, 万里临危受命奔赴安徽任职后, 常常把轿车远远地停在村外, 不打招呼步行进村入户, 看到的却是一个个触目惊心的贫穷与落后场面.     

农村改革如何突破“农业学大寨”模式

正农村改革是中国当代史的重要一页。多年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入,众多专家、学者的论述、专著,亲历者的专题回顾,可谓硕果累累。但作为亲历了这场改革全过程并一直关注着这段历史研究的一名记者,也感到有一些明显的不足。改革起始期的一些重大矛盾斗争,特别是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斗争被忽视了。走在改革前列的万里同志说,"农村改     

忆小平同志黄山谈话

1979年7月,是最热的时候。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万里同志携省革委会副主任侯永来黄山,要我去谈话,我时任中共徽州地委书记。万里告诉我,小平同志要来黄山休息几天,他实在太累了。并嘱咐不必惊动大家,只我一人来负责接待,地委其他同志照常工作。我回屯溪与地委其他领导商量后,决定由我和公安处长、接待处长以及一位厨师等有关同志上黄山布置接待事宜。     

跨出第一步好艰辛——回忆原六安地区关于包产到户的两次讨论

君出于民,而民出于土,农村问题历来是中国的根本问题。1992年,万里在谈及那场起源于江淮农村的改革时,深刻地说:"包产到户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可谁知《跨出第一步好艰辛》,《安徽日报》资深记者翻开发黄的笔记,向你讲述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大发源地六安地区那一场场牵动上下的争论。     

最后的交谈──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十周年

胡耀邦生前最后的照片胡耀邦同志于１９８９年元月８日至３月１３日来南宁休养。３月１１日,我去看他,他说：“我１３号回北京,今天就算告别了,你不要再送我了。”我说：“你今年冬天再来南宁休息吗？”他说：“不来了。”然后他动情地用他的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八十重上黄山──回忆安徽的农村改革

今年6月,我应安徽老年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安徽老年报社的邀请,以81岁之身,在距上次15年之后,重上著名的风景胜地黄山,引起了一段美好的回忆。回忆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安徽在20年前揭开我国农村改革开放序幕的情景,也是《人民日报》在当时对安徽改革进行大力宣传的情景。小平同志曾说：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这段历史之所以值得回忆,主要意义在这里。6月8日一到蚌埠,我触景生情,感慨万千。蚌埠原是凤阳县的一个小镇,凤阳是农村“大包干”的发祥地,我立即想起了当时曾经流传全国的“要吃米…     

胡耀邦怎样处理傅聪回国演奏问题

两年前,有一天李春光同志到我家来,说起胡耀邦怎样处理傅聪回国演奏的情况。我在听了之后,认为应该设法公开发表。为此目的,我请他把情况写出来给我。他一回家就写。2001年8月15日晨写完,17日寄出。18日我收到。不久,他又去美国了。原先我对他说,我打算根据这个材料,自己写成文章拿出去发表的。所以在材料前李春光同志写了“光远同志参考”六字。可是看过之后,我觉得还是就用他本人所写的文字为好。我觉得他对事实写得具体真实,并且从他叙述的傅聪回国演奏一事前前后后处理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胡耀邦同志的为人,看出他(胡耀邦)处理问题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可以看出他处理事务的精神和方法。请读者们特别注意这篇文章中,李春光同志所叙述的赵沨看了他写的那封不少于四千字的给胡耀邦的长信之后,劝他“不要去批评胡耀邦,你把那些话统统删掉罢”时,李春光回答说“据我所知,耀邦是可以批评的。”我认为这篇文章有史料价值,希望全文刊登。     

向胡耀邦请教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3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在很短时间内,他把党校办得生气勃勃,对全国影响很大。很多省、市、自治区党委都派人到中央党校参观学习。我们广西区党委的领导,知道我和胡耀邦同志熟悉,就派我和几位同志,于9月下旬到中央党校参观取经．我们到了党校就找办公室,要求见胡耀邦同志,办公室挡驾,说不能见。怎么办呢？后来和我们广西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商量,他们说,耀邦同志就在我们学员食堂吃饭,我们给你一张饭票,到我们食堂吃饭就可以看到他了。中午,我就到学员食堂就餐,刚领…     

忆“农民水利土专家”路银

我和被群众誉为“农民水利土专家”的路银,相识于红旗渠工程开工的1960年。 那年夏季的一天上午,我在悬崖上除罢险,下落到离地面六七米高的时候,一个正在搞测量的人把我叫住了：“喂,同志,你帮个忙怎么样？”我回答说：“行啊,你说吧!”“你帮我在石头上画个记号就行。”说着,他让我用绳子将一把尺子吊上去,然后根据他的指挥,用红漆在石头上画了个点儿。     

我所知道的王光宇同志

<正>2017年8月23日,安徽省农村改革的决策者、推动者、执行者之一王光宇同志驾鹤西去,我无比悲痛。我在光宇同志领导下工作了20多年,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有5年时间担任他的专职秘书。光宇同志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一生牢记党的宗旨、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以及对我的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益,影响至深。今天,我想讲讲在他身边的日子里,感受最深的几件事。     

走过沧桑岁月——江鲲池同志访谈录

正王金梅:江老您好!我知道您长期从事安徽农村、农业问题的调查研究,并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安徽农业发展、水利建设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同时您与曾希圣、钱正英、桂林栖、史钧杰等领导同志在工作上都有过接触。我想请您谈谈相关情况。江鲲池:好的,也不能说我对安徽农村、农业发展问题有多深入的研究,只能说由于工作原因,加上我长期跑田埂、爬格子,对一些情况有所了解,可以和你谈谈。     

走完长征路 抚养陶铸女

我于1909年出生,今年七十七岁。老家住在清镇县王庄乡茅草坝。我在延安时,陶铸也在延安。他有个独生女儿陶斯亮,那时只有三岁。后来,陶铸到东北去工作,他爱人曾志的工作太忙,中央总部就把带斯亮的任务交给了我。不久曾志同志也走了,她临走时对我说“老杨同志,我们这次去,有可能牺牲,如果万一回不来,这孩子就当做你的,你把他带大吧！教育他好好干革命。”我说：“首长放心走,我一定把他当自己的孩子来养好,保证完成任务。’港志走后,开始组织上就把娃娃送到中央托儿所去带,可是小斯亮总不习惯,哭得很。领导上不放心,我也不…     

万里访谈录

1995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改革风云中的万里》,很快成为一本畅销书。作者是较长时间在万里身边工作的原新华社记者、《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1994年8月5日,在作者请万里审阅这部书稿时,万里就书稿中着重记述的当年铁路整顿和农村改革问题,讲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也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这次谈话虽然过去三年了,但其中有关经济改革的一些论述,对现实还是很有启迪意义的。下面是这次谈话的摘录,是万里同志最近同意交本刊发表的。     

给中央委员当秘书

今年4月22日,刘春樵同志走完了他83年的人生历程,悄然而去了。望着老人的遗像,我一下想到了20多年前我给他当秘书的日子。 1979年4月13日,我根据中共常德地委办公室领导的安排,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刘春樵同志报到, 担任他的秘书。我知道春樵同志是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湖南省委常委, 常德地委副书记,是一位早已耳熟能详的传奇式人物。当时我真是诚惶诚恐,担心不能胜任,给组织上添麻烦。那一年,春樵同志56岁,身体结实,穿一套旧军装,理着平头,皮肤黝黑。他一见到我,显得很高兴, 连忙握住我的双手,把我拉到他的面前坐下。他笑着说,听说你小张也出生农村,是从大队、公社、县里,     

宝献乡(平阝)壮国魂——赞李初梨同志捐赠文物给国家

六十年代之初,我进京开会,遇到了阔别多年的郭沫若兄,他对我说:“艺术叛徒!后期创造社的李初梨同志,近几十年来搜集了不少文物,其中还有些罕见的珍品呢!你可以去看看,摆摆龙门阵嘛!” 这种说法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便到初梨同志家去看画。他和老伴刘钧热情地接待了我,拿出许多作品让我欣赏。我印象最深的是浙江山水,挂在墙上,山光扑面,清气迎人。用他的话来说:“这位和尚的线条真     

老挨打也不是好孩子

我的侄儿军军是个小胖墩,平时就挺乖巧的,可是这些天,他越来越不愿上幼儿园了,他说幼儿园里总有一个小朋友欺负他。随之,他又总是带着自豪的神情说:“可是我没有还手,阿姨还夸我是好孩子。”尽管平时总是教育儿子不要打人,可听说儿子挨打的次数多了,嫂子也禁不住生气了,对他说:“如果那个小朋友再打你,你也可以还手打他。”“怎么还手呢?”军军很认真地反问他的妈妈。是啊,怎么还手呢?我和嫂子尽力调动成年人的智慧,想给他指一条有理有节的路:“小朋友打你时,你先告诉他打人不对;如果他还打你,你再打他好了。”“那阿姨还会说我是好孩子吗?…     

“文革”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

意外的特殊使命 1975年深秋,天气特别地阴冷。一天上午,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孟波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很神秘地对我说:“老齐,咱们俩有些事要马上去北京。”他这没来由的话,把我弄得如坠云雾,不着边际。那时,我刚被宣布解放,虽然说是让我和陆汉文、胡冠时等同志负责上海京剧团(即现在的上海京剧院)党委工作,但我是心有余悸,处处小心,大事小事都请示,生怕再被靠边批斗。出于谨慎,我问:“是什么事情?”孟波不露声色地说:“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问底:“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瞎,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