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物保护法》在景区建设中的作用

当今的景区建设是建立在打破旧的景区格局,形成新的景区格局基础之上。是对旧的否定,新的确立的过程。对于一个景区来说,旧的反映景区建设的过去,新的反映景区建设的今天。景区建设的过去往往会产生许多有着十分重要意义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它们充分反映出景区的历史发展轨迹,这些便成为《文物保护法》的保护对象。景区的历史要保护,景区的今天要建设,这是一对矛盾。《文物保护法》为我们在处理这对矛盾时,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

当前,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的伟大历史时期。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把历史教育列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任务,指出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首先是干部和青年中,“加强祖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教育”。党中央这一指示,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和巨大的鼓舞。我们从事史学工作的人,过去尽管在道理上也懂得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但是由于平常研究的是以往的事情,有时就往往不大注意自己的工作在当前实际生活中应该起到的作用。学习胡耀邦同志的报告,使我们大大提高了对历史教育重大意义的认识。为了开创史学工作的新局面,无疑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用饱满的热情做好这项工作。     

要认真处理好几个关系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各个时代的研究无论在观点、方法,或是侧重点方面,都有所不同。在本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今天,国际上许多国家和民族动荡不安;我国正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边疆、民族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在这一新的形势之下,如何开展我国的边疆史地研究呢?这是我们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在九十年代的今天,开展我国边疆史地研究应处理好下列几种关系:     

历史不应只由胜利者来书写和褒贬

<正>我们这里所谈的"历史"自然不是人们实际活动的第一手历史,而是被书写成文的第二手历史。有一句名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在以前的时代的确常常如此,但我现在想质疑这句话在今天的有效性,即我们观察到的社会、观念的改变以及书写、发表、传播技术的巨变,或已使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历史已不再可能仅仅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和褒贬来书写了,甚至也不会仅仅由     

从矛盾中找结合点——广州文物保护与城建关系50年的回顾

一座名城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历史文化遗产。经济要发展,城市要建设的今天,文物保护与建设需要往往会出现矛盾。一方要保,一方要拆,如何处理?历史的车轮已进入21世纪,重视保护文化遗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回顾过去的五十年,广州在探索中前进。体会是：从实际出发,抓大放小;做好宣传,化解矛盾;重视保护、利用与研究工作,取得各方面的重视与支持。     

《党史研究》杂志创办始末

1980年1月,在胡耀邦的倡导下,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党史研究》创刊了。它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为研究中共党史、交流研究成果、总结历史经验、进行拨乱反正、积累文献资料,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园地,受到党史工作者和海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当时,每期最高发行量达到8万多册。我们作为当事人,根据个人所了解的情况,谈谈《党史研究》杂志创办始末。     

我们心中的胡耀邦——纪念胡耀邦同志九十诞辰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中,特别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农村体制改革这三项决定性的工作中,胡耀邦是具体操作的前线总指挥,其后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胡耀邦是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但是,自1989年4月胡耀邦病逝不久,到1994年4月之前,本刊和中国大陆的其他媒体一样,几乎完全不提胡耀邦的名字。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1994年4月,胡耀邦逝世五周年之际,在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下,本刊发表了几幅他的照片,还有几行白话诗。随后又组织了一系列他领导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今日看来,这些事很寻常,但在当年却也很不寻常:一方面,中共中央在悼词中对胡耀邦的崇高评价只字未改;另一方面,与他相关的一切又笼罩在一片静寂之中……如今,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我们迎来了这位伟人九十诞辰,而历史也进了一大步:当年的不寻常也寻常了。读者、作者和编者欣喜这种进步,欣喜这种寻常。因此,半年多来,我们收到了大量纪念耀邦九十诞辰的来稿。本期我们先选编了这些来稿的一部分,作为对这位伟人九十诞辰的纪念。     

关于历史评价中的几个矛盾问题——四月十二日在中国史学会河南分会上的讲话

这些时,我们常常接触到从各方面所提出的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过去我也曾经作过一些很原则的讲话;每逢遇着具体问题时,我也零零星星地谈了一些。但是问题总是层出不穷。怎么回事呢?于是我就把常接触到的问题大体概括了一下,问题尽管很多,我想,总可以把它归纳成几个类别;如果能够抓住某些重要关键,把各类问题找出关键予以解决,其他自然就能触类旁通,迎刃而解。由于我没有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仅仅就个人主观感触到的总合为几个问题来谈,自然是不全面的。在历史评价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往往会困惑我们对于历史的清晰而明确的理解,我今天想提出来谈的就是这些矛盾,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来解决这些矛盾。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作为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拨乱反正重要历史发展时期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最重要的功勋之一，是在全党同志，特别是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全力支持下，坚决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胡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６周年了，今年１１月２０日是他诞辰８０周年的日子，我们特发表此文，以表深切的怀念。     

胡耀邦与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和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很特殊的一页.这一段历史时间不长,但很重要.如果不了解这一段历史,就很难了解新中国的全部历史,特别是很难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说不清它的来龙去脉.胡耀邦是拨乱反正的先行者.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我在胡耀邦的指导下,参与了拨乱反正的一些事.我已撰写了<耀邦指导我们办〈理论动态〉>一文,着重讲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发表在<百年潮>2003年第7期上,现在写的是续篇,讲其他方面的拨乱反正.     

红釉瓷器考

红釉是我国传统色釉品种之一,已经有几百年的烧造历史。今天的瓷器烧造工艺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不仅接近了历史水平,而且有新的发展,新兴品种也层出不穷。景德镇烧制的“三阳开泰”瓶,在黑釉地上衬托     

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历史学

正历史学是一门处在变化中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广泛接受了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见。今天,不仅一些新的技术手段的应用,如对历史资料的大数据处理,使得历史研究工作变得和以往不太一样;更重要的是,现实向历史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以及历史研究者对现实的感悟使得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也与以往有了不同。然而,历史学还有一些内在的属于这个学科的永久的内容,变动的历史学前行     

胡耀邦和共青城的不解之缘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在北京病逝。从此,胡耀邦走进了共和国的历史,成为我党历史上杰出的领导人之一。1990年12月5日,耀邦同志骨灰安葬在江西省共青城的富华山。 共青城,距江西省省会南昌市56公里,是京九铁路线上一座现代化的新兴城镇。共青城的诞生和发展,耀邦同志倾注了心血,胡耀邦与共青城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够，也不够!——记胡耀邦同志1959年的一次讲话

到今年的4月已是胡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了。看到我们国家繁荣昌盛、百姓生活蒸蒸日上的今天,我不禁想写点什么来纪念这位当年“拨乱反正”、力主“改革开放”的先驱。     

胡耀邦和他的警卫员

一提起胡耀邦，人们想起的都是总书记的胡耀邦，没有多少人知道当政委的胡耀邦是个什么样子，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胡耀邦曾经是打仗常常不在指挥所而在前线战斗部队甚至跟突击队冲锋的政委。战争离我们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距离了，战争故事也在逐渐失传。有幸，当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三纵队司令部内勤班班长的张成海老人，讲述了他所知道的胡耀邦的战斗故事。张成海离休前任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在解放战争中一直是胡耀邦的贴身警卫，解放后仍然和胡耀邦保持着联系。直到胡耀邦突然病逝前，他和胡耀邦在中南海还有一次贴心的长谈。张成…     

胡耀邦与十二大机构设置及人事变动内情

1982年,胡耀邦与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交谈时,说:"现在我们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比你们党老化得多。我们要提拔一些年轻人上来。中央委员会可能有比较大幅度的人事变动……"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在"文革"后中共召开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二大上,完成了新的机构设置和人事变动,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这其中人员安排、比例分配、权限划分,胡耀邦有着怎样的考虑?欲知内情,请看"中国记忆"项目顾问史义军的独家报道。     

历史动力惟一论统摄下的农战史研究

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回溯近百年来的中国史研究,人们会感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人们过于将历史研究现实化,赋予它意识形态的特性,而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性质。农战史研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上世纪初叶,在辛亥革命浪潮的波及下,太平天国研究一度兴盛,二三十年代短短20年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著作近30部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高度集中的学术论题;接着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将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提到了相当的历史高度,人们简直就将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看做是现实中国革命的直接序幕;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史研究,更将农战史研究装扮成一朵耀眼的明珠,40年间发表论文4000多篇,出版著作300多部,在史学研究领域形成了趋之若骛之势;而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问题的鲜有提及,随着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迅猛过渡,加之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目标日益迫切,农战史研究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漠。从学术自身发展的要求出发,围着意识形态转的现象应该得到改变。对于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研究来说,今天是到了一个需要认真回溯、总结、清理并使之终结的时代。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一直延伸进今天的时代,农民问题、农民的历史和现状,是我们认识国情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所以,抛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和农民问题研究、乡村社会研究等等,仍是一个需要深入开掘的领域。所以,我们今天重提农战史研究,希望从新的历史高度对之重新审视,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反思的精神,清理以往的研究,开拓新的思路,以期使被极度冷落的农战史研究,再次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并绽开出比传统的“五朵金花”更为娇艳、也更富有生命活力和科学魅力的史学鲜花。本期所选用的几篇笔谈短文,表达着编者对农战史研究复苏和新生的热切期待。     

意识形态与历史:近50年来农战史研究之检讨

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回溯近百年来的中国史研究,人们会感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人们过于将历史研究现实化,赋予它意识形态的特性,而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性质。农战史研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上世纪初叶,在辛亥革命浪潮的波及下,太平天国研究一度兴盛,二三十年代短短20年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著作近30部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高度集中的学术论题;接着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将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提到了相当的历史高度,人们简直就将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看做是现实中国革命的直接序幕;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史研究,更将农战史研究装扮成一朵耀眼的明珠,40年间发表论文4000多篇,出版著作300多部,在史学研究领域形成了趋之若骛之势;而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问题的鲜有提及,随着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迅猛过渡,加之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目标日益迫切,农战史研究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漠。从学术自身发展的要求出发,围着意识形态转的现象应该得到改变。对于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研究来说,今天是到了一个需要认真回溯、总结、清理并使之终结的时代。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一直延伸进今天的时代,农民问题、农民的历史和现状,是我们认识国情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所以,抛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和农民问题研究、乡村社会研究等等,仍是一个需要深入开掘的领域。所以,我们今天重提农战史研究,希望从新的历史高度对之重新审视,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反思的精神,清理以往的研究,开拓新的思路,以期使被极度冷落的农战史研究,再次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并绽开出比传统的“五朵金花”更为娇艳、也更富有生命活力和科学魅力的史学鲜花。本期所选用的几篇笔谈短文,表达着编者对农战史研究复苏和新生的热切期待。     

制度设计与农民历史命运--农民战争史研究视角问题琐议

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回溯近百年来的中国史研究,人们会感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人们过于将历史研究现实化,赋予它意识形态的特性,而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性质。农战史研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上世纪初叶,在辛亥革命浪潮的波及下,太平天国研究一度兴盛,二三十年代短短20年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著作近30部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高度集中的学术论题;接着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将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提到了相当的历史高度,人们简直就将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看做是现实中国革命的直接序幕;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史研究,更将农战史研究装扮成一朵耀眼的明珠,40年间发表论文4000多篇,出版著作300多部,在史学研究领域形成了趋之若骛之势;而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问题的鲜有提及,随着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迅猛过渡,加之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目标日益迫切,农战史研究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漠。从学术自身发展的要求出发,围着意识形态转的现象应该得到改变。对于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研究来说,今天是到了一个需要认真回溯、总结、清理并使之终结的时代。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一直延伸进今天的时代,农民问题、农民的历史和现状,是我们认识国情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所以,抛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和农民问题研究、乡村社会研究等等,仍是一个需要深入开掘的领域。所以,我们今天重提农战史研究,希望从新的历史高度对之重新审视,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反思的精神,清理以往的研究,开拓新的思路,以期使被极度冷落的农战史研究,再次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并绽开出比传统的“五朵金花”更为娇艳、也更富有生命活力和科学魅力的史学鲜花。本期所选用的几篇笔谈短文,表达着编者对农战史研究复苏和新生的热切期待。     

农民战争补说

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回溯近百年来的中国史研究,人们会感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人们过于将历史研究现实化,赋予它意识形态的特性,而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性质。农战史研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上世纪初叶,在辛亥革命浪潮的波及下,太平天国研究一度兴盛,二三十年代短短20年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著作近30部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高度集中的学术论题;接着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将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提到了相当的历史高度,人们简直就将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看做是现实中国革命的直接序幕;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史研究,更将农战史研究装扮成一朵耀眼的明珠,40年间发表论文4000多篇,出版著作300多部,在史学研究领域形成了趋之若骛之势;而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问题的鲜有提及,随着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迅猛过渡,加之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目标日益迫切,农战史研究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漠。从学术自身发展的要求出发,围着意识形态转的现象应该得到改变。对于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研究来说,今天是到了一个需要认真回溯、总结、清理并使之终结的时代。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一直延伸进今天的时代,农民问题、农民的历史和现状,是我们认识国情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所以,抛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和农民问题研究、乡村社会研究等等,仍是一个需要深入开掘的领域。所以,我们今天重提农战史研究,希望从新的历史高度对之重新审视,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反思的精神,清理以往的研究,开拓新的思路,以期使被极度冷落的农战史研究,再次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并绽开出比传统的“五朵金花”更为娇艳、也更富有生命活力和科学魅力的史学鲜花。本期所选用的几篇笔谈短文,表达着编者对农战史研究复苏和新生的热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