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齐生(续)

归绥探监一九三一年冬,黄齐生听到外甥王若飞在绥远被捕的消息,忙千里迢迢地从定县赶到归绥探望。他到第一监狱去了三次,都没有见到。多次求见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才得到许可。在看守的监视下,若飞昂首挺胸地拖着脚镣一步一步来到接见室,隔着铁窗叫了一声:“舅舅来了!”黄齐生见若飞身体虽很消瘦,但经过多年风霜,神情却更显得沉着和老练,心里略微得到一些安慰。听到若飞的呼唤,他虽然生性刚强,也不禁一阵心酸。他说:“我们十年不通音信,你究竟作了什么事,落得这般光景?”若飞恭敬而坦然地说:“舅舅放心!我的行为,洁白无瑕。我所作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是争取劳苦大众翻身作主人的事业。他们逮捕我,就是因为我和人民站在一起。”黄齐生听了,更加信任若飞,称许地点点头,决然地说:     

为范文澜铜像揭幕的讲话

今天,我们怀着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同志的深切的思念之情来瞻仰他的铜像。范文澜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是对历史学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学者。就我个人来说,是在1949年进入北京城时才见到范文澜同志的。这以后,他一直住在东厂胡同的宿舍里。在同他交往中,和其他同志一样,我从他那     

陶铸在国民党监狱领导的绝食斗争

1934年,我在安徽嘉山被捕,押到南京,投进了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一直到1937年9月底才被释放出狱。关在这所监狱里的政治犯,有不少是党的领导干部、作家、学者。例如恽代英(被捕后没有暴露身份,判刑5年,后来叛徒顾顺章告密,被杀害于狱中)、楼适夷(作家)、史存直(语言学家)、朱境成(经济学家)、黄岩、李世农、王文正、王麟章等同志,和陶铸同志关在一个监狱。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接着八一三沪战开始,8月14日敌机轰炸南京,而我们这班青年却被关在铁窗之内,不能奔赴前线杀敌救国,悲愤至极。那时国共二次合作已趋成熟,红军已改称国民革命军,而我们这些政治犯,却一直     

狐狸和猎人(纳西族)

一只黑狐狸,掉进了猎人设下的陷井。它想让猎人不捉杀它,摇身变成了个身穿黑衣的人。猎人来查看猎物了,黑狐狸大声呼救:“好心的猎人,快救我啊!”猎人见他的陷井里竟有个人,忙把它搭救出来,并嘱咐它:“以后走路得小心点,这里是我专捉狐狸的陷井。”说罢,猎人把那“人”领到自己家里,热情地招待了它一顿饭。黑狐狸怕再次掉进陷井里被猎人捉杀了,就想出了个自以为能永远保住性命的妙计,便对猎人说:“好心的猎人,以后若有     

我与“江姐”的儿子彭云同学

中学六年,我有幸成为革命先烈江竹筠同志儿子彭云的同班同学,也让我更加了解了他的家庭。提到彭云的母亲江竹筠,也许年轻人会感到陌生,但提到“江姐”,在我困可算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了。江竹筠同志1920年8月20同生于四川自贡,曾就读于四川大学农学院,在此之前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6月被捕,1949年10月下旬被敌人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江姐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     

让历史告诉未来——记任弼时夫人陈琮英

1994年4月30日是任弼时同志诞辰90周年的纪念日。是年冬日的傍晚,我在西四附近一个普通的院落里,见到了他的夫人、年已九十有三的陈琮英老人。 陈琮英老人在党内有极好的口碑,这缘于她矢志不渝的信念,默默无闻的奉献,从不伸手向党索取的品德。 叶剑英在礼赞任弼时时,曾满怀激情说过这样为全党首肯的话:“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若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我的父亲母亲

正我叫王烈遗,我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告诉你,我是烈士的遗孤。我的父亲王学尧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爱国青年。在哈尔滨、在三棵树、在密山,到处都留下了他的革命足迹。1936年,他被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宁死不屈,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被日本鬼子枪杀,壮烈牺牲。他是党中央、国务院2015年批准公布的600名抗日英烈之一。     

盛世才滥用酷刑

盛世才每次逮捕人,都不需在被捕者的身上或住所搜查出什么“犯罪”的罪证,所有“罪证”都是根据被捕的人在监狱里受过酷刑后的口供,这可见盛世才所冤诬的人之多。据说无论你是怎样一个铜皮铁骨的好汉,受过10种盛世才的酷刑后,10个人有9个都没有不照审判人的旨意招供的,杜重远自诬为“托匪”就是这样。我在监狱里曾经看见一位姓焦的东北人,是以前盛世才手下的团长,为盛世才诛杀异己出过很大的力,立过“功”,后来被提升为粮服处的处长,不到半年,就被盛世才以“阴谋暴动”的罪名逮捕下狱。他自己觉得他是一位最忠实于盛督办的人,而突然被诬参加…     

潜身敌营二十载的烈士──丁行

1947年9月下旬,北平中共党的地下电台在发报时,被国民党北平行营二处电讯检查科侦破。电台没按规定及时销毁的电稿,也落入敌手。报务员李政宣等叛变,致使潜伏在绥靖公署的中共党员十多人先后被捕。时任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兼河北省政府机要秘书的中共党员一行尚未被捕,丁行的夫人劝他暂避时,他说：“这么多同志被抓,我一走,谁替他们出力营救？”不几大,丁行也被捕了。这就是北平解放前夕轰动一时的“共党谍报案”。此案令蒋介石大惊：“八产党都钻到我们上层军事机关主管作战的参谋处等部门,我们怎么会不打败仗！”丁行,…     

令我永难忘怀的老战友

令我永难忘怀的老战友赵明吕复同志是我最亲密的老战友,令我永远难以忘怀！我是１９３５年在南京和吕复认识的,当时我们都是＂左翼剧联＂的盟员,由于叛徒的出卖,我们在宁的成员同时被捕,只有吕复机警地逃出了魔掌。１９３７年,在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时,他是演员,我是...     

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披荆斩棘的勇士——怀念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吴仲超

仲超同志于一九五四年由华东大区调来我院担任院长,至一九八四年十月七日因久病逝世止,为我院的整顿、发展,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开辟道路,呕心沥血三十年。 仲超同志是一九二八年于上海入党的,那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白色恐怖弥漫,时常有被捕、被杀的危险,他在上海、无锡一带,为党做了大量工     

我和李立三在苏联的生活(下)

立三出狱的那一天,我们彻夜未眠,听他诉说狱中遭遇。后来的年代里他又陆陆续续给我和孩子们讲了一些。1993年苏联内务部档案对外开放,我乘在莫斯科探亲之机,和女儿英男一道前去仔细查阅了当年李立三的档案材料,对他被捕审查的经过     

戴望舒诗人最好的墓穴是他的诗歌

1942年春日的一天,诗人戴望舒走进香港一家理发店,还没等理发师动剪刀,就被两个日本特务盯上,旋即被捕下狱。几个月后,这位诗名远播的文人出狱,写出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我用残损的手掌》:“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诗里那份对山河破碎的扼腕、对故乡的依恋,贯穿了他的一生。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资本论》的评价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有什么评价?这一直是学者们极为关心的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于一八六二年被捕,过了二十一年漫长的监禁和流放生活,一八八三年虽然被准许回俄罗斯,但一直受到特务的监视,六年以后就与世长辞。在一生的最后二十七年里,他几乎完全     

深切悼念尹达同志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尹达同志不幸病逝于首都。噩耗传来,我悲痛难言,不能自己。他的逝世,对于我国史学界,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是一个重大损失。就个人而言,尹达同志和我合作共事几三十年,而在十年浩劫中,我们更是患难与共的知己,他溘然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同志和兄弟。悲痛之中,往事历历,思绪万千,谨以此表示我对他的深切悼念。尹达同志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考古学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怀着对科学真理的追求的态度,一直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着,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他是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建国以后,又是历史学科的组织者之一。无论在考古发掘、史学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中,他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所知道的周扬──纪念周扬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30年代初,我在上海读书,又是做地下工作的共青团的基层干部。我爱好文艺,接触过左联的一些人,在福煦路一家专卖左联和进步书刊的小书店里,认识了夏衍、丁玲,还见过冯雪峰等。周起应（周扬）的名字,我听说过,也在书刊上看到过,知道他是左联的领导人之一,但没有见过面。1932年7月,我被捕,被关进苏州军人监狱,从此,高墙和铁丝网把我和外界隔绝了好几年。1937年,全民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我在这时才被释放出来。第二年初,到了延安。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时候,曾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写过一部高小适用的《自然课…     

怀念足智多谋的王殊同志

在纪念中德建交50周年的日子里,我思念被称为“提出中德建交第一人”的王殊同志。王殊同志本是淮海战役的战地记者。建国后是新华社驻外的名记者。1972年他在驻联邦德国时,了解到联邦德国的情况与一般传说的不完全一样,便写内参反映。毛主席、周总理看到他的建议后,格外重视,并接见了他。遂后,中国很快与联邦德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关于这方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多有报道。     

回忆在刘少奇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

今年是敬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回忆起在他身边工作的几年里所遇到的几件事,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他的伟大的人格,竭尽精力为党为人民日夜操劳的精神。 我是在1953年底到1957年初为少奇同志做保健医生的。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他的工作精神。     

重访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是62年前我去延安时路过、停留了一段时间的地方。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川东青委书记、我的领导杨述同志被捕。当时我正在重庆做秘密     

苏飞冤案平反何其难

我和苏飞在《人民画报》社同事多年,他一生坎坷多难,曾三次被捕入狱,流放和服刑前后达十五年之久。而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苏飞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苏修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1981年8月刑满释放后,他这个罪名至2006年没有得到改正和平反!这是我二十多年来一直希望能揭开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