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的煤炭行业

抗日战争以前,汉口的煤炭行业有三个同业公会:一是煤焦公会,后改名为煤焦贩运业同业公会;二是柴炭业公会;三是煤业公会.这是当时的三个不同性质的煤炭同业公会.煤焦贩运业公会是专门经营焦煤和烟煤等工业用煤的商人组织.柴炭业公会是贩卖柴火与炭巴、炭圆(即煤球)的商人组织.以零售为主、兼营批发.煤业公会则是有厂子堆放大量的柴煤或供烤火用的白煤块,兼而自制大量的煤球的商人组织.     

国民政府最大的金融案

1947年,上海金号业公会和银楼业公会中的很多成员摇身一变,成了金苍蝇、金老虎、金黄牛,形成金牛党,在数月之间,张开血盆大口,吞掉国民党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800余万两,制造了国民政府最大的金融案!     

战后上海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与影院业经营(1946—1949)

抗战胜利后,上海电影院业力图恢复振兴,电影院业同业公会在重组后亦为此多方筹划。公会着意于影院经营需要,从票价调整、营业秩序、税费减免等方面既与政府交涉,亦与同业协调,在维护行业秩序、谋取同业公益方面发挥重要功用。公会之自治行为,得益于同业支持,但受制于政府的支持程度。公会的团体交涉可节约交易成本,为影院经营发展拓展市场空间。     

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

本文以潮汕侨批业为个案研究,利用跨国主义理论,探讨了侨批网络的内部整合与制度化问题。认为侨批网络的制度化表现首先是侨批公会的建立,继而是侨批公会网络的形成,侨批公会网络再通过其制度化机制进入以中华总商会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华人社团网络。侨批网络的扩大加强了其对外的集体交涉能力,从而维护了侨批网络的正常运转。在此运作模式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侨批网络的运作模式对研究跨国华人商业网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国时期政府对银行公会之管理——以上海银行业业规修订为中心

民国时期的银行公会作为银行同业组织,在维护各地正常的金融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银行公会毕竟主要代表了银行业的利益．如何加强对其的规范和管理。是政府监管当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主要根据上海市档案馆藏相关档案,对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三次修订业规和报备的过程进行疏理．并作出初步的评述。     

调剂武汉民食暂行办法

(一)武汉市民食调剂事宜由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汉口市政府、汉口市商会银行公会、武昌市政处及各关系粮业机关团体合组武汉市粮食调剂委员会统筹办理.     

20世纪50年代上海金融业同业组织衰亡探析

上海的金融业同业组织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三业公会并存到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金融业同业公会三个阶段,仅三年半的时间,不仅曾经享誉经济金融界的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消亡了,金融业同业公会也最后走向终结。不可否认,金融业同业组织的消亡是由于私营金融业行业整体的消失使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实际上在私营金融业改造之初,金融业同业组织以往服务于同业的职能已大部分丧失,促使其快速走向衰落,金融业同业组织的早衰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私营金融业的改造产生影响。     

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业规修订述论

上海银行业自1920年订立业规后,先后于1933年、1936年以及1948年对业规进行了三次修订。本文从业规修订及报备过程这一特定角度。考察和探讨政府监管当局对银行公会的管理,提出必须完善监管本身的规则,并注意把握监管的适度性问题。     

近代上海钱业习惯法初探

近代上海钱庄业具有很高的行业信用,是与其习惯法密不可分的。钱业习惯法主要体现为各种行业规则,加入钱业公会的会员必须遵守这些规则。这些行业规则通过各种途径向外界扩散,成为公认的规范市场秩序的有机环节。在弱政府的环境下,上海钱业公会是以习惯法进行自我治理的同业组织,体现出一些西方学者所谓“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制度特征,可视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典型案例。     

日军进占公共租界后上海银钱业临时联合会的活动

侵华日军进占公共租界后,对上海华商银钱业实行统制政策,查封中中交农四行,致使租界内金融机构几乎陷入瘫痪状态。为应对复杂局面,上海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联合成立上海银钱业同业会员临时联合委员会,与日伪当局进行诸多洽商或交涉,以促使同业行庄开展金融业务,以最终尽可能维护同业各行庄利益。上海银钱业临时联合会与日伪当局的接洽或交涉活动,说明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主体的金融业同业组织并非甘愿听任日汪摆布,并非甘心投入日伪阵营;反之,却充分表明该两大组织在采取力所能及的手段,尽可能与日伪当局多方周旋,在为维护同业及客户利益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并收到一定效果。     

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1929—1931)

192 9年至 1 93 1年 ,上海银行公会不甘被强制改组为同业公会 ,联合钱业公会以及平、津、汉等地银行公会 ,奔走交涉于各方之间 ,要求国民政府颁布银钱公会单行法规章 ,但在强大的压力下最终遵行法规组织起同业公会 ,又改组原公会为银行学会 ,这得到了金融业的赞同 ,也为国民党当局所认可。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大体上继承了原银行公会的组织制度、全部会员银行乃至社会地位。银行公会改组风波对上海金融业所产生的冲击 ,还只是外在的 ,间接的。     

马来西亚的王氏宗亲会馆

海外宗亲会馆是海外华人为了生存而成立的互助性质的民间社团机构,大致包括三个类型:①地缘性的,如“福建会馆”、“海南会馆”等。②业缘性的,如“出租车公会”、““建筑业公会”、“咖啡商公会”等。③血缘性的,如“王氏宗亲会馆”、“张氏宗亲会馆”等。新加坡有一个“汾阳会馆”,从字面上看是地缘性会馆,其实是血缘性的会馆,是郭氏宗亲的会馆,之所以命名“汾阳会馆”,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祖先——“汾阳王”郭子仪。海外华人对会馆非常重视。从理论上说,海外人士认为“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太平”,人类文化之进展,国家社会之繁荣,有赖于族人之     

英国殖民当局与马华公会的成立

针对学术界对马华公会成立过程的不同观点和分歧,在认真研究英国殖民部相关档案的基础上,在马来亚华人社会的分化问题、马华公会领袖们的组织宗旨、英国殖民当局在马华公会成立过程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得出结论,华社并不总是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是能做到团结一致的;马华公会是英国殖民当局发起成立的组织,英国殖民当局在马华公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英国殖民当局的主要动机是希望马华公会成为协助当局恢复秩序的政治力量;马华公会的华社领袖们则希望与马来族群合作,结束英国殖民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形成和觉悟的标志——论1907年的各省商会大会

一1906年,预备立宪公会成立,拉开了资产阶级立宪运动的帷幕。立宪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求建立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法治,所以在1907年夏,预备立宪公会致书上海商务总会、商学公会,鉴于前此政府所颁各商事法令,无商人参与和公认,往往拂逆商情,因而倡议自订商法草案,以作为预备立宪的组成部份,邀请作为资本家团体的上海商务总会和资产阶级学术团体的商学公会共同承担此项工作。上海商务总会与商     

中共建政初期同业公会与产业发展之关系:以上海机械工业为中心(1949—1956)

解放后,上海机械工业同业公会面临强势国家介入下的重组,国家权力由"不在场"而登上前台,公会则由同业组织异化为政策工具。然而,早在解放前,公会曾主动请求政府实施类似加工订货的反市场政策,但旧政权无力施行。因此,解放后以加工订货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实现了公会的期望,符合行业利益。然而,随着国家可以直接与厂商打交道,公会的经济职能逐渐弱化,本身也趋于解体。该案例表明,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可以一致,同业公会的消亡并不一定与产业的衰败相伴随。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

193 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上海银行公会一度公开主张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 ,实行宁粤之间的和解 ,并对诸如罢市这样的激进举措持消极态度。在上海和平会议期间 ,银行公会在敦促宁粤会议双方尽快息争御侮的同时 ,开始对南京当局的统治表示出相当的不满。在蒋介石下野后出现的停付公债库券本息风潮期间 ,上海银行公会发起了声势巨大的抵制运动 ,迫使孙科当局收回成议。 1 93 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后 ,形成蒋汪合作的格局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内债展本减息方案 ,上海银行公会基本上持合作的态度。此外 ,在支持淞沪抗战、维持上海金融市场乃至国内金融业的稳定 ,适时发起成立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等问题上 ,上海银行公会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上海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币制改革述评

为了促进银行业快速发展 ,上海银行公会成立后就尝试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币制改革 ,希望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尽管政府与上海银行公会在币制改革的目标、原则与措施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但二者的合作却占据主导 ,也正是因为二者的合作 ,近代中国币制改革的许多具体措施才得以实施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马来西亚华人领袖陈祯禄

2007年,我受马来西亚联合执政的华人政党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邀请,作为大陆参会代表赴吉隆坡参加"百年回眸——敦陈祯禄思想研讨会"。会议之后,我在马来西亚几位华人学者、马华公会及原左派华人政党成员家里先后住了半月,接触到大量关于马来西亚华人领袖陈祯禄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