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的调整及影响（1950—1953年）

论文利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相关档案等文献,对1950—1953年反禁运斗争、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期间的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旨在探讨社会运动对侨务政策的内在影响以及国有化方针在侨批业中的深化过程。随着全国反禁运斗争、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的先后进行,国家在打击华南外汇黑市、划分兼营土地的侨批业经营者阶级成分和改善侨批业劳资不公基础上,逐步强化了对广东侨批业的管制,初步达到侨汇归公、严禁黑市的管理目的。尽管在各类运动中一些过激举措和工作偏差对侨批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在国有化方针和争取侨汇政策影响下,侨批业管理政策在不断调整,改进、补救和纠正运动中的各类问题并维护了侨汇稳定。在此过程中,广东侨批业的国有化力度显著增强。     

1950年全国侨眷福利会议与福建省侨批业的管理

建国初期,福建省政府遵循新中国政府对侨批业"团结与管理"的政策,采取措施试图将侨批业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下,然而并未能达到目的。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加剧了侨批业管理的难度。1950年8月新中国政府召开华侨眷属福利会议以解决侨批业管理的相关问题,此次会议的召开成为福建省侨批业管理的转折点,会议后福建省政府初步实现了将侨批业纳入管理的目标。     

试论建国初期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

建国初期的侨批业是经营寄递海外华侨汇款及书信并收寄侨眷回执的私营行业。建国后随着解放军在华南地区军事上的顺利推进,包括侨批业管理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在广东得以迅速制定和推行。在“便利侨汇”、“外汇归公,利益归私”原则的指导下,各项侨批业管理政策试图努力扭转侨批业长期奉行的经营服务方针,使之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但由于管理政策自身作用有限以及社会经济实力恢复尚需时日,从新中国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广东侨批业管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泉州侨批业史料》简介

由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写的《泉州侨批业史料》一书,最近已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目前全国第一本系统、全面地介绍侨批业从产生、发展到消亡的史书。全书分上、下编,共五个章节,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和历史研究价值,对于深入研究侨批业这一历史产物,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娇小匕业这一兼有金融和由1。二支双重职能的特殊行业,在泉计】具有历史悠久、从业人员多,业务量大、涉及面广等特点。侨批业在泉州积极地服务侨眷,沟通侨情,争取侨汇,为泉do、I人民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了较好地记载和及…     

华南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与私营侨批业经营关系研究

华南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与具有竞争关系的私营侨批业曾走向合作经营。研究表明,战时环境是促成这一转变的诱因,互利互惠则是双方合作能够持续至抗战胜利的深层次原因。在此过程中,广东省银行依托自身的官方背景和地利优势为侨批业提供批路安保、转驳侨款、接济头寸等服务,侨批业则解决了该行在侨汇揽收和解付环节上的短板,并在经营管理方面提供了一些经验借鉴。双方合作卓有成效,为充实正面战场的军备物资、赢取日伪发动的华南经济战乃至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牟利是侨批业的本质属性,抗战时期与政府银行的合作妨碍其实现利益最大化。抗战胜利后,为寻求更大的汇兑利益,侨批业势必要挣脱广东省银行的控制而寻求自主经营,而战后彼此关系的调整又缺乏强有力的机制化保障,由此双方重新走向了竞争和争夺。     

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

本文以潮汕侨批业为个案研究,利用跨国主义理论,探讨了侨批网络的内部整合与制度化问题。认为侨批网络的制度化表现首先是侨批公会的建立,继而是侨批公会网络的形成,侨批公会网络再通过其制度化机制进入以中华总商会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华人社团网络。侨批网络的扩大加强了其对外的集体交涉能力,从而维护了侨批网络的正常运转。在此运作模式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侨批网络的运作模式对研究跨国华人商业网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梅州客属地区的水客与侨批业述略

侨批是指海外华人华侨寄回国内的简短家书和汇款,经营这一行业的民营机构就称为侨批局;水客是替海外华人华侨带钱带物的个体从业,其产生的时间要早于侨批局,批局是在水客业的基础上发展而产生的。侨批是侨乡特有的事物,近年来,随着大量的侨批实物的被发现,使得这一侨乡特有的化现象引起学界的兴趣,     

民国时期汕头城市商业地理的初步分析——以侨批业为中心

1860年,随着《天津条约》的签订,汕头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成为沟通海外与整个韩江流域的枢纽港,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为繁华的都市,吸引了海内外商民在此经营和居住,专门服务海外华侨和国内侨属的侨批业的发展引人瞩目。海外大量侨汇输入国内,对汕头埠及其腹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通过提取近代日用类书《汕头指南》中商业名录等地理信息,以及房地产卡片中的土地利用信息,利用地籍图和GIS技术,可展现并分析20世纪40年代汕头埠侨批业的空间分布情况。当时较多的侨批业机构聚集在"四永一升平"街区这一商业中心,这种分布整体上呈现了城区范围内的人居变化,反映了侨批业经营网络与汕头商民的籍贯、房地产投资以及海外华侨的密切联系。     

侨批研究刍议——兼谈闽南侨批实物文献的征集

闽南侨批研讨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侨批的历史回顾与实物侨批的文本释读之上,而是在更为广阔的视角下,对侨批历史上的人、事、物等方面展开更为广泛且细致的探究,这应该就是侨批历史研究与文化阐扬的新视线和新领域.本文着重从侨批文献的整理、研究,从文献学专业的视角切入论题,力主侨批文献资源共享,阐释了历史文献学之于侨批研究的方式、方法,对侨批文献的系统研究和实物文献的征集整理,作了有益的探究.     

广西容县侨汇庄的经营模式及网络初探

论文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广西容县“侨汇庄”的产生、发展、演变、经营模式及网络建构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显示,容县的侨批机构在抗日战争前发展较快,至抗战时期处于低潮,而到抗战胜利后一段时期则是发展的兴旺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容县的侨批经营机构也有一个较好的发展过程,不过经营的规模与方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至20世纪70年代初,广西的侨批经营机构退出了历史舞台。亲缘性与乡缘性的经营特征以及由此形成的经营网络,是包括广西侨汇庄在内的中国民间侨批机构的共同经营方式。亲缘式与乡缘式经营不仅是中国民间侨批业内部管理与协调的需要,而且还是族群应对竞争威胁的自我保护措施。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

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财政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集、民国报刊杂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政府管控侨汇的机构、政策、流向变迁历程及其成效。认为战时侨汇是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金融抗战和军事国防联动布局的关键物资,国民政府对侨汇管控有其金融抗战和国防战略部署的双重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存在着复杂的政策调整和隶属机构的变迁,这些措施增加了海外侨汇流入祖国。四联总处、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战时侨汇管控做出重要贡献。文中1940—1945年度中国银行经收美元和英镑外币侨汇数额的统计图,填补了战时侨汇本币和外币统计数据欠缺的空白。     

英国秘密档案中记载的印度华侨陆兴祺

本文利用了重要的、鲜为人知的中外有关文献 ,深入细致地论述了英国秘密档案中记载的民国初年护理西藏办事长官陆兴祺 ,并兼论印度华侨在维护中央对西藏的主权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介绍了清末至 2 0世纪 30年代护理西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在印度活动时所涉及的重要背景、中外人物、其中的冲突、中外交涉及结果等 ,从而为民国年间的中外交涉以及有关西藏史和印度华侨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史料     

民初华侨联合会述论

针对学术界对华侨联合会研究文章不多的现状,分析了华侨联合会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特点,阐述了其在民国初年团结华侨积极参加民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活动。争取华侨权益,以及对民初历史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历史功绩。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团结海外华侨,发扬其爱国主义精神,引导他们积极参加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统一事业,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积极的意义。     

众生相：民国日常生活史研究

日常生活是人类尤其是普通民众惯常的经历和感受。日常生活史在研究内容上与社会生活史有类似之处,但它主要强调站在日常生活经历与体验的立场上观察历史、叙述历史。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日常生活既是民国历史的影子,也影响了民国历史的走向。与民国日常生活史相关的研究,多发表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近五六年之间。这些研究大致涵盖了日常生活史的各个主要方面,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国史研究中日常生活史的失语状态。但就总体来看,自觉地以日常生活的视野进行研究者较少,尤其是缺乏个人经历、心灵体验以及对生活表象背后的意义的挖掘。     

旅美华侨与华盛顿会议

依据《申报》、《晨报》、《民国日报》、《大公报》等报刊在华盛顿会议前后的相关报道,对旅美华侨的活动进行梳理考察,认为旅美华侨对华盛顿会议极为关注,如会前要求南方政府派代表与会,会中及时通告国外信息,联络在美国民代表、留学生批驳不利舆论,监督政府代表,反对直接交涉与借款赎路,一定程度上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旅美华侨的活动对华盛顿会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回顾与展望: 中国大陆地区的民国史研究

近30年来,中华民国史(1912-1949)的学术研究在大陆地区从无到有,有了巨大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成果丰硕、相对完整的学科。大陆民国史研究的主导史观大致经过了从革命史观到民族主义史观、现代化史观的历程。进入21世纪后,民国史研究更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表现为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与新史料的运用。民国史研究若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对研究对象与范围进行重新界定,构建新的解释体系与加强国际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     

河南旧志整理及存佚考述——以《河南历代方志集成》为中心

河南省的旧志整理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以来,经过了初步摸排调查,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呈现出众多的研究成果。《河南历代方志集成》的出版是这一工作的重要体现。它不仅将民国《河南通志稿》及一些档案资料首次影印出版,而且所收志书底本兼具国内外图书馆馆藏,更是吸收了刘永之、耿瑞玲所著《河南地方志提要》出版后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所收志书版本全面,种类丰富。以《河南历代方志集成》所收录方志为基础,考录明、清、民国三个时期共31种未收志书,加上已经收录的530种,认为现存河南旧志共561种。     

The distribution of republican amphorae in france

Summary Recent research on assemblages of Republican amphorae from France has greatly alter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ine trade during the Late Iron Age. However, much of this work, and its implications, are not well known in Britain and this paper aims to disseminate this information by examining the latest evidence concerning the dating and distribution of Republican amphorae (Dressel 1, Lamboglia 2, Brindisi and Republican Ovoid amphorae) in France during the Late Iron Age. In total 1975 findspots of Republican amphorae have been recorded. This includes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Greco-Italic findspots that testify to an important phase of amphora importation to non-Mediterranean France that possibly started as early as the late third or early second century BC. Parts of southern and central France received an exceptional quantity of Republican amphorae.     

A College Student's Rural Journey: Early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China Seen through Fieldwork on Sichuan's Secret Socie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vestigators of rural society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specifically research made through fieldwork on the Gowned Brothers (or,Paoge) in 1940s Sichuan.It takes up one such investigator,Shen Baoyuan—a student at Yenching University;her youthful work never became published or recognized.The present study reveals how the pioneers of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who called themselves "rural activists," tried to understand rural China.It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s in those fields in China of the 1920s and 1940s made it possible for us today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mporary rural problems.The investigator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and Rural Education Movements in Republican China.They show us how Wester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were localized in order to answer "Chinese questions" and to solve "Chinese problems." As source material,these investigations have given us rich records,which in turn have become precious sources and historical memories of rural China's p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