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谷开来受审

“这个案子像一块巨石一样压了我半年多,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噩梦一场。”庭审快结束的时候,薄谷开来说。这个“噩梦”,被海外媒体认为是“自从1981年公开审判四人帮以来,……中国最受关注的案子”     

第一届政协秘书处工作琐忆

有生以来，与国家命运相联系的最令我高兴、振奋的第一件事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第二件事是1949年新中国诞生，第三件事是1976年打倒“四人帮”。而新中国的诞生尤其是我最难忘的历史时刻，因为我有一段在新政协（后来改称为中国第一届人民政协）秘书处工作的经历，亲身参加了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人民政协会议的一些会务工作。那团结、欢腾的热烈场面，那忙碌、激动的日日夜夜，至今记忆犹新。     

我在周总理专机上做空姐──中国第一代空姐自述

１９５５年９、１０月间,新中国民航第一次招收空中乘务员,我有幸被挑选上了。而且后来还被分别到周总理专机上工作,这是我一生最光荣也最难忘的经历。     

瞿秋白平反的前前后后

1973年,母亲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后,中央专案组在她的政治结论草案中,第一条“罪名”,就是杨之华吹捧“叛徒瞿秋白”……当我问专案组的人,有何证据说瞿秋白是叛徒?对方无法明确回答,只含糊其词地说,可以说他是叛徒,也可以说不是……     

回忆1977年高考

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我有幸参加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次高考,回想往事,感慨万千。10年文革,国运衰微,“四人帮”说:“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他们坚称,不能把高校招生当成“读书做官的阶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1977年8月,复出工作的邓小平主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顶着重重压力,努力恢复     

瞿秋白平反的前前后后

1973年，母亲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后，中央专案组在她的政治结论草案中，第一条“罪名”就是杨之华吹捧“叛徒瞿秋白”……当我问专案组的人，有何证据说瞿秋白是叛徒？对方无法明确回答。只含糊其词地说，可以说他是叛徒．也可以说不是……     

我亲历的国庆群众游行

国庆节群众游行是每次国庆庆典活动中最引人注目、最热烈欢快的活动。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迄今,首都北京共举行了24次国庆群众游行活动,参加游行的主要是工、农、商、学、兵、党政机关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人数累计约800多万人次。我从1956年开始,有幸一直参与国庆群众游行活动的筹备和具体组织工作。     

何其芳的“野心”

“四人帮”倒台以后,何其芳情绪大好,工作也大忙了。有一次来看我,对我述说他拄着手杖去参加游行,晕得要倒,两三位同志把他搀扶到家,第二天,第三天,还继续坚持去了。接着,兴致勃勃地大谈个人的写作计划。他说:“我的野心很大。想写部百万字的长篇,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写一个知识分子的前进的历程。还想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怕时不我待,先搞个提纲出来;还想写些散文和长篇回忆录,已经和延安时代在一起的同志们碰了碰印象;诗兴又有点动了,也想写点诗。也还想学着写点旧体诗,你不也写了一些吗?”说完了,眼睛望着我,带笑地说:“你看这野心是…     

举报反动标语，惹祸上身

1977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值“四人帮”被粉碎,华国锋任同家主席,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大字报、标语铺天盖地。受大环境熏陶,我们革命小将一见空地就手痒,有笔拿笔,没笔就捡地上的黄皮石,写“打倒四人帮,我党更兴旺”、“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之类的潮流之作,也写“某某是我崽”之类的发泄之作。     

难忘的三封加急电报

我当兵后的1979年,不仅是我们国家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是我个人刻骨铭心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开国元勋相继逝世;“四人帮”乘机倒行逆施;唐山大地震震惊中外……就在这天灾人祸不断．举国上下迷惘若失之际,我接到了“父病重”的第一封加紧电报。     

“四人帮”余党马天水在上海接受审查

《中外书摘》2008年第9期刊登的《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文介绍称：“据我所在的法庭所知,‘四人帮’被粉碎第二天,马天水就被中央通知去北京‘开会’,从此再未到上海。‘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在北京被捕的。这是马天水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原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王文正口述、沈国凡整理的《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一书。     

人民日报与1976年天安门事件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最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是亿万人民积怒在胸的一次总爆发,终于导致了“四人帮”的垮台。事隔二十多年,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来龙去脉,人们知道得并不具体、详细;“四人帮”及其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在这一事件中做     

“抢救运动”绥德亲历记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大的事件,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我能置身其中是很荣幸的。但在这场斗争中,我也深感道路之曲折。我在边区第一次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是“审查干部”,后来改名“抢救运动”。     

1980 金山忆夏衍

第一次见面有一段时间,我在“剧联”工作,被派到工厂搞工人剧运,当时叫“蓝衣剧团”,也有叫做“蓝衫剧运”的。我曾在铁路机厂等地组织过这些活动。后来又被调到“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从事有关     

孙冶方:我平生没有个人的怨仇

孙冶方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文革中被关押7年之久,饱受迫害。直到1975年才被释放。病重期间,他写下这样的遗言:我平生没有个人的怨仇,不错,在过去,我曾经挨过不公正的批斗。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一切都要记在林彪、康生、陈伯达和“四人帮”账上。运动中一切个人恩怨应该统统忘掉,忘得越彻底越好。但是过去被林彪、康生、陈伯达、“四人帮”们颠倒了的理论是非,必须重新颠倒过来。我是经济学家,你们不让我思考经济问题,我用什么抵御顽疾、消除病痛呢?我可以说是死而无恨了!这都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的成就呀!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     

“四人帮”就擒后的上海市委

1976年10月6日,被称之为“四人帮”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束手就擒,中国历史开始了转机。“四人帮”中有三人是从上海发迹的:王洪文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的一名工人造反派头头,后来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原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姚文元原为上海     

一次并未谋面的交往——写在纪念彭真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

光阴似箭,转眼２０多年过去了。在记忆的荧屏上,有许多往事俱已淡忘,惟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我与彭真同志的一次并未谋面的交往,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诚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光明与阴暗同在的时期。一方面,通过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我党从政治上已基本肃清了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种种流毒,全党的工作重点亦已转移到经济建设的主航道上来。历经十年“浩劫”的人民共和国,犹如一艘升火待发的巨轮,正徐徐起锚,准备驶…     

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

1977年11月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教育》相继发表了一篇由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檄文,是推翻“四人帮”制造的“黑线专政论”打响的头一炮,也是打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一个突破口。影响所及,不仅在教育战线,而且引发全国各条战线,尤其是文艺战线推翻“四人帮”“黑线专政论”的波涛大潮。它伸张了全国人民特     

跟风整人的懊悔

“文革”中,林彪及其死党跟“四人帮”,相互勾结,猖狂肆虐十年,都可算是鲁迅笔下那种“吃人的人”,我,和我一样受苦受难的同胞,其实都是被他们“吃了”的人。     

1976年中央派驻上海工作组纪实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大悲大喜的一年,也是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开始。这一年的10月6日,曾经在中国政坛喧嚣一时的四个风云人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北京被隔离审查了。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立刻向外界透露,而此时,中国的另外一座大城市上海,也并不是那么平静。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之际,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正孕育着一场叛乱,为“四人帮”作最后的挣扎。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当时担任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的陈锦华先生作为中央工作组的一员,被派驻上海,开始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上海经历。紧急受命1976年初,陈锦华到河北轻工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