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因素分析

本文从旅游的视角,认为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活动是一种宗教旅游活动,论文选取西方传教士大规模进入我国的晚清时期作为研究时段,根据旅游系统三体论的思路,对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影响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其一是西方传教士旅游客源地的文化和经济因素;其二是中国作为西方传教士旅游目的地的政治开放、宗教政策以及安全保障因素;其三是西方传教士从其客源地到中国旅游目的地之间及其内部的交通因素。     

十九世纪初西方史学之东渐——从馆藏书《瀛环志略》谈起

《瀛环志略》是近代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读物,同时也是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不断向中国渗透的产物。新教传教士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传播者,由于传教士传教传统的影响、新教传教士自身知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排斥及清末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等原因,西方史学的东传之旅十分艰难,但它毕竟拉开东西史学融合的序幕,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摩顿博士和他的"中国书"

西方人最早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学习、研究和传介的是一批教会人士.早在明末清初时期来华的许多传教士,为了传教的目的,学习了中文,进而认识了中国文化,并为之折服.他们回国后,将中国的许多典籍译成了西方文字,第一次引起了西方知识界的强烈兴趣和普通民众的好奇心理.正是在这些早期基督教传教士进行的译介工作的基础上,汉学才成长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欧美各国传播开来.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在汉学的兴起和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明末清初福建留学生与中西文化交流

<正>明末清初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后,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这些传教士,多是颇有学问的人文学者或自然科学家,他们在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传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古老的文明带回西方,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东学也开始西传。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传教士为了培养中国的传教人员,同时也为了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西方,开始介绍一些年轻的中国人到欧洲留学,以便他们学     

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

18世纪初期,在传教士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化为清王朝和梵蒂冈所代表的欧洲礼仪文化之间的冲突。康熙为使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重新思考他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安排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等在清宫研读中国典籍《易经》,并就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与传教士展开对话。这场文化对话,不仅揭示出“礼仪之争”发生后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出现的矛盾及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的文化倾向,也表现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对待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以及对待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态度。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论述

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东来,中国首次正式接触"西学"。从16世纪末开始直到18世纪末告一段落,前后约延续了近两个世纪。前期,在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共同努力下,"西学"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许多西方书籍被介绍到中国。以礼仪之争为转折点,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等多方面因素,"西学东渐"终归于失败。     

传教士与19世纪中国医疗事业现代化启蒙

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过程,也是近代西方医疗卫生观念和制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近代来华传教士充当了打破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急先锋。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背景下,一方面,他们向古老的中国展示了建立在西方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医药卫生观念和制度的先进性,引起了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潮;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向衰弱的中国灌输其医药卫生的观念和价值,并导致了中西医文化的冲突。伴随着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结果是封闭、排外、保守且具有较强内聚力的中华医药体系逐渐走向世界,并且相对先进的西方医药卫生观念和制度也逐渐被中国人所理解并接受。中西医文化开始走向融合,并由此促进了中国卫生事业现代化的启蒙。     

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英华萃林韵府》

19世纪西方新教传教士由于在华传教的需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等领域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美国汉学发展史上出现的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汉学研究群体中,裨治文、卫三畏、卢公明等美国来华传教士赫然有名。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1850年来福州传教,     

梁启超与清末西方传教士之互动研究——传教士对于维新派影响的个案分析

本文研究自1891年,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至1897年戊戌政变前夕,梁启超与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交往关系。文中分析在此数年间,梁氏从“盲目崇洋”而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作有批判性的选择接受之心路历程,并指出梁氏在早期对西方传教士所代表的“文化讯息”,已经能够分辨其（1）现代学术文化的意义和价值,（2）西方宗教传统及成见,（3）西方列强在华之已得利益和需求,这三种不同成分。此体认对梁氏于民国初年从政与治学的立场和贡献,有重要的影响。     

中华内地会与徽州的渊源——基于教会刊物China’s Millions的解读

中华内地会是最早在徽州传教的基督教差会之一,但关于徽州内地会传教士的中文记载并不多。文章通过对比内地会刊物《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和地方史料,勘正地方史料中有关内地会在徽州传播活动的记载,介绍传教士唐进贤及其在徽州的传教经历,力图展现内地会传教士对徽州的积极作用。传教士的社会工作,不仅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还有利于徽州文化的对外传播,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徽州的发展。     

论遵义教案对黔北地区思想文化的影响

十九世纪中期,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越来越多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播基督教,但列强却以此作为侵华的工具,加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侵略破坏。黔北地区主要受法国天主教势力影响,凸显了中西方的政治差异、矛盾及遵义地区人民群众反洋教斗争的正义性和民族性,折射出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具有吸收外来思想文化的现实意义和内涵。     

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

利玛窦拉开了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序幕,他与之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积极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由此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诸如语言学、地理学、数学、天文学、美术等传入中国,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也流入欧洲。这一段中西文化在平等地位上交流的历史,倘从世界史范围内加以考察,将因其辉煌而深远的影响,让我们寻回文化的自信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     

另类传教士：文化殖民下的蛋

说起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来华传教士是个不应绕开的话题。长期以来,他们是作为文化侵略者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其实还有一部分另类传教士,他们来中国虽然肩负着传播基督教的使命,却无意中成了中国近现代化最早的一批科学启蒙者和传播者。     

朝鲜燕行使臣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考述

自17世纪初开始,部分朝鲜入华朝贡使臣——燕行使臣在出使中国的过程中接触到西方文化。出于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和探求,他们在求购汉译西学书的同时,还访问北京天主堂,并积极主动地寻求与在华西方传教士进行直接对话。在西方传教士还未涉足“隐士之国”朝鲜之时,是燕行使臣的这些活动使西学从中国进一步东传朝鲜。西学初传朝鲜的主要推动者不是耶稣会士,而是朝鲜的燕行使臣,这与大航海时代以来西学初传中国和日本的途径是迥然不同的。     

西方传教士对明清之际中国婚姻的论述

西方传教士对明清之际中国婚姻的论述许敏１６世纪后期至１７世纪,西方世界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西方的史学冲破神学的牢笼,将研究对象逐渐转向世俗文化。受这种新史学思想和近代科学精神的影响,当时西方到世界各地传教的神学人士,除重视撰写艰苦的传教史外,开...     

历史的吊诡

对于西方传教士的述说,民间和学界往往陷于两难。一方面他们与现代中国教育的开拓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他们又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人民的鸦片”之类难脱干系。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生活的西传——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衣食住行

十三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把中国展示给了西方。中国的东方文明是否真如此迷人?由于交通的阻碍,这一疑问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困惑着西方人。三个世纪过去了,随着新航道开辟,西方人纷纷来到中国,其中尤以耶稣会士为多(从1552年至1700年共有十几个国家64名传教士入华传教)。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给中国带来了某些自然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他们以亲身所见所闻,把中国进一步描绘给西方,不仅证实了马可·波罗记述的真实性,也进一步较全面地传播了中国文化。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也就从这里正式开始。 去年,笔者有机会到英国访问,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阅读了16世纪到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写的关于中国的英文书,这是西方人记载中国史的珍贵材料,揭示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积极影响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 早期传教士来中国,肩负的主要使命是传播宗教。为了传播宗教,他们必须熟悉并认识中国的环境。于是他们来中国后,首先接触到的便是不同于西方、却丰富多采,又十分直观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在他们的著述中,此类记载可谓相当详细。 社会生活包罗万象,本文只就耶稣会传教士笔下中国人衣食住行及某些习俗的西传,作一些介绍和探讨;这对深入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当不无裨益。     

近代粤港澳文化交往历史研究

<正>西方近代文化教育制度经澳门首先传入广东。1839年澳门马礼逊学堂建立。在其影响下,广东的官绅、商人开始在广东创办一些仿照西方教育制度的书院。同时,西方传教士们又将他们在广东了解到的中国学术文化,经澳门传回欧洲。其中包括汉语、儒学、中医学、文学、艺术等。     

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

在近代来华的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记述中较多地记载了他们初到一地,虽曾遇到当地士绅和官府的排斥,却也得到一些普通民众的热心帮助;随着熟悉和了解程度的加深,他们与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多能成为和睦相处乃至相扶相助的邻里和街坊。此外,由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华的社会生活条件优于西方,医疗工作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敬和慷慨捐助,致使他们很多人“心系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社会取得成功,并非仅由于西方近代医学在治疗方面的优越及其个人的奉献精神,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普通民众的质朴、良善和地方社会的慈善传统。更重要的是,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接纳和善待,深刻影响到这些随不平等条约而强行闯入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和文化反省。     

传教士与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动物分类知识在华传播

本文以动物分类知识为线索考证了19世纪下半叶在华传教士编撰的多部动物学文献的底本。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诸文献反映了何种发展水平的西方动物科学,并总结了传教士在华传播西方动物学的特点和规律。本文认为,传教士的动物学文献向中国输入了1859年以前较为先进的西方动物学知识,但对于1859年后受到进化论影响的动物分类体系没有任何介绍。传教士长期作为传播西方动物知识的唯一渠道,导致在进化论影响下产生的自然分类法没能更早传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