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县大堡子山秦子“乐器坑”相关问题探讨

2006年秋,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被盗秦公大墓附近发掘一座大型“乐器坑”,出土铸有“秦子”铭文的成套青铜钟镩和石磬[1]。这里重点探讨秦子“乐器坑”的年代、性质及其所关联的诸问题。 一秦子“乐器坑”的年代及性质“乐器坑”位于被盗大墓M2西南约2     

秦子器主考

<正>秦子器是春秋时期秦国的铜器,"秦子"的称谓独特,秦子器对于探讨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墓主、秦国继位制度以及相关史实有重大意义。30年来,许多学者探讨过秦子器主,尚无定论。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于秦子器以及相关史实有了新的认识。一秦子器的发现目前,已发现的秦子器有自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考古发掘所获及盗墓走私流传出去的秦子器与传世秦子戈、矛。1.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出土秦子器在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M2西南20余米处发现有青铜乐器坑、人祭坑等祭祀遗迹,乐器坑出土编钟8件、秦子编镈3件等,器物时代为春秋早期。编镈铭文作"秦子作宝龢钟,以其三镈,乃音灉灉,秦子峻岭在位,眉寿万     

秦西垂陵区出土青铜器铭中的“秦子”问题

秦西垂陵区所出青铜器铭信息的陆续披露,为"秦子"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应将古文献记载与器铭内容结合起来,对秦子身份作出判断;再立足于出土器物显示的时段,联系秦公大墓的墓主进行考察,探索秦子究竟为何人。对秦子作一元化解读的思路是不对的,不同器铭中的秦子并非一人。两座大墓乐器祭祀坑所出钟、镈铭中的秦子,当为秦宪公;澳门珍秦斋所藏簋盖铭中的秦子,当为秦武公;而几件传世戈、矛及一件新发现戈的铭文中的秦子,当为文公的太子静公。     

龙阳灯铭文补释

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尤家庄战国墓地出土铜灯的铭文中“龙阳”是楚国地名,“邑子”,文献习见,在铭文中是墓主的同乡。秦墓中伴出楚漆器、楚铭文和秦铭文,这为墓葬之中多元文化共存提供了新颖的资料。     

论秦子簋盖及其意义

新出现的一件簋盖,已经残缺,但盖内文字基本保存,系全铭的后半。由铭文释读知道,器主为秦子。盖捉手内的纹饰,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M2所出漆匣花纹相似。结合近期所见秦子钟、戈等考虑,秦子年代当定在东周初年,很可能是秦文公太子静公,他比文公早卒两年。这给推断大堡子山大墓的墓主提供了前所未知的线索。     

“秦子”铸钟问题初探

2006年发掘的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乐器祭坑出土编镩3件、编钟8件。其中最大的1件青铜镩高度为65厘米,透雕扁形龙纹纽,体腔及舞部主题纹饰为龙纹,附铸四条龙纹脊。镩鼓部有竖向排列的铭文26字,铭首为“秦子”二字,故曰：“秦子”镩。这种形制的编镩承袭了西周晚期的“克铸”发展而来。     

长子、中子和别子

河南鹿邑太清宫墓葬中,青铜器铭文显示,墓主自称“长子口”。作者由此次发掘的铜器铭文入手,结合历史文献,认为商末周初铭文中的“长子”为首子或元子,“中子”为支子,“北子”即“别子”,也指支子。     

西新邑考

目前探明甘肃礼县大堡子墓地仅有两座中字型大墓,它们应是一代秦公及其夫人的墓葬。对照《秦记》可知襄公或文公夫妇均不可能葬入其中,再加上出土青铜器有春秋早期偏晚阶段的特征,可推断他们是秦宪公及其夫人的墓葬。目前流散海外的"秦子"诸器很可能出自大堡子山墓地,"秦子"乃宪公之子出子。这又从全文的角度证明大堡子遗址是宪公的葬地"衙",同时也是宪公和出子的居地"西新邑"。     

关于《荣仲方鼎》的一点看法

本文主要讨论了关于新近发表的《荣仲方鼎》铭文的几个问题。认为鼎铭中的“子”应该是贵族族长的称号,不是国子、王子或尚未逾年的新王。铭文末尾的“史”是表示荣仲族属的族氏铭文。族氏铭文是商人用以标识族属的主要方式,荣仲是商代遗族,“荣仲”这一称谓方式可能对于探讨族氏铭文在西周中期后逐渐消失的原因有所帮助。     

有关秦漆器铭文的几个问题

通过考古资料及相关秦陶文、瓦文、兵器铭文的比较研究,对秦漆器的部分铭文做进一步的阐释。     

先秦诸子语言使用的层次问题

阅读先秦诸子,发现其对语言的态度不尽相同。分析其不同,发现其关注点不同而使用的语言也有不同的层次。明白语言使用的层次性,至少对训诂、阐释、语文教学等有意义。     

张家山汉简《贼律》集释

文物出版社出版《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足学术界又一盛举。遗憾的是简文注释过于简约。因此,笔者搜集了文献、简帛的相关资料为其中的《二年律令》部份,在原注的基础上进行集释,希望能对这部法律的研究提供资料上的帮助。本文是对《贼律》的“集释”。     

秦襄公东进关中线路考

秦襄公东进关中,在秦早期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但就其东拓之路线,史书没有明确记载。笔者通过实地考察表明,秦襄公东进关中所走的路线是由甘肃张川县的秦邑,经秦家塬至陕西陇县汧邑的“秦汧道”。从秦邑到汧邑全程约113公里,其中甘肃境内约50公里,陕西境内约63公里,陇山山区约70余公里。     

西汉盐铁会议上的“过秦”与“道秦”

西汉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与桑弘羊等人曾对秦朝历史的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出现了过秦与道秦的两种不同声音。贤良文学的过秦是汉初过秦思潮的继承和延续,意在引起人们对秦朝速亡教训的思考和警觉,从而论证调整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也存在着对秦朝的历史地位肯定不足,对法治主义全盘否定的历史局限。以桑弘羊为首的部分执政者,赞扬秦朝的历史人物,肯定秦朝的历史地位,意在坚持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政治路线,维持汉武帝时期盐铁专营、均输平准的经济政策。他们一改汉代过秦的旧论,突破对秦朝历史不敢道的藩篱,在对秦朝历史的研究与评价上是有贡献、有突破的。     

“中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里耶古城遗址位于湖南省湘西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东北部,东临酉水,最初发现于1996年。2002年起,为配合碗米坡水电站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州、县文物部门,对里耶古城及相关的古遗址、古墓葬     

西安尤家庄秦墓出土铜镜的初步研究

关于秦镜的研究,以往限于出土资料的贫乏,长期以来学界鲜有问津。此前仅见有高至喜先生《论湖南秦墓》一文中涉及到秦镜的探讨     

后秦立国前羌族姚氏动向之探析

羌族姚氏作为内迁“五胡”的一支,从雄踞于河湟,到辗转关陇、关东,再回归到关中,这绝不仅仅是空间坐标上的简单移位。其实,姚氏的这一动向,使得这支羌族的内部不断发生着“质”的变化：军事实力的增强、民族素质的提高、独立意识的觉醒等等,这都为淝水战后,后秦的立国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区划为三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春秋、战国至清末。此时尚处于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初创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末。此时进入了我国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转折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此时是我国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就目前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状况而言,虽然正走向全面的发展时期,但研究还远不够深入、系统、全面,其中还有许多问题亟待我们去探讨研究。     

珍秦斋藏秦铜器铭文选释

澳门萧春源珍秦斋藏秦有铭青铜器有簋、鼎、盘、盉、(?)、壶、权及多件兵器。其铭文涉及秦的政治、军事、历史、文化,极为重要。本文选取其中10件铜器铭文进行考释,认为:十四年口平匽氏戟作于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前311年),器主即四川青川县出土木牍所见的“内史匽”,时任上郡守;二十一年相邦冉戈作于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年);三十年诏事戈时代有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及始皇三十年(前217年)两种可能性,而以前者的可能性为大;三十二年相邦冉戈作于昭襄王三十二年(前275年),该戈内上套一件鸟柲冒(帽),应是赵惠文王二十三年(前276年)赵国器物,秦人缴获后继续使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藏同铭乌柲冒原称鸠杖首,不确;元年上郡假守暨戈作于庄襄王元年(前249年),暨即与白起同时之秦名将王龁;口年相邦吕不韦戈作于秦王政元年至六年间;三件“少府”弋铭文, 则讨论秦宫庭机构少府的职能;咸阳壶铭文讨论了秦的度量衡制度、器物命名及编号习惯。     

论河南秦墓

河南地区是受秦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之一,目前河南地区发现的秦墓在年代上持续时间较长,且与秦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文章将河南地区的秦墓分为四个阶段进行分析,就每个阶段的墓葬形制、随葬器物、文化因素等方面进探讨,并与关中、湖南、湖北和山西等周边地区秦墓进行比较,归纳出不同地区秦墓特点及与河南秦墓异同,最后就秦文化对河南汉墓的影响做简单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