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方志的整体性问题

一、何谓新方志的整体性 全国各地地方志刊物或多或少地发表过议论新方志整体性的文章,但很少见到论述什么是新方志的整体性。如果不明确新方志整体性的内涵,就难以认定或评论某部新志书是否具有整体性及其体现程度。那么,什么是新方志的整体性呢?笔者认为,新方志的整体性是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三者的统一。     

关于县志篇目科学性的新思考

本通过对一部县志(续编)的四种篇目分析，从而产生了对县志篇目科学性的新思考，认为设计志书篇目，不宜超越客观实际去追求认识上的科学性，而应该在尊重客观实际的基础上讲求科学性。     

志书理论的创新之作——谈韩章训著《方志文本学基础教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方志理论研究空前繁荣,通论性著作不断涌现,专题论文多彩多姿,方志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景象。在此基础上,方志界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已形成共识,有力地推动了修志实践。但是,这些研究大都集中于方志编纂和方志接受方面,而对志书理论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建立起系统的方志文本理论。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2001年12月,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建立科学的志书理论,是一项很迫切的任务。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不讲科学性和学术性,志书的质量就没有保证。”因此,创建具有现代形态的方志文本理论体系,已经成为许多方志理论工作者的理想追求。在此情况下,韩章训君穷数年之功,     

方志创新 大有可为

新方志与传统志书相比,要充分体现一个“新”字。新方志与新方志之间同样应该体现一个“新”字。就是说,要各有创造,各有面目。千万不能搞成“志八股”,不能让自     

方志呼唤语言美

对方志语言美的要求是伴随新方志编纂工作开始而产生,主要又是针对旧志语言提出的,因为新旧方志毕竟是两个性质不同社会的产物。新志书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文风严谨、朴实、简洁,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证明新方志使用语体文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但也应看到,首批新方志在语言方面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其中一部份过于拘泥记述体而忽视了汉语语汇、语法、修辞、音韵的功能,忽略了文体的丰富性,削弱了志书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方志与先进文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方志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方志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顺应先进文化的时代内容而衍生、成长和发展的。旧方志是封建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新方志已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的资料的可靠性、体例的独特性、编排的科学性和指导思想的先进性屹立于民族文化之林。方志具有的科学品格是其不断顺应先进文化潮流的动力和保证。宣传先进文化、建设先进文化是方志事业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     

关于方志把握好“政治方向”之絮语——仅从词语的感情色彩谈起

<正>编修新方志要求具有地域性、时代性、多样性、连续性、资料性、可靠性、思想性、科学性、人民性九种属性。其中思想性也叫政治性,就是要求志书与党中央在政治、政策、理论上保持一致。然而,确有的志书在"政治方向"(政治性)上,与党中央没有一致起来,有的偏离,更有甚者背道而驰。志书出版后被禁止发行是小事,"政治杂音"危害社会乃大事。关于方志正确的"政治方向"如何把握,就我个人来说,由于对方志的认识比较浅等诸多因素,想从总体上,全面系统地     

浅谈新方志的精品意识

方志是“官书”,而新方志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政府的“官书”。如何修好这部“官书”？《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李铁映说,“应有创名志、佳志、良志的意识和抱负,写出一批优秀志书来”。这就给我们新方志的编纂工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下面,本文将就新方志如何出精品谈一些浅见。拓宽思路写新写深新方志编写到今天,仅仅具有完善的体例、规范的格式,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应该更好把体现志书的经世致用功能,更有效地为活生生的现实服务,努力写出理论的新…     

重视方志理论探索 热心学术文化交流——为纪念广东省新方志编修工作二十周年而作

广东省新方志事业，已走过20年的路程。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扶持下，新方志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与广东作为经济、文化大省的地位相适应。全省首届新方志编修，已在世纪之交相继完成，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获得全国新方志评奖的奖项。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是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历来强调把志书的质量和科学性放在首位；为此，     

略谈加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

自1980年开展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开启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新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以旧方志学为思想理论资源,伴随新方志编纂进人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升华不够、学术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没有形成成熟概念与逻辑体系,学科地位不高等欠缺。要进一步加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要加强方志理论研究,特别是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三要强化方志学学科建设的保障措施。     

关于第二轮志书质量若干问题的思考

第二轮志书无论在篇目框架体例结构上或者在资料的选录和运用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二轮修志中某些单位编纂的志书粗制滥造,急于出书,有的方志工作者打着所谓创新的旗号,搞“新创”。方志界应克服浮躁、趋时不正之风,下苦功夫编好志书。那些已经参照享受公务员待遇的方志机构,必须认清地方志机构是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方志学术研究部门,应把编修志书作为第一要务、主要工作,其重心应放在地方志编纂和地方志学术理论研究上,地方志机构不应行政化。     

全面、客观、系统：论志书编纂的三大准则

全面、客观、系统是《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志书编纂的总体要求。它既是对横排门类、述而不论和纵述史实等历史经验的概括总结,又是在传统基础上的提升与完善,因而是志书编纂应予遵循的重要准则。由于它涵盖了志书编纂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所以对促进方志学研究和修志实践的逐步深入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北京旧志的分水岭——记民国3年《密云县志》

民国3年《密云县志》是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编修的第一部地方志。此志在继承以往旧志编修传统的基础上,在内容和体例上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点,如舆图、民主自治机构、学校改革、矿产分类等内容的记述。该志不仅保留了清末民初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为其后北京地区地方志的编修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成为北京旧志中新旧阶段的分水岭。     

关于如何写好第二轮志书概述的问题

概述在志书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它不仅是志书的“窗口”、“导游图”,而且是新方志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志书的“提要”、“精点”。但是概述写起来难度也相当大,应引起广大修志者的高度重视。撰写概述要把握好记述的原则,灵活运用概述记述的表现方式,以及解决好概述中存在的高度不够、内容缺项、不见特色、议论展望过多、文字语言粗糙等问题。     

地方志的困境与创新

由于当代地方志在功能定位和工作机制等方面存在制约其发展的不足或缺陷,地方志事业面临着在中国文化体系语境中被边缘化和逐渐丧失软实力的困境或危机。地方志工作者应主动适应新的时代变化和要求,对地方志的功能定位和工作机制做新的理解。摆脱地方志困境或危机的唯一出路是从多方面进行创新,使地方志真正发挥其社会主流价值文化载体的功能。     

重新审视宗教篇在第二轮志书中的地位

宗教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宗教篇在地方志中应占有一定的地位。本文指出首轮志书中的宗教篇不足,如沿袭旧志,缺乏新意;多为记“教”,鲜有记“人”;脱离现实,回避问题;设置失当,记述简单。并对第二轮修志中可能会出现的倾向性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第二轮志书应全面反映宗教篇的时代特色,并对如何写好宗教篇提出主张。     

以专业志的繁荣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大发展

专业志是古代专志的延续和发展,而古代专志有两种形式：地理专志、其他专志。尽管历史上地理专志发展超过了其他专志,但由于地理专志的编纂周期长于其他专志,以及现代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细化、现行志书编纂方法、专业志的编纂意义重大等因素影响,专业志的繁荣应是一种必然趋势。同时,专业志的编纂也面临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史志重同不重异,将专业志编成部门志,对专业志重视不够,专业志编纂队伍亟需加强等。专业志的发展是新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方志事业进一步拓展的新领域。     

从山东已出版的城市区志看深化城市区志记述内容的努力方向

城市区志相对于县（市）志有其自身的特点,特别是老城区,长期以来作为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和辐射作用;同时,自身也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如何突出城区文化特色,是第二轮城市区志提高质量、彰显特色、拓展深度的重要一环。山东已出版的城市区志的总体优点有：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突出;与首轮志书衔接较好,记载静态事物有新思路;对非区属事物的记述处理较恰当;体例严谨,体裁运用得当;装帧有特色,图文并茂等。存在的问题有：记述深度有待加强;资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有待加强;个别篇章表格使用不够充分。为此,在篇目设计上要强化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在区属与非区属问题上要放眼全局,具有驾驭全区的意识。     

对地方志工作法制化的一点思考

地方志工作法制化是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保障。地方志工作法制化主要体现为三方面：具有较完善的地方志法律与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地方志法律与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切实得到执行;违反地方志法律与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的行为被依法纠正与处罚。地方志工作法制化目前存在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地方志法律与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尚不健全;现有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尚未得到很好执行。进一步推进地方志工作法制化,首先要完善地方志立法,积极推动《地方志法》的制定和地方志工作地方立法;同时要将地方志工作法制化纳入依法行政范畴。     

郭象升与山西方志图编绘的近代转型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方志编撰也开始近代转型。“志图”是方志一项重要内容,因地理学在古代中国的滞后,一直缺乏科学性,不仅地图要素有历史化特征,绘制方法上则着意突出礼制布局、景观意境等,在具体方位、比例上只是大概,而非写实。1917年山西省公署颁布郭象升《山西各县志书凡例》,在吸纳章学诚、徐继畲等方志思想基础上,接受近代地理学成果,提出“志图”要用“新测绘法,务须精审”;同时,因山西省城镇发展落后,城镇图志编绘理论又存在明显不足。毋庸置疑,郭氏理论在山西地方志近代转型中具有开山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