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资政院滇籍议员活动述论——以云南盐斤加价案为核心

清末新政时期,政府财政陷入困境,盐斤加价也就很自然成为清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重要手段。其中,云贵总督李经羲1910年提出的盐斤加价在试办宪政时期遭到省谘议局的抗议,不得不提交具有预备国会性质的资政院进行核议,成为资政院滇籍议员在第一届常年会期间发言的核心议题,并进一步演化成日后资政院弹劾军机大臣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观此事始末,资政院滇籍议员的组成结构,以及他们以全省利益代表自居,积极参政议政的精神风貌,为后人研究清末民初中国议会史提供了一个参照。     

舆论传媒、社会动员与权益博弈——1922年北京政府邮资加价风波之考察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不断、政权更替频仍,中央权威因之弱化,社会各方纷纷借此机会扩张自己的声音。1922年,在北京政府交通部邮电加价过程中,与国家相应的社会通过舆论“型塑”了一个个身份迥异者构成的暂时利益共同体,这些不同的角色均在舆论引导下完成了各自的表演。同时,事件本身的曲折性又透射出了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深层关系。     

群体性抗争与官厅应对——以1924—1925年湖北教育界加薪运动为中心

北洋时期由于教育经费经常被挪用,导致教育发展举步维艰,教职员生活时常难以为继,各省市不时发生教职员索薪和要求加薪的抗争事件。1924——1925年湖北教育界的加薪改现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源于官厅对教育界人士加薪诉求的漠视,事件的激化则与官厅的敷衍、拖延和应付有关,而抗争事件的最终解决得益于官厅应对策略的转变。     

合乎新规还是依循旧约:苏州日租界开设茧行之争(1924—1925年)

民初江苏地方官厅及农商部为保护江南丝织业发展,一方面出台了丝区、茧区分设的政策,另一方面严格限制茧行的开设.20世纪20年代日本驻苏领事为振兴苏州日租界,决定于租界内开设茧行.苏州地方丝织业团体联合苏州总商会进行了严重抗议,苏州地方官厅、交涉公署、苏省政府以及北京的农商部、外交部等多个相关部门就苏州日租界开设茧行一事与日方进行了一系列、多层级的交涉.但因租界经商并不违背中外已经签订之条约,因而交涉最终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只得到了日本领事嗣后如再有添设茧行事,一定慎重考虑的承诺.苏州日租界茧行交涉也成为近代通商口岸贸易及对外交涉的一个缩影.     

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1925—1949)

近代上海对于孙中山逝世后的记忆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前,国民党左、右派系的党统之争喧宾夺主,成为上海一地孙中山纪念活动的主题。1927—1937年,"大上海计划"取得的市政成就多假中山之名、行建设之实,事实上与孙中山崇拜运动的关系并不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中山作为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象征符号,历经毁灭与重塑,遭遇反复争夺。以近代上海为案例研究,可见城市个性与孙中山崇拜运动多重互动的复杂面相。上海的孙中山纪念遗存较少,其间隐藏着深层的历史成因,既可归因于上海长期保持着"一市三治"的城市格局,又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上海华界的城市定位密切相关。     

浅析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意识形态层面的劣势

中国国民党从1924年改组到1949年从大陆败退的20多年时间里,在与中共的竞争过程中,其意识形态层面始终处于一种劣势。这种劣势有其特定的成因,主要是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缺陷、1927年的清党反共、国民党执掌政权后的社会条件和自身实力的限制以及蒋介石的军事统治思想等因素,这种劣势的表现及其特点,主要是形式化、肤泛化,缺少学理支撑;口号与时代脱节以及由于党内派系造成的分裂和破碎。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劣势直接导致国民党组织内聚功能、社会动员能力、实施有效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势,这样一个弱势的独裁政党在面对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国共产党的竞争,其胜负是不言自明的。     

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

192 5— 1 92 7年 ,冯玉祥在政治方面的进步尽管不大 ,但特殊的政治形势决定其充当了独特的历史角色。当时的中外反动派认为冯及国民军是北方“赤化”的中坚力量而大力围剿。冯玉祥及国民军在政治上一再倒退 ,但最终还是被逼到了国民革命的一方。冯玉祥加入国民党改变了南口大战的性质 ,使其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北方战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大革命的历史中应当有一席地位。     

民国早期日本对中国沿海侵渔及其影响——以1924年日船越界捕鱼案为中心

清末民初,中国国力衰微,日本乘机加强对中国渔业的侵掠。1924年,近百艘日本渔船越界进入山东沿海捕鱼,引发两国旷日持久的交涉,日本以在公海捕鱼为由,拒绝赔偿相关损失,侵渔案遂不了了之。日船越界侵渔不断,严重损害了沿海渔民的利益,破坏了中国领海主权的完整,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领海权的立法。     

人是文化遗产的灵魂—上海提篮桥历史街区考察有感

在中国历史上,上海是一座占有特殊地位的城市。特别是在近现代中国,它总是与时尚、海派这些字眼相关联。谈到上海,在多数人心目中的印象就是外滩、南京路、新天地石库门以及浦东等等这些富丽堂皇和充满着商业氛围的地方。但是说起提篮桥,了解其历史和现状的人大概就不多     

近代社会力量在灾害救助中的作用——以1924年上海祥经织绸厂火灾为例

灾荒史是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其往往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24年,上海祥经织绸厂发生巨大火灾,近百人罹难。灾情发生后,社会团体、爱心人士、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迅速反应,开展多种形式的救助,对受灾者施以援手。其在弥补政府救助短板、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现代化事业发展、传播正能量等方面多有裨益。     

1927—1937年上海失业人群再就业状况述略

由于政局动荡、市面萧条、工商企业衰敝等因素的影响,1927-1937年间上海的失业形势十分严重.在失业群体中,以民族工商业的工人、职员等男性青壮年为主,其文化程度总体上较低,失业的时间较长,谋生的压力较重.他们或力图通过社会中介机构谋求就业机会;或参加各类职业培训,提高再就业技能;或在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下,自主就业.就这一时期再就业的特点而言,一是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仍是失业者在沪谋生的主要条件,同时市场化就业的趋势也日趋明显;二是就业竞争十分激烈,再就业的成功率不高;三是政府和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分工.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卅八年（1949年）五月份经理月报

一、金融商情之部 自上月中旬举国期望之和平谈判决裂后,知干戈终不可避免,长江两岸大小城市立即笼罩于战争气氛之下。汉口地濒北岸,尤首受威胁。是以当局早经暗示,在撤退计划之中,军政机构先期撤离。殷商富室亦纷纷迁避。迨入本月已至最后阶段,各业收歇,市场停顿,大小商店门可罗雀,仅食用品有零星交易勉维市面而已。     

1927—1937年上海华界的卫生政策及其困境

上海华界长期受租界影响,积累有大量卫生方面的经验。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华界大量颁布法规与布告,初步搭建了华界的卫生政策框架。但其后十年间,华界卫生方面仍有大量问题,主要为:因有大量的人口流动,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因犯罪成本的低廉,群众守法观念并不强烈;因缺乏对应的监管措施,公务人员的执法亦不到位。回顾曾经遭遇过的问题,对于当今构建后疫情时代卫生防控机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上海地铁建设的历史考察（1953—1993年）

上海地铁建设的酝酿和筹划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出于战略防御的考虑。然而,上海的软土地基并不适宜采用苏联地铁建设的深埋技术。因此,从60年代开始,上海地铁建设在向北京取经的同时,开始了自主的秘密试验,并基本掌握了在软土层使用盾构法建设地铁的技术。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地铁建设从战备工程回到市内交通运输上,其建设步伐不断加快。1993年5月28日,上海地铁1号线南段建成试运行,标志着上海的城市交通进入立体化时代。上海地铁的建设历程,体现了国家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互动,既有时代的影响,更彰显出上海的城市特性。     

1959—1965年上海工业企业“比学赶帮”运动研究CSSCI

“比学赶帮”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叶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工业化建设、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方法之一。在“老工业基地”上海,工业企业的“比学赶帮”运动开展较为深入,并历经了“二起二落”。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集中在1959年底至1961年秋,主要内容是因循苏联的劳动竞赛模式,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重启于1963年春,结束于1965年初,目标转变为“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比学赶帮”运动使上海工业企业产值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有了显著提升,推动了工业企业的发展进步。     

试论1904—1905年奉天兵灾中上海万国红十会的活动

日俄战争以奉天为主战场,奉天人民遭受无妄之灾,生灵涂炭。为援救奉天人民于水火之中,一个非官方的救助组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应运而生。在上海万国红十会和全国绅商的共同努力之下,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赈济措施,援救难民于水火之中,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先河。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申报》广告中的民初上海社会生活——以1912—1919年为例

《申报》是近代上海极具影响力的报纸,它的广告内容丰富多彩。通过对民初《申报》广告的考察,可以发现上海社会生活的物质与精神方面都明显融入了西方新元素,既有积极面又有消极面,呈现“中西融合,善恶并存”的局面。     

制造"十万":1963—1966年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数与历史记忆

长期以来,1963—1966年上海有十万名知青支援新疆的史实一直存在,并不断被书写、传承.事实上,这种流传是一种基于历史过程和历史书写综合而成.在此过程中,计划性的人数与实际安置人数之间存在一定误差,因此最终造成人数上的不统一.不过,就当时的动员、宣传而言,计划的人数往往更会被肯定,并在各类宣传报道中将其模糊化(扩大化),从而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其实,随着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开展,其人数一直在变动,这无疑会影响最终人数的统计.显然,基于各类档案文献所计算出的人数只会更加接近真实的人数,但并不会代替"十万"这一历史记忆.这种基于历史过程的记忆更富有某种象征意义,代表了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