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开发新疆思想述论

张治中是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关系的民主爱国将领。他在主政新疆时期,颁布《施政纲领》,提出建设新疆是解决新疆问题的根本途径。时至今日,这一开发新疆的思想,仍不失为治理新疆的最佳方略之一。     

如何防止跨省追捕再次发生？

产生这类案件的主要原因是主政一方的官员的土皇帝意识，把民众的批评、控告、检举当成犯上作乱，将公检法当成自己的家丁和打手，随意支配。     

明代“重典治吏”的启示 赵艳芳刘金燕：《明朝“重典治国”的评价与启示》

重典治吏,就是指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官吏。《大明律》规定官吏贪赃超过六十两的就要枭首示众,其刑罚之重历史罕见。如果地方官员依仗权力欺压危害百姓,当地民众可以把这些官员捆绑赴京陈诉,形成了百姓对官员贪腐的控制。与唐律和其他时期的律法相比,明律对官吏犯罪的惩治要严得多,因为很小的过错而株连全族的案件经常发生,使得官员们人人自危,以至“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     

新形势下官员治理模式创新

新形势下我国官员治理实践虽然在不断向纵深发展,但腐败案件仍然频发。“庸官”与“太平官”现象较为常见,“官”的特征发生了新变化,这些因素客观上要求创新官员治理模式。近些年我国官员治理实践以及不断建立健全的法规制度,是创新官员治理模式的实践和规范基础,行为理论和过程理论兴起及相关实践的发展为我国创新官员治理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可借鉴的经验。实现官员治理的“行为——过程模式”,要重视官员治理的实然状态．强调经验分析．突出管理的科学化和语境化。     

明代『重典治吏』的启示

重典治吏,就是指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官吏.《大明律》规定官吏贪赃超过六十两的就要枭首示众,其刑罚之重历史罕见.如果地方官员依仗权力欺压危害百姓,当地民众可以把这些官员捆绑赴京陈诉,形成了百姓对官员贪腐的控制.与唐律和其他时期的律法相比,明律对官吏犯罪的惩治要严得多,因为很小的过错而株连全族的案件经常发生,使得官员们人人自危,以至“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     

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践及思考

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大西南,为建国初期西南地区的政权巩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入研究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处理党群关系的思想与实践,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借鉴。     

明后期治河官员的设置及职权——以黄河下游河道治理为中心

历史时期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是有名的＂害河＂。明后期,淮河以一河受黄河全河之水,又因徐州以南的漕运借黄河河道,因而黄河下游河道的安稳与否时刻关系到漕运的安危,关系到明统治者的经济命脉,故此,统治者于中央设置了专门治理黄河的官员,于地方也相应设置了治河官员,希望以此来保障漕运的畅通。     

破格是保护伞,权力是通行证 “火箭式”官员,靠父母升迁

近来,一批火速提拔的年轻官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大多是"80后",工作后便不断升迁,有些几年时间已主政一方。因此有网友调侃说,他们才是真正的"父母官"——靠着父母升迁的官。当官智商不重要,情商也不重要,老爸是谁才最重要!     

康雍乾时期的贵州山地文化观

清代康雍乾时期派到贵州地方官员的奏折、疏言、著述和皇帝的上谕、朱批、圣旨等所构成一系列对治理贵州的决策及实施过程,正记述了对贵州山地、山地民族和山地文化及其特征的认识过程,形成了独特的贵州山地文化观,在贵州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嘉庆时期新疆区域志史料价值浅析

嘉庆时期的新疆区域志史料,在地方志中较为少见,通过以传统文献学为主的研究方法对其史料进行分析,其记载内容广泛而翔实,深切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综合情况,同时又为莅任官员治理地方提供参考,“因俗而治、因地制宜”的行政治理在一定时期是保障地方稳定的有效手段,疆域、沿革、界址等为维护边疆稳定提供史料依据,屯田、贸易等政策不仅是治理中的实践探索,更为往后的发展提供良好借鉴,有着极为显著的参阅价值。     

论克里斯玛、职业激励与国家运动

在合法性压力下由官员任期引发的中国运动型治理是制度性与周期性的。基于连任或晋升激励的官员借助垂直化管理,使得国家运动成为常态。中国权威治理基础经历了从个人的克里斯玛到组织的克里斯玛的转变。组织的克里斯玛通过对岗位任职条件的特定描述并以官员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官员因其职业激励选择出任阶段为最佳时机,通过对上级负责与掌控科层制的便利,以达成超常绩效,推动局部性的国家运动谋求为连任或晋升,进而形成以任期为周期的国家运动趋于常态,同时也引发了新的忧虑。     

晚清新政时期官员的教育培训及其作用

有清一代,政府比较重视试用、学习行走等形式的对官员的实习培训,但对官员的教育培训有所忽视。新政时期,为了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清政府开始设立一些专门机构,采取多种方式对官员进行教育培训,如建立馆、堂,招收官员入学,派遣官员游历游学等,并使之经常化和制度化。教育培训官员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效果,对澄清吏治、提高官员素质、解决专门人才的缺乏及推动官员的职业化和专门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县域治理视角看康雍乾永定河水灾治理

清代康雍乾时期对永定河进行了较有成效的大规模治理。为保障治理效能,还以制度化的设官营治取代了原先应急式的临危救治,从督抚到厅汛的河务专官,再到州县官员的权责都进行了重新划定,并在实践中根据需要不断地动态调整。其间,基层县域的协同治理被日渐重视并被逐步纳入到治河的制度化保障之中。永定河县域治理职责的层层落实、逐步细化,展示了相关制度在实践摸索中的救弊迁改,这种责权归一、协调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河务专官与地方州县权无统属的弊端,提高了永定河的治理效能。但由于沿河州县的佐贰官被委任为专职的河工汛员的同时还兼职州县,也造成在朝廷整体的河流治理中地方上权责过重,从而使得地方官员对本人政绩和本地利益的强烈追求,影响了朝廷整体治河方略在州县的贯彻执行。从县域层面反思这一体制的设立与调整,优点与不足,对后世的灾荒救治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从弃守湟鄯到继述开拓——论宋徽宗西北边策

北宋后期,西北地区民族矛盾尖锐,北宋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政权经常发生冲突,而北宋朝廷的西北边策也在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时期发生了数度的变化。仅在宋徽宗主政时期,西北边策就经历了弃守湟鄯,到继述开拓的转变。     

雍正朝引见制度的若干问题

雍正朝是完善清代引见官员制度的重要时期,本文对雍正引见官员制度改革及相关事项有所说明,对“轮流引见”、远省官员引见、引见程序和履历折、教训与询问官声及以貌取人等问题作了考述。     

论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的新桂系

抗日战争时期,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势力发展迅速,以至日后具备问鼎实力,敢与蒋介石抗衡,与其在安徽的发展有一定关系。本文拟通过抗日战争时期新桂系主政安徽的基本政策及其实施的评述,揭示其势力迅速发展的政治背景。     

良善为治的典范:王敛福颍州之治述评

王敛福是清朝乾隆时期治理颍州的名宦,两度知颍,他对颍地风俗的引导、民生环境的改善以及文教事业的推动,均做出了历史性的努力和贡献,较大程度地提升了颍州人文生态环境的品质和社会历史地位。王敛福不仅被颍州百姓祀为名宦,而且也是颍州官员中良善为治的典范之一。     

近代以来台湾民众对祖国统一问题认识的心理变迁

近代以来台湾民众对祖国统一问题认识的心理变迁,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895～1945),台湾民众坚持不懈地进行武装抗日和非暴力反日运动,渴盼回到祖国怀抱,但长期的殖民统治也使部分台湾民众对祖国产生了隔膜感;二、蒋氏父子主政时期(1945-1988),台湾同胞盼望祖国统一,但由于国民党的政治管制及反共宣传,又使得一部分民众害怕统一;     

陈漫远在梧州的革命岁月

陈漫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他出生于广西蒙山县,青少年时期便在梧州求学,追求进步,投身革命,后又参加百色起义,从此南征北战,建国后又主政广西。     

古代官员与“身边人”

正中国古代各级官员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的优劣好坏决定了国家的吏治。同时,与官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身边人"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官员的廉洁公正,以及行政职能,甚至于存亡安危。一、历史上很多官员"身边人"常有劣迹所谓官员的"身边人",它包括官员的直系亲属、官员信任的下属以及与官员有某种关联的其他人等,如远房亲属、师爷、朋友,甚至家中的僮仆、屯丁等。历史上,很多负面事件都与官员"身边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