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辑注商榷

近来新发掘的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史料价值巨大,是深入了解王国维学术研究、社会生活、个人情感的重要史料。但辑注者在对这些信件进行校点整理时,存在诸多明显错误之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这些信件的史料价值。本文根据相关材料,对其中各类校点错误进行必要订正,以期尽量完整地展现这些信件的价值。     

谈编史修志中应正确处理的几种史料关系

历史资料是编撰党史方志的依据。现在可收集的历史资料极为丰富浩瀚,有历史文件,大量的回忆录、调访资料,还有国外文献资料和敌伪档案。在编史修志中,搜集的史料越多,写出的党史志书越真实、生动、完整。如果讳忌疏忽某一方面的史料．就会给编史修志带来局限性。但在繁多的史料中,必然充满着矛盾和分歧,会给编史修志带来点麻烦。因此,在撰写党史或方志时,还必须科学处理各种史料关系,这是准确、真实、完整编写党史志书的关键。     

七十年来新四军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新四军史料的搜集整理,抗战时期即已开始,新中国建立后发展迅速。70年来,新四军史料的整理工作,在综合性史料、专题文献、回忆录等的编纂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尚未编纂出一套完整、系统、全面地包含中外政府档案、文献、报刊和口述史料的新四军大型史料集,在史料整理的基础上展开考证、辨伪、校勘、注释、编写目录提要等史料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全面开展这项工作,是一个崭新的新四军史料整理和研究过程。     

炳灵寺石窟大明碑注释

大明碑是炳灵寺石窟保存最为完整的石碑之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通过查阅文献、实地调查等方法对大明碑上的内容进行了初步注释。     

北宋东京与登州间驿路考

北宋登州在经济、军事、航海上俱有特殊地位,与首都东京开封府之间交通联系密切,构成了京东驿路大道,惜无完整的文献记录。本文依据零碎的史料,考述这条驿路所经京东大州及其驿程。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

傅斯年提出"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始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完整的表述,却是《史学方法导论》。该讲义可能并未完稿,但其中重要的几讲已有傅斯年本人所写的系统文本作为依据,有助于理解其近乎口号的观念,避免断章取义或隔义附会。以比较求得近真与头绪,是将史学与史料学有机联系的关键;而把握扩张史料与新旧史料,整理材料与"聪明考证","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与"虏学"、"全汉",以及考订与"大事"的关系,可以寻其本意,扩张积极效应。     

论史料

史料是一种语言,对史料性质的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元分析”。只有在史料系统内部,史料才具有客观性。史料的客观性是一种语言的客观性。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就是运用史料的规范性,即语言游戏的规则性。史料与历史的关系是一种假关系。史料不能直接产生理论,但可以充分限制理论;史料虽不能肯定什么理论是好的,但可以肯定什么理论是不好的。     

一场“中日结盟”的闹剧

众所周知,近代历史上,中日一直是对宿敌。然而,近年来,有清学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发现了罕见的史料：戊戌变法之后,清廷曾经主动向日本示好,甚至提出结盟的主张。然而,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外交行动,却难以在清宫档案中找到完整的记录。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孔祥吉教授,多年致力于晚清外交史研究,可他也只找到只鳞片爪的上谕、国书、密电等历史文献,这对于多年爬梳史料的孔教授而言,绝非偶然。     

《魏书·高句丽传》疆域与人口史料辨析

《魏书·高句丽传》中疆域与人口史料与其他史书的不同表现在三方面:第一,表达方式上,它借用北魏出使高句丽的使者之口加以描述;第二,时间断线上,它具体所指是高句丽好太王时期的疆域与人口;第三,本身特性上,它具有动态变化性,是《魏书·高句丽传》的特色史料。由此,笔者以《魏书·高句丽传》为依据,辨析其中的疆域与人口史料内涵。     

北宋東京與登州間驛路考

北宋登州在經濟、軍事、航海上俱有特殊地位,與首都東京開封府之間交通聯繫密切,構成了京東驛路大道,惜無完整的文獻記録。本文依據零碎的史料,考述這條驛路所經京東大州及其驛程。     

洛阳新出土《姚异墓志》考释

姚异是唐朝前期名相姚崇的第二子,其墓志出土于洛阳市伊川县的万安山南。墓志完整记载了其生平的仕宦经历及家人情况,弥补了史料之中关于姚氏家族的相关内容,同样对我们了解唐代世家大族的政治制度也有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及研究价值。     

浅议财会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正>财会档案是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记录和反映各单位经济业务活动的重要史料和证据。财务档案是否真实、齐全、准确、完整,直接影响到财务档案管理的质量以及事业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财会档案工作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如何管好财务档案,以及在管     

阿喇尼出使准噶尔部蒙古文档案译介

清朝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出使蒙古准噶尔部,是满蒙关系史上一个重大事件。“阿喇尼出使报告”的蒙古文和满文文件在《清内阁蒙古堂档》中被完整的保存下来,详细记载了阿喇尼出使经过,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献研究价值。本文为该档案蒙古文文件的转写和翻译,以供研究者参考。     

《咸同广陵史稿》残缺部分的发现及其价值

《咸同广陵史稿》一部太平天国史料书,它记载的是太平军前两次克复扬州时的史事,迄今为止发现的记载太平军在扬州的史料,首推此书。这部史稿,是1953年罗尔纲先生到扬州搜访太平天国新史料时获得的,原为扬州陈恒和书林收藏的一部钞本,诚如罗先生在考证中所说:“此稿的史料价值远在《扬州御寇录》之上,因为《扬州御寇录》是后人掇拾遗闻写成的,而此稿则为亲见亲闻的人的记录。”1960年扬州人民出版社因其史料价值比较珍贵,特采用线装书的形式刊刻出版,并列为“扬州古籍丛刊之二”。然而,现在我们发现,这部史稿的原钞本并不完整,其中有四分之一的篇幅缺漏了。     

有关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的六个"小史"

商务印书馆兴办的函授教育在中国函授教育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但后世留下的史料非常有限,本文发掘了刊登在<英语周刊>上的有关商馆函授社的六个"小史"和一条密切相关的史料,论证了其宝贵的史料价值.     

《辽史·历象志》溯源——兼评晚清以来传统历谱的系统性缺陷

《辽史．历象志》较为系统地保存了公元907-1125年的朔闰记录，其中包括一份完整的北宋历表，在文献学和年代学上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些记录的史料来源便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内容。由晚清汪曰桢开始建立、并由陈垣最终奠定的近二百年来通行历谱，存在着两大缺陷：一是推步依据本身存在某些漏洞，二是历谱推算结果缺乏历史文献的校验。本文在梳理《辽史．历象志》史源的基础之上，对晚清以来的历谱系统作了全面的检讨。     

西文史料与中国史研究

一 我虽不能完全赞同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但不可否认,史学研究的每一次重大转型都或多或少与新史料的出现或固有史料的重新解读有着密切关系。史学研究的领域、视野乃至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注史料的视野、驾驭史料的多寡、解读与使用史料的角度等方面。     

义和团史料叙事的多重面相

<正>史料实际上是一种主观色彩很强的客观遗存，具体史料本身已内含着特定的历史叙事脉络，如果对此忽焉不察，研究者很可能重蹈史料主体设定的路径，无法在深化历史认识上取得真正的突破。作为事件的义和团运动已经成为过去，学者们既不可能完全复原，也无法真正回到历史现场，整体意义上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学者们在不同史料基础上建构的言说体系，该体系的基础是否坚实可靠，取决于建构者能否真正超越各种史料本身的话语逻辑。目前学界有关义和团运动是什么的实证性研究已经取得极为丰硕的成果，客观地说，同时也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在此情形下，如何另辟蹊径，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笔者这里打算通过对义和团运动几类中西史料的考察，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在笔者看来，应当仔细检视义和团运动的相关史料，清理其背后的叙述方式及其逻辑，从义和团运动是什么转向不同史料创作者主体眼中的义和团运动是什么，他们如何言说义和团，不同的言说及话语模式是否真正构成观念上的交集，各自的影响到底如何。只有厘清所谓客观史料本身的主体性因素，才能明了相关言说体系的意义及其限度。     

重读经典

改刊后的《山西文史资料》第一期,重新发表了周恩来总理于1959年4月29日,在全国政协60岁以上委员茶话会上的讲话《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编辑部作出这样的决定,真是个非同寻常之举,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这篇讲话,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山之作。在此篇讲话之前,我国虽有不少回忆录出版,但绝大多数为革命回忆录,即参加革命的同志记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战斗和所接触的人物,给编写革命史、军史和国史提供了不少珍贵史料。但从写史的角度讲,似乎缺少了另一方面的史料,即旧政府、旧军队等方面的史料,在20世纪50年代,囿于当时的氛围,这些史料无人愿写,也无人敢写。而无这方面人员的亲历史料作补充,写出的史书很明显是不会全面完整的,是不会真正成为信史的。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总理显然看出了这一点,他在全国政协召开的60岁     

口碑史料厘定

口碑史料是史料的四大类型之一。现代概念上的口碑史学在中国尚未真正建立起来 ,史学界对口碑史料的认识相当模糊。为纠谬补苴 ,使口碑史料与其他类型的史料彻底区别开来 ,笔者主张把口碑史料定义为 :由历史研究者亲自采访得来的、仅供自己使用的口耳相传的史料。它应包括口述回忆、口头传说和专用口语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