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尸床葬研究

尸床葬是一类人群可能出于信仰而采取的特殊葬式,其典型特征为不用木棺,在墓室内设置生土台或用砖石与土混筑平台以陈尸,后发展为使用石尸床、石围屏石榻,部分有叠葬现象。墓葬主要发现于河西周边地区,从西晋十六国延续至唐代。北朝时期有一部分随着人口流动而扩大至平城、关中及洛阳。尸床葬的墓主推测可能为北方某一不用木棺埋葬的游牧民族,后来主要活动于西域,在嚈哒、粟特、突厥、回鹘中可能都有该类人群存在。中古时期一部分到达河西,与各民族错居日久而形成尸床葬俗,到北朝后期少数使用木棺。中古时期尸床葬的发展演变充分体现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与相互影响。     

三国时期墓葬特征述论

三国时期墓葬制度是从"汉制"向"晋制"的转变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墓葬形制同东汉时期相比有较大的改变,突出表现在曹魏和东吴地区。随葬器物组合方面基本沿用东汉晚期,但又出现了一些新器型。此外各区域间的墓葬文化表现出频繁交流的特点。综合以上诸要素可知"晋制"的形成主要源自于中原地区的曹魏墓葬,突出表现在墓葬形制和葬俗方面,同时东吴墓葬中的随葬品种类亦被中原地区所接纳,成为西晋墓中典型的器物组合。     

辽宁朝阳市商家沟辽代2号墓发掘简报

1979年7月13日,辽宁省朝阳县台子乡馒头营子公社商家沟大队在村委会南侧平整土地时,发现一座辽代墓葬。经朝阳县文化局文物科清理发掘,葬墓所用建筑材料和形制与1977年发掘的商家沟辽代1号墓葬形制一致,且葬具相似,又有相同形制的随葬品,两墓距离仅5米,故编号商家沟辽代2号墓(M2) 。墓葬形制为砖筑单墓室,葬具有棺帐、石棺和草木结构假人,葬式为头西脚东,出土遗物有木器、瓷器、铜器和干果。商家沟辽代2号墓为研究朝阳地区辽代中期的历史文化和葬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河南正阳贾庄遗址12号墓的发掘

2016年6月,在驻马店市正阳县贾庄遗址发掘出一座龙山晚期的墓葬M12。该墓葬保存较好,出土随葬品丰富,为研究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葬制、葬俗提供了不可多得实物资料。     

河南荥阳鲁庄墓地晋墓发掘简报

鲁庄墓地位于河南荥阳市贾峪镇鲁庄村,为配合郑州豫能热电有限公司的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西晋时期墓葬27座。墓葬排列有序,出土遗物较为丰富,为研究中原地区西晋时期的葬制、葬俗提供了实物资料。     

越国贵族墓葬制葬俗初步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于太湖地区的越国,是南方百越民族中最为强大的一支--于越族所建立的国家。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越国历史文化有着许多独特内容,如越国上层贵族墓葬的葬制葬俗等。近年的考古调查发掘新资料及相关的研究探索揭示,墓上堆筑长方形覆斗状封土、使用带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岩坑)木椁墓制、墓外较普遍地设置陪葬器物坑以及完全用仿青铜原始瓷或硬陶的礼器与乐器代替青铜礼乐器随葬等,都是越国贵族墓葬葬制葬俗中颇具特色的几个重要方面。     

宁夏彭阳姚河塬城址Ⅰ区北墓地M1、M2西周组墓葬发掘报告

姚河塬城址高等级墓葬区位于城址东北部,总计有西周墓葬40座,其中墓地中部有4组互相连通的墓葬,可称之为“组墓葬”。M1、M2组墓葬为南北向竖穴土坑墓,墓底设有腰坑并殉狗,出土随葬品以原始瓷器、玉器、蚌贝器为主,但器物多残碎,系“碎物葬”,出土人骨皆散乱置于墓葬各处,表现出姚河塬墓葬区特殊的葬制葬俗,为研究西周时期西北边疆地区的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材料。     

广河齐家坪遗址初探

齐家坪遗址是齐家文化的命名地,1975年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墓地由南至北成排分布,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头向大致可分为北偏西、北偏东和正北方向,无葬具。葬式可分为单人葬和合葬,一次葬和二次扰乱葬。葬俗有白碎石随葬、身首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埋葬、涂抹红色颜料及二次扰乱葬。随葬品有铜器、石器、牙骨角器、陶器及绿松石、蚌器等。在年代上应接近秦魏家类型,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700年。     

简论五胡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北方墓葬

五胡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墓葬,是我国考古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反映了当时北方各民族在战乱中逐步融合的发展趋势。由于材料比较缺乏,故这方面的考古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仅就笔者所见的资料,试对这一时期的墓葬作一简单论述。一、“五胡十六国”时期(公元317—439年)这一时期发掘并公布的墓葬材料较少,主要有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夫妇墓,辽宁朝阳四座北燕墓和辽宁朝阳后燕崔遹墓,全部发现于辽宁境内。除朝阳大平房村壁画墓葬具不明外,其余皆为土圹石椁木棺墓。土坑平面呈长方形或长方梯形,石椁平     

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的年代及墓主问题

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是北京地区发现的一座出有特殊壁画石龛的重要墓葬。石龛出现的原因必与墓葬的时代背景及墓主人身份密切相关。本文从"晋制"演变发展的角度考察该墓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年代范围,首先进一步研究充实魏晋都城洛阳地区"晋制"墓葬的演变序列和阶段性特点,然后以之为参照,建立北京地区魏晋墓葬的演变系统,从而认为该墓的年代为西晋晚期,下限可到十六国初期。石龛壁画的中心图像是执麈尾正坐的男墓主人,这一形象是改进东汉旧样后、创新于幽州地区的新图式,体现了与幽州鲜卑的文化联系。本文由此进一步推测,八角村墓墓主人为遇害于蓟城的西晋并州刺史刘琨,该墓为二次改葬墓,石龛为段部鲜卑单于供奉的祭龛。     

洛阳市洛南新区西晋墓(C7M3742)发掘简报

2008年,在洛阳市洛南新区发掘1座西晋时期墓葬。此墓为单室砖劵墓,出土有陶器、石器等。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具有西晋中晚期特征,为研究西晋时期墓葬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商周时期车马坑与主墓方位及朝向关系研究

考古发现的商周车马坑多达数百座,多数属随葬性质,分布于各地各等级贵族墓葬附近。车马坑与主墓的方位及朝向关系,往往体现了不同地区、国属、等级、文化背景的墓主人的葬制葬俗。通过统计分析,商周各时期各地区车马坑的位置设置各有特征,能够作为不同葬制葬俗对比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西司马墓地与殷遗民

西司马墓地中部偏西的82座墓葬,从出土器物、葬制葬俗来看,年代应为西周早期,最早可到武王时期,最晚不出成王时期,墓主应是殷遗民。其中西向墓和南向墓应分属两族,二者在墓葬形态和财富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西司马殷遗民墓地很可能就是武王时期迁徙殷遗民政策的结果。     

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

刘宝墓位于邹城市郭里镇独山村西北25公里,1972年发掘,墓主为西晋侍中、使持节、安北大将军、关内侯刘宝,葬于西晋永康二年(301年)。该墓地表有高大封土,墓室坐北朝南,为双室弧券顶砖墓,设有石墓门。墓葬早年被盗掘,随葬品主要出土于东、西耳室内,计有陶、釉陶、瓷、铜、铁、金银、石质器物150余件。刘宝墓是山东境内发现的典型的西晋墓葬,其纪年明确,墓室结构完整,随葬器物丰富,为研究西晋时期墓葬的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资料。     

北方地区出土西晋瓷器初探

截止2013年底,正式公布的北方地区出土西晋瓷器中,基本完整的器物超过140件,涉及的遗存地超过50处,其中多数为墓葬出土,地域上以河南、山东、河北最为集中。通过和同时期南方产品比对,作者认为大多数瓷器来自长江下游和中游窑场,通过水路运抵北方,南瓷北运的主要市场是首都洛阳和水路沿线的城邑,另外有少量瓷器窑口不明。北方出土的西晋瓷器有20余种类型,几乎都属于日常实用器具,而不见明器,说明北方西晋墓是否随葬瓷器具有一定随机性,它并不是随葬品中的必备内容,对葬俗的影响不大。瓷器是当时北方社会的高档物品,但不是指示丧葬等级的标志物。     

河南洛阳市西工区M8832号东周墓

2005年,在洛阳市西工区发掘一座未被盗扰的春秋时期墓葬(M8832)。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具为两棺一椁。出土了较多青铜器、玉器等,包括铜鼎8件,其中列鼎为5件,推测墓主人应是较高级的贵族。此墓的发掘,为研究东周时期的墓葬形制、葬俗、随葬品组合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陕西铜川新区西南变电站唐墓发掘简报

2006年,铜川新区西南变电站发掘了3座唐代墓葬,出土有三彩陶器、瓷器、铜镜、鎏金银钗、鎏金铜带具等随葬品。这三座墓排列有序,方向一致,应该是一个家族墓地。但从人骨特征来看,墓主无一例外,都是成年女性,这种以相同性别集中埋葬的现象比较少见,是研究唐代葬俗葬制的新资料。     

北京地区战国秦汉瓮棺葬的考古学研究

北京地区瓮棺葬出现于大坨头文化时期,并在战国秦汉时期广泛流行。按墓葬的年代,大致可分为五期,大坨头文化时期、战国时期、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西汉时期、新莽到东汉早期。瓮棺葬的空间分布情况与北京地区战国秦汉城址的考古发现较为一致。从被葬者的构成和葬具来看,儿童瓮棺葬和成人瓮棺葬有明显的区别,尤其特别的是路县故城考古发现成人瓮棺葬,还发现瓮棺葬埋入道路等特殊葬俗,为探讨战国秦汉时期北京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文化传播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河北涿州西管头唐墓和辽墓发掘简报

2011年3—5月,因南水北调中线配套工程廊涿干渠建设施工,在河北省涿州市林家屯镇西管头村发现大量古代墓葬,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涿州市文物保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30座,包括汉墓11座,唐墓11座,辽墓6座,清墓2座,出土陶器、瓷器、铜器、料器等各类遗物289件及铜钱627枚。其中,唐代和辽代的17座墓葬虽然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多样的墓葬形制和相对丰富的随葬品,补充了涿州地区古代墓葬的基础资料,为研究该地区不同时期墓葬的形制结构、葬俗葬制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陕西铜川新区未来城明墓发掘简报

2010年,铜川市考古所在位于铜川市新区的未来城小区建设范围内发掘了一批墓葬。其中M9是一座带有过洞、天井的砖室墓,出土了釉陶祭器、瓷器、玻璃器以及木器等随葬品。从买地券可知墓葬的下葬年代为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该墓为研究明代陕西的葬俗、葬制以及基层社会组织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