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权建设下乡村的权力和秩序——以民国前期贾汪矿区为中心

民国前期贾汪矿区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逐步深入,呈阶段性起伏波动之势。民初对绅权既尊重又约束的制度安排,保障了矿区的有序发展。1920年代末国家权力全面扩张,政治失意、经济受损的乡村"保护人"即曾为地方利益代言的乡绅投向逐利性基层国家权力,转化为渔利型掮客,导致矿区失序。1933年国家权力重新调整后,新崛起的地方精英与职能强化的地方政府致力于乡村利益和社会公正,修复了矿区秩序。矿区政治和秩序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政权建设中制度变革特别是国家权力配置不断调适的结果,区域性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忽视这种阶段性特征,单纯说政权建设成功或失败有失偏颇。     

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

干部在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中共要达成自己的政权建设目标需要建立一个忠诚且有效的干部支持体系.1940年1月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即开始自己的政权建设努力,试图通过民选方式和平且合法地改造基层政权,实现控制乡村社会、汲取乡村资源、服务抗战的目标.而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则依靠中共支持并借助"选举"渠道进入政权系统,由此构建了以中、贫农为主体结构的基层权力格局.这些新生干部尽管是中共在乡村社会最基本的依靠力量或中共革命事业最主要的承担者,但由于文化素质低下、行政经验缺乏、革命意识不强,似乎很难真正承担起中共的伟大理想.这亦充分说明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共需要不断努力破解的一道"难题".     

农牧区基层“微腐败”的多维成因与治理路径研究

农牧区基层"微腐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滥用职权,截留挪用集体惠农资金;巧立名目,虚报套取国家补助资金;失职渎职,给国家造成财产损失等,其具有领域广、形式多、贪腐手段多样性、隐蔽性、抱团性、迷惑性等典型特征。造成农牧区基层"微腐败"的成因是多维的,如乡村治理制度异化、民主管理薄弱、财务管理混乱、教育管理松散、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制约等。治理农牧区基层"微腐败"应强化基层权力运行监督制约,加强乡镇政权建设,发挥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作用,完善村牧公务公开机制,增强村委牧委公务公开实效性,严肃财经纪律,严惩"微腐败"行为。     

权力关系、社区空间与乡村旅游利益获取——基于福建省泰宁县五个乡村社区的实证研究

权力关系主导着社区空间的生产及其利益分配。旅游规划作为一种权力工具,引发乡村社区空间的等级秩序发生变化,使乡村社区权力和利益分配出现新的非均衡发展的空间格局。旅游开发中政府权力主导的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等介入方式可能导致乡村社区丧失旅游空间生产控制权。权力关系影响下的乡村社区与旅游生产的空间关联性、乡村社区的旅游参与性决定着社区居民的旅游利益。本文对福建省泰宁县的五个乡村旅游社区的调查研究证实了以上观点。     

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

保甲制是清王朝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 ,但在乡土社会权力制约下 ,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屡受挫抑。围绕着乡村权力格局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权力力量变动 ,不仅构成了“政治近代化”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前提 ,而且也是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新视角     

民国初年广东乡村的基层权力机构

民国初年,受到辛亥革命冲击的广东乡村基层权力机构以各种方式恢复和重建。这些机构包括警局、区乡办事所和团局,而主要是团局。控制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人物有士绅、商人、回乡官吏、退伍军官等,有军事经历、直接掌握武力者通常在这些机构中担任主角。由于广东政局动荡,省、县政府对乡村往往不能充分行使权力,乡村基层权力机构获得很大的独立性,有时甚至同政府、军队发生冲突。国民政府成立后,广东实行新县政,但民国初年形成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格局,在不少地区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     

废科举后清末乡村学务中的权势转移

科考废止,学堂制度植入乡村社会,引发了乡村社会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动。依据科举制度安身立命或完成上升性社会流动的原既得利益群体,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困厄命运。与此同时,随着学务权在地方行政系统中重要性的日益显著,造成了新的权力资源在国家一社会以及乡村精英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重新分配。过渡时代的乡村权力网络、不同群体以兴办学务为契机分别置身其中,分享权力又相互争夺对权力的主导权。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又并非处在一种简单的“新”、“旧”对立或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当中。掩映于简单对立之下,实为地方权力资源因地域、时势等条件的差异在不同利益群体间的重新配置。学务场域内权力关系的变动折射出过渡时期乡村社会内部复杂的权力格局。     

权能分担与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苏区社团

苏区社团是中共革命构建新社会战略中的重要创置,也是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另一种路径。它通过主动转移一部分权力和职能,使社团成为有限权能分担的社会共同体,与乡村政权互为依存和补充,在动员组织民众、变革社会结构、建立新意识形态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实现民众利益与乡村治理的宏大目标中发挥作用。苏区社团与乡村政权的创置和实践,开创了中共重新整合与治理乡村社会的新模式。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乡村权力结构的崩溃与重组

国民政府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规模宏大的国民革命既颠覆了原有的北洋政权,也对乡村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国民政府建立后,地方自治推行的失败使得国民政府未能自上而下构建乡村基层权力网络,国家权力的组织、功能边界并未得以大幅扩张,清末以来社会自然演绎形成的乡村权力结构仍然顽固存在。国民政府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为中介实现的,同时乡绅阶层借助于保甲制与国家权力之间构成制度上的关联,进而获得政治权威。这导致国家权力未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也为国民政府的最终崩溃埋下了伏笔。     

乡村旅游精英的权力维度及其阶段性呈现特征——以袁家村为例

精英的权力是社会分层和领导者研究领域的重点问题。随着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旅游精英成为带领农民致富的领路人,但旅游精英的权力却未获得足够关注。本文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基于乡村旅游地居民的访谈资料和网络资料,探索旅游精英的权力维度如何呈现,并深入研究乡村旅游精英的权力是否会随旅游地生命周期呈现动态变化特征。研究发现：①旅游精英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呈现六维权力：全局掌控权、制度制定权、空间生产权、声誉权、人情权与魅力权,进而以六维权力深入剖析了旅游精英带领村民致富的内部机理;②乡村旅游精英的六维权力处于动态演变中,在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权力呈现特征显著不同。     

民国保甲诉讼与甘肃乡镇保长的角色游移

20世纪30年代的甘肃乡村社会,战乱与贫困相依相存。抗战时期繁苛的兵役田赋不断压榨着民众的生存资本。乡镇保长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最基层,在征粮纳赋中首当其冲,民众与乡镇保长的关系势难缓冲,呈讼案件迭出不穷。甘肃省、县政府在迫切需要乡镇保长完成上级任务的情境下,亦不得不对拥有地方人脉资源的乡镇保长多加拉拢。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保甲制度的推行,打破了乡村社会既有的权力平衡,国家行政体系与乡村势力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交融。传统的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异,乡村士绅阶层出现分流,一部分退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一部分不得不与地方豪绅沆瀣一气,更有一部分地痞流氓乘隙而入,充当了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相互融通的工具。     

论清代乡村道德生活

清代乡村道德生活是清代公共道德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由于受地理环境、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地域文化、宗教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同地区的乡村道德生活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是围绕着土地、水、安全等生存资源与乡村控制权、宗族名气和地位等社会资源而展开的。由于清代乡村并非是一个真正自治的社会,因此,清代乡村道德生活就受到了内生道德与外生道德、内生权力与外生权力的共同影响,其目的在于维持乡村正义和乡村生活秩序。     

浅议集体化初期模范村庄的塑造——以1951至1960年山西曲沃杨谈为中心

集体化时期,中共中央为推进政令,鼓励先进,开始吸取抗日根据地时期树立典型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广树典型,以先进带后进,推动社会主义进程。当时有全国典型看山西,山西典型看东南的俗语。杨谈是在集体化运动中山西较早树立的劳动生产典型之一,在1961至1965年间因棉花生产上的突出成绩闻名全国。本文旨在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出发,围绕农村基本政权建设中存在的典型塑造和模范塑造问题,通过分析杨谈在1951年至1960年间所经历和发生的事件,试图从中发现国家权力的持续深入对乡村本身的影响以及村庄典型的塑造过程。     

浅议集体化初期模范村庄的塑造——以1951至1960年山西曲沃杨谈为中心

集体化时期,中共中央为推进政令,鼓励先进,开始吸取抗日根据地时期树立典型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广树典型,以先进带后进,推动社会主义进程。当时有全国典型看山西,山西典型看东南的俗语。杨谈是在集体化运动中山西较早树立的劳动生产典型之一,在1961至1965年间因棉花生产上的突出成绩闻名全国。本文旨在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出发,围绕农村基本政权建设中存在的典型塑造和模范塑造问题,通过分析杨谈在1951年至1960年间所经历和发生的事件,试图从中发现国家权力的持续深入对乡村本身的影响以及村庄典型的塑造过程。     

施压与抵制——从“窃线”案件看1940年代后期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关系

1946年至1948年间,江西省南昌县小蓝乡境内发生了一系列窃割电话电报线案件,为此,南昌县政府受到了来自电信管理部门和省政府要求其迅速破案和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的巨大压力,并三番五次催促小蓝乡缉拿窃犯和严加防护.小蓝乡最初对此无动于衷,只是在受到多次催促后才呈书一封,陈明该乡既无力破案,也无防护责任.频繁发生的窃线案件最终都不了了之,无一破获.“窃线”案频繁且持续发生,自有其经济因素,但它反映的却是地方政府、乡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政治关系的现实.由此可以看出,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传统乡村社会秩序虽逐步瓦解,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社会渗透、延伸,但在某些传统乡村,乡村基层政权或许只具象征意义,在国家权力侵害到其具体利益时,乡村社会依然能够有效表达其意志,并抵制国家权力的侵害.这种抵制,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生命体对国家权力在乡村延伸的本能反应.     

“牛缰绳”与“帝国主义”:朝鲜战争的中国乡村映像(1950-1953)——以山东郯城县相关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朝鲜战争爆发后,陌生的朝鲜、强大的美国和恐怖的战争、不知不解的抗美援朝,构成了中国乡村百姓的基本认知反应。由于抗美援朝宣传与动员参军一起来到乡村,在乡村百姓的认知所及,就形成了"朝鲜战争=抗美援朝=动参=战争"的连环公式,这一公式在现实中落实为乡村百姓对战争的排斥与恐惧。于是,乡村百姓基于生存本能的认知与行动选择,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强势渗透与现实工作技术调整,乡村干部在完成上级任务中的上下周旋与小动作,乡村传统逻辑对国家权力的肢解与扭曲,等等,勾勒出朝鲜战争期间动参运动的乡村万象。在此过程中,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既呈现为相互的博弈,又呈现为彼此的妥协,其结果绝非或"堂皇"或"灰暗"的简单线条,而是台前加幕后的多重历史映像。     

建国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述评——兼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在乡村控制中的关系变化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演进的三个阶段,即乡政并立、人民公社、村民自治,不是孤立进行的。研究、探析它们的出现、结构、运行及其功能,应从国家与社会在乡村控制中关系变化的角度,整合各学科资源,唯此,才能找出它们之间“变”与“不变”的内在因素和缘由。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论略

正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权力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是理解乡村社会运转模式的关键性环节。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乡村及乡村社会?二是如何理解权力及权力体系?先谈第一个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乡村,往往是与城市相对的,是在唐中期真正意义上"城乡分离"后才出现的概念。之前有唐前期的"村坊分治",还可以追溯到其源头:商周时期的"国野分治"。在从"国野分治"到"村坊分治"的2000多年中尽管有社会阶段的更替和朝代变迁,     

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的乡村社会—权力处于频繁变动与重构之中。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动固然蕴含着社会结构变动、利益主体重构的复杂因由,但对于传统绅士的"历史记忆"本身,却也在社会结构或权力结构的重建过程中,产生着潜在的却是不容低估的影响。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集体记忆",不仅呈现出不同利益主体的"选择性记忆"或"失忆",而且这种"历史记忆"也成为重构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社会认同"因素。     

党组织、党员与群众——华北土改期间的整党运动

在土地改革期间,中国共产党针对基层党员干部发动了广泛而深入的整党运动。整党运作的基本特征在于让党外群众介入其间,并对基层党员干部行使审查评议之权,即所谓"开门整党"。整党运动中党组织、党员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表征了乡村权力结构和共产党乡村治理模式的深刻变化。借助群众力量进行整党,不仅可以实现对基层政治精英的有效监控,也有助于将乡村民众整合到党和国家的权力体系中来,因而对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