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问题研究

执政风险是指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遇到的会危及其执政地位的可能性危险。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和问题多发期的新形势下,如何抵御执政风险是中国共产党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面对内源性和外源性执政风险,全党需居安思危,增强执政风险意识,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抵御执政风险的能力。     

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价值目标的多维视角分析

面对当今世界形势新变化和时代主题转换的影响以及政党政治自身不断发展的现实,世界大多数执政党都作出了积极地回应,并对各自的执政理念进行相应的调整或改革。意识形态中间化的价值理念是一种规避执政风险、适应全新执政环境的比较好的调适方式,是执政党为达到扩大政党社会基础、实现政党现代化、增强政党社会竞争力、谋求执政合法性等基本价值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新的执政思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与实践

执政风险是党执政后面临的一个直接而现实的问题。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首次从执政党角度提出了风险的概念。他正确判断出党的主要执政风险源在党内,科学分析了引发闹事问题的矛盾主导方面,提出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练好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内功。这些重要的思想和实践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抵御执政风险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实践"三个代表"与防范执政风险

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给我们党的执政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风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建设新型执政党的伟大理论,实践“三个代表”是我们党防范执政风险、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途径。     

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全党同志要牢牢把握这个根本要求,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贯彻好“三个代表”要求,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     

习近平防范政治风险思想研究

当前我国处在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各种风险和考验也前所未有。防范政治风险是我们党在风险防范方面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习近平防范政治风险思想是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习近平防范政治风险思想,能更好地应对风险挑战,更好地巩固党的执政安全。本文从风险管理学科的视角,分析了习近平有关"防范政治风险"的重要论述,阐述了习近平防范政治风险思想的形成背景、核心要义、主要特征、重大意义。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的一点体会

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为我们在新世纪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以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     

关于机关单位党建工作的重点分析

根据党的十八大要求,我党需要全面加强建设执政能力,加强各层党组织尤其是机关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建设,确保在新形势下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从党的路线方针中得到具体体现。对于党中央的重要思想,要做到全面贯彻落实,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为指导要求,使党的领导水平以及执政水平都能得到较大提升,特别要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要突破传统的领导方法与执政方式,为党的工作增添新的活力。要以解决存在的具体问题为切实的工作目标,做到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相结合,切实的做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从政治现代化角度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政治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鲜明的政治现代化导向．为实现中国社会的政治现代化进行了不懈的理论追求与实践探索。与时俱进,实现党的政治现代化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执政党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问题。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才能顺应时代要求不断推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以“三基”建设促高原藏城新发展

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青海省委关于加强"三基"建设提升执政水平的意见》,刚察作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边远牧区,以强化基层组织为关键,以做实基础工作为重点,以提升基本能力为手段,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先行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刚察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实现高原藏城特色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和基础保障。     

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原因的现代化思考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主要有三个相互联系方面的原因：1．把对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任务与争取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最终实现了现代化政治领导权力的转变;2．能够按照其制定的彻底改造社会结构的纲领和路线,脚踏实地地深人到农村变革中去,从而为进一步在整体上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3．把传统(民族性)和现代性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坚强的精神支柱。这说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符合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选择,也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城市单位制研究的一个新框架

单位制是计划经济时期,在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国家在城市构建中通过管理和控制人力及物质资源以实现共产主义和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基本工具,经历了形成、发展、成熟和转型的历史过程。单位制研究走过了30余年的历程,成果丰硕,但相对制度性研究,空间性和社会性研究还比较薄弱,实践性研究更加匮乏。提出将单位制研究置于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时段背景中,从单位化、去单位化和新单位主义三个阶段和单位的制度性、空间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四个视角展开。三个阶段分别对应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的30年和今后和谐社会建设时期。制度性研究包括制度思想、构建逻辑和制度体系三个方面;空间性包括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社会性包括社会结构、社区发展和个体历程;实践性包括社会重建、旧单位改造和新单位规划。     

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团与社会权势转移--以《江西民报》为中心的研究

地方军事化是我们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转型的重要视角,它集中体现了国家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辛亥革命时期民团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地方社会军事化的形成。民团在由“民间自办”到“官督民办”过程中,逐渐成为基层社会新的权力中心和新、旧社会力量重组的舞台。民团的兴起与发展,集中地反映了晚清以来的地方自治进程与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格局,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     

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研究:内涵、价值与路向

边疆治理现代化,不仅构成了国家治理这一循环链条赖以持续运转的物质性基石,也是国家治理之治理追求在价值层面得以存立的要素补充。实现边疆治理的逻辑更新,将边疆由一“边缘性”话语进位为一个蕴含生机与创造活力的前沿领域,使其实现“本体性”价值的复归与实践路径的“整体性”嵌合,是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深化问题导向意识,注重梳理“知识性”内容,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引下持续夯实基础性资源。     

青海经济转折点理论与实践探析

改革开放30年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很大成就,经济实力得到显著增强。当前,青海是否处在加速发展、加速起飞的转折点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省内各有不同见解。本文对青海经济发展阶段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指出,目前青海经济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但还没有实现经济的加速起飞,并提出了促进青海经济加速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     

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

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卓越的思想家和设计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接续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梦想、为国家实现现代化而艰苦奋斗的进程中,邓小平坚持将中国实际与现代化一般规律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全民族整体动员、奋起直追的现代化政治观念和社会意识,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千秋大业的观点,回答了中国为什么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他确定中国式的百年发展战略,设计了从温饱、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他强调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重视知识和人才,通过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回答了怎么样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从而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整套思想理论、发展战略和步骤方法,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加快现代化步伐、实现民族复兴的崭新道路。     

‘The Most Developed of the Underdeveloped Nations’. US Foreign Policy and Student Unrest in 1960s Spain

Throughout the 1960s, Spanish students staged a strong opposition against the dictatorship of General Franco. Also during this decade, the U.S. Foreign Service in Spain began to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se students for two key reasons. On the one hand, student protests posed a threat to US defensive interests in a country with a high strategic value during the Cold War in southern Europe.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campus agitation could lead to positive effect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f students’ expectations of social change were channeled towar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a context of order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So, how could student activism and idealism be directed toward a controlled modernization of Spai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by studying American programs aimed at disseminating the principles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Spanish universities as an instrument to (1) influence students’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socialization and to immunize them against radical ideologies and (2) channel students’ aspirations towards constructive and responsible reform of their country's socioeconomic structures.     

‘A strong and prosperous condition’ — the geography of state building and social reform in Peter the Great's Russia

The point is often made that the rise of the modern state in Europe provided models which have been influential, if not actually copied, across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Russia during the reign of Peter the Great (1682–1725), not only was the tsar aware of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of state building, but consciously strove to base many of his political and social reforms on European models. Peter aimed at sweeping reform of the Russian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attempt to bring them into the modern world.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reforms were necessarily geographical, involving an attempt radically to reconstruct the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geography. The focus is upon the spatial implications of reform, including the fou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of St. Petersburg as an experiment in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event, Peter's success was only partial, and the end product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models which had influenced his reforms. It is argued that this relative failure derived not only from the widespread resistance to reform but also from geograph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circumstances peculiar to Russia. Greater scholarly sensitivity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in which state building occurs might stimulate more cross-cultur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nd enrich this important area of social theory.     

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革的两种思想和方式

在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革命与改良(改革)这两种变革思想和方式之间虽然有重大区别,但又是互补的,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凸现其主导功能,也会相互转化,不可绝对地厚此薄彼,更不可只肯定一种而否定另一种.事实上,革命与改良是同一部乐曲的"双重变奏",两者的相生相克、相辅相成、交互辉映,共同组成了20世纪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启蒙大众、革故鼎新的历史画卷,共同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趋势表明,中国尽管已从根本上摆脱了自我束缚的困扰,但进入新世纪后最需要的是居安思危,力戒盛世意识,增强忧患意识.     

家训文化中的德治思想及其现代审视

以德修身、以德齐家、以德治国是中国古代家训化中德治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修身进德、养育人的道德良心与高尚品质则是齐家治国的基础。家训化中的德治思想作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主要表现在加强道德建设、注重“德”“刑”并用,顾全大局、协调人我、振兴礼仪之邦,强调家庭教育、注重家风熏染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