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时期国家道路的几个特点

史前国家、准集权制国家、统一集权制国家是中国上古国家道路的三大阶段。截然有别的三个发展阶段背后的历史现象、社会制度、权力方式等方面有着深刻的联系。历史过程中的偶然因素与社会结构中的稳定内核使上古历史沿着一定的轨迹运行。东亚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中国东部沿海与内地文明的不平衡性、以及新石器时期的海侵等主要因素既促成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大一统国家观的早熟,又造成实现国家集权费时长久,并与浩繁的战争形成对照。     

吴越国方镇体制的解体与集权政治

吴越建国后 ,镇海、镇东两军与唐朝时的镇海、镇东两军已大不相同 ,在与中原王朝关系方面已不具备方镇体制的内涵。建国后的王国体制由三个系统构成 ,丞相系统成为权力中枢 ,两军系统不再专擅地方大权 ,两军的地位为王国所取代 ,方镇徒有其名 ,其体制在吴越国已经解体。诸州升军 ,也不符合方镇作为州以上的道级行政实体的固有特征。从各种权力关系来看 ,吴越国已形成集权政治 ,体制的转换已经完成。     

东郡之置与秦灭六国——以权力结构与郡制推行为中心

秦统一战争得以成功展开,与东郡之置关系密切。秦昭襄王末年,范雎"远交近攻"战略在山东合纵下,遭遇挫折。蔡泽确立"东收周室"之策,突破秦既往连横外交,通过中部领土伸展,决断合纵之势。秦庄襄王至秦王政初年,蒙骜在吕不韦执政下统兵续进,"初置三川",随后突破太行山、荧阳一线,深入六国腹地,设置东郡。东郡扩境后成功与中立国齐国连接,将河北燕、赵与河南魏、楚隔绝,完成了以往东向连横未能达到的目标。"初置东郡",不仅为秦灭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为理解汉廷控御东方诸侯提供了新的线索。嬴政亲政,启动兼并战争。统帅王翦、王贲父子以东郡—齐国为界,分居南、北两侧攻灭诸国。统一帝业,由此实现。     

论康德的普遍史理念

康德依据目的论的判断构筑了他的历史哲学的基本原理,这种目的论的判断旨在统一自然与人、必然与自由,并把这种全体的统一视为人的存在的第一原理。人的历史显现为一种人与自然的结构关系,而在这种结构关系中,自然的必然性与人的自由融为一体,浑然天成。人类历史是自然的计划和人的自由的实现。自然不仅拥有极其隐蔽的意图,而且试图通过人的行动,即合目的的自由意志来逐渐实现植根于人的自由的道德人格。康德历史哲学具有双重底蕴:一方面,倡导实现永久和平,贯彻普遍法,建设公民社会和国际联盟;另一方面,倡导实施普遍的道德教育,实现道德人格,创建“人间神国“这一目的王国。     

从联邦到均权:孙中山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探索

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难解之结。１９世纪末期２０世纪初年,联邦思潮在中国悄然兴起。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在思考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时亦主张实行联邦制。但民国肇建之后中国政局演变的纷乱,使孙中山深切感到实行地方分权的联邦制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且易为军阀利用又不利国家统一,而实行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又易产生专制政府。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探索,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孙中山最后形成了一种集联邦制与集权制两者之长的均权构想,希望中央与地方关系以此达到分权而不分裂、集权而不专制的最佳境界。孙中山这一均权构想,是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中华文明统一性特征在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以《清代国家统一史》为中心的探讨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实现统一的重要时期。清代实现、巩固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历程,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经济和文化演化的必然结果,展现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特征在清代的特定表达与实践逻辑。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双重维度下观察清代国家统一,才能充分理解清代在中国认同驱动下对“大一统”观的继承、改造与实践,才能全面把握清代政治文明在中西政治大分流过程中的世界意义,才能从根本上打破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桎梏,形成对中国历史疆域形成及现代转型的正确认识。     

罗马不列颠时期"撒克逊海岸"刍议

公元43年至410年,罗马人在不列颠岛设立不列颠尼亚行省进行统治,并在不列颠岛东南沿海及对岸特定地区构筑了一套史称"撒克逊海岸"的沿海防御体系。撒克逊海岸是罗马帝国在帝国西部展现其统治力量及海洋权力的重要标志之一,除具有军事防御的一般性功能外,还在帝国统一与分裂、集权与割据的政治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对促进罗马不列颠的经济发展、保障帝国西部与不列颠进行跨海贸易方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钱俨和《吴越备史》

钱俨,杭州临安人,生于后唐清泰三年(936)(吴越国奉中原为正朔,采用中原王朝年号),卒于北宋咸平六年(1003),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王室后裔。钱俨所《吴越备史》是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新见北宋熙宁五年《祠部员外郎宋君夫人俞氏墓志铭》考释

北宋熙宁五年（1072）《祠部员外郎宋君夫人俞氏墓志铭》为新近发现的吴越国俞氏家族成员墓志。志主俞氏为吴越国忠懿王钱俶继室秦国夫人俞氏侄女、越州观察使钱仪外孙女。志文记录了俞氏一族的籍贯、世系、所任官职、姻亲关系等内容,弥补了文献中吴越国王室重要成员俞氏家世的缺失,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竞争—合作视角下的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

基于文本的、静态的集权—分权视角已经难以准确观察和解释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作为对集权—分权视角的超越,竞争—合作视角更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运作及其后果。竞争—合作视角的分析框架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中央与地方各自的利益诉求、中央与地方可调动的资源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实际博弈状况及其后果。从竞争—合作视角观察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集权框架基本不变条件下的地方分权,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呈现出了高度的竞争状态,但集权框架又使这种竞争又不至于发展到恶性的程度,而又使得中国的发展活力和社会自主性从这种竞争中得到了保障。     

汉武帝“广关”措置与西汉地缘政策的变化——以长安、洛阳之间地域结构为视角

西汉王朝奉行以关中为根本的地缘战略,籍以内控诸侯,外御匈奴。高帝时重在控内,并以洛阳作为控御关东诸侯的重镇;武帝时重在御外,而对关东诸侯的统治由军事镇绥为主转向政治控制为主,洛阳在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性也相应下降。出于适应地缘战略转变的需要,汉武帝对长安、洛阳之间的地域结构进行了调整:东徙函谷关,旨在将整个崤函山区括入关内,以加强对洛阳的控制,防备关东有变,异己势力袭据洛阳以威胁关中;设置弘农郡,旨在构建以弘农、新安、宜阳为节点的防御体系,并加强对崤函道和武关道的控制,以弥补函谷关东迁后带来的关中防卫疏漏,达成控制洛阳和防卫关中的双重目的。     

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

秦汉以来 ,“常朝”一直是国家最高政务决策的重要方式之一。元代虽无固定的“常朝” ,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大臣参与的御前奏闻仍然是常见的中央最高决策形式 ,故可将元代的御前奏闻视为一种特殊的“常朝”。相较于汉族政权的常朝 ,元代的御前奏闻是有时间、场所多变不定的特点 ,这是因蒙古统治者在部分吸收汉法的同时仍较多保留了传统习俗而形成的。     

直省商政统筹与清末外官制改革

清廷对于直省商政的统筹,始于1907年颁布的直省官制通则.其通过设置劝业道统筹农工商各业,藉以实现“集权”之目的,恰是清末官制改革试图改变内外相维格局、转为上下有序、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改制前各省主管商政的商务局同时兼具生产与行政双重属性,无法完全归并于劝业道,导致清廷集权的举措未能按照预设安排施行.这一曲折不仅反映了改革目标与结果的差距,也表明制度移植不能脱离国情.     

凉州白塔寺与藏传佛教跨出雪域

本文对凉州白塔寺特殊的历史地位及其与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阐述,正由于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成功,古凉州遂成为西藏地方统一于中央的历史见证;白塔寺亦成为藏传佛教开始传入蒙古、畏兀儿等民族的历史见证。     

天命韵律中的文化之根——《苗族巴岱信仰研究》之评介

"巴岱"信仰是湘西苗族社会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信仰体系。至今,湘西苗族社会仍活跃着大量的"巴岱",其信仰内部的"分脉"泾渭分明却又共存于湘西苗族社会,对湘西苗族人们的精神、情感、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苗族巴岱信仰研究》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透视苗族"巴岱"信仰变迁过程中的诸种情态,历现由于社会变动和文化交流的作用,苗族原有牢固统一的宗教体系受到冲击所作出的回应,揭示特定历史场景下苗族社会宗教仪式行为与政治、权力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以及宗教仪式作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方式所具有的意义。     

论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转向

马克思通过对宗教的批判确立了批判哲学的双重逻辑,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思辨哲学批判的统一,实现了哲学研究范式的历史转向。哲学的历史转向并不是说哲学成为历史学,而是强调哲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内在关联,即哲学摆脱了纯思辨的性质转向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研究,历史学既是建立在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从而将历史的事实、历史的逻辑和人之存在的历史性三者统一起来,超越了以往全部关于人类历史的学说,建构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生成论的历史解释模式。     

浅析汉朝对西南地区的政治经略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汉承秦制对西南民族进行了创新性的因俗而异的民族治理。本文立足于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兼并和区域性民族反抗进行概述,并且引用一定史料对其加以论证,进一步阐释西南民族"化外向化内"的转变过程,以及中华民族为多民族统一实体的历史意义。     

江苏扬州出土钱匡道墓志考释

扬州市三星村夏庄出土"大吴故钱府君墓铭记"墓志一合,确认墓主为杨吴时期的钱匡道。对墓志进行释读,有助于梳理并考证吴越国钱氏、杨吴东海徐氏、汝南周氏的家族世系及姻媾关系,这一墓志的出土填补了三大家族的世系、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为研究五代十国时期江淮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

历史学本系求真之学,但当史家基于求真理念所形成的主张与社会现实需求相违时,围绕价值判断所生之困境则如影随形。民国年间,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皆曾遭逢此困境,其中以两个案例最具代表性: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所涉之风波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争。这两个案例集中体现了学者个体学术主张和时代需求之间的纠葛,其实质反映出史家求真与致用的双重情怀如何展现,学术追求和现实政治如何协调,专业研究和大众普及的关系如何处理等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以不同方式实现了历史研究的价值理性,似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两途获得了统一,实现了两全,然此两全伴随着两难,内里深刻的矛盾纠结仍始终存在。     

宋人对辽朝的畏惧心理和“燕云”情结

北宋建立及其后来对中原的统一,使宋与辽形成了并峙的格局,从此以后抗辽、御辽成为宋朝的主要对外国策。不同时期,宋辽关系舒紧发生变化,但对于辽,屈辱和畏惧始终是宋人难以排遣的主要心态,并影响着宋朝的对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