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摘

西方学术界对前近代中国研究的两种主要观点西方学者对18世纪中国评价的分歧有两种观点影响最大。一种以黄宗智为代表,他提出了著名的“内卷化”(“过密化”)概念,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以江南最为典型)由于人口压力而导致资源紧张,只能依靠不断地增加生产要素来提高产量,这导致劳动密集化,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但内卷并不意味着单位土地绝对产出量的减少,拥有一定土地的农户可以通过采内卷的运作方式来提高总产量,由此而得出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著名论断。另一种观点以彭慕兰为代表,他认为18世纪(含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     

近代科技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9年8月15日至20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办的“近代科技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来自中国内地和台湾以及美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家的代表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围绕近代科技传播的方式与特点、科技传播对近代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影响、近代教会大学与科技传播和传教士与近代科技传播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一、近代中国科技传播的方式与特点对于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一般认为主要是通过翻译介绍和派遣留学生等方式进行的。这次学术研讨会,一方面从实证的角度进一步深化…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几种解读

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向近代的科学和技术转变,是在西方科学文化影响下完成的。这一过程亦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过程。这一认知过程中,不同人物对接纳西方科学文化有或深或浅的解读,其中,“道器”与“体用”的文化认知模式是近代中国人解读西方科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科学与人文之间——关于现代史学建设路向的一点思索

在中国,历史科学之观念兴起于20世纪初,大盛于“五四”以后。它原是西方近代科学和历史理论直接影响下的产物,但在具体理解和运作上,又有两种不同的路向：一以自然科学为比照模式的“科学化”;一以西方社会科学(在当时主要是社会学和经济学)为参照系数的“科学化”。此两种治学路向,蔚然已成现代中国史学之主流。而对此风气持保留态度的,则另有钟情于新人主义的一派,其方法上倾向于以人阐释与科学实证相结合的治史途径。上述三派对西方现代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俱各有所承,剖析其方法论的内涵结构与特点,是一件很有意义之事。     

马尾船政文化

1866年,中国洋务运动领袖之一左宗棠为了“富国强兵”．在马尾创办了船政,通过引进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以建造舰船和培养人才为主体,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和科技发展的序幕,在近代中国科技、外交、新式教育、工业制造、西方经典文化翻译传播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史学家们称之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活化石。     

“衰落”,还是“湮没”?——评斯塔夫里阿诺斯关于“西方历史独特性”的说明

“衰落”,还是“湮没”？——评斯塔夫里阿诺斯关于“西方历史独特性”的说明谢丰斋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认为：“只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没,被一种崭新的东西所代替”。这是西方历史的独特性。“恰恰是这一独特性,使西方在近代跑到了世界的前列”。...     

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自甲午至抗战前夕,汉译日书数量一直处于各语种译书之领先地位。晚清之际,这一领先地位居于压倒性优势。民国初期,受国家政局的影响,出版业整体衰落,汉译日书事业亦大大退步。五四时期杂志繁荣而图书冷淡。战前十年堪称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也是日书汉译的鼎盛时期。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翻译日书一直存有某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因经过“去粗取精”的中间环节,可以“力省效速”;另一方面,又觉得西方文化被日本人“咀嚼”过后,难免掺和着日本文化的“唾沫”,难得西方文化的“本相”和“真传”。清末之际,尚处“蒙昧”状态和急于求成的中国人大多怀着前一种心态;五四以后,已被初步“启蒙”的中国人渐渐倾向后一种心态。在前一种心态下,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在后一种心态下,留学西洋与留学东洋有“镀金”与“镀银”之分;转译东书远不如径译西书。     

中国经验、学术本土化与乡村研究——评《湖村经济——中国洞庭湖区农民的经济生活》

这些年来,学术本土化的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不断地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路径进行总结与反思,关于“启蒙”与“现代性”、“西方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等问题的各种观点与争论层出不穷。但学者们似乎对一个问题达成了较为普遍的共识:对中国的研究,首先应当     

中西比较视域中的宋代史学近世化:基于历史观与史学方法的考察

对比西方来看中国历史与史学问题,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接受西方学术框架所带来的一种学术视域。如果将西方区域化,那么,可以看到,宋代和作为西方史学近代化起源的文艺复兴一样出现了历史观与史学方法的革新,是中国史学“近世化”的开端,也是接触西方之前原生性的带有近代化特征的史学前近代阶段。由此可见中西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的一致性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内在动力。     

"西藏问题"与肯尼迪政府对华遏制孤立政策考察

始于近代的所谓“西藏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1949年后,美国是以该问题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最为积极的西方国家。本文讨论了肯尼迪政府玩弄“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手段,重点分析由中情局负责组织实施的一系列旨在破坏西藏稳定、分裂西藏的活动,认为其实质是借此对新中国实施遏制孤立政策。针对肯尼迪等人对中国的敌视态度,中国采取了必要的坚定立场,中美紧张关系在当时不可能得到根本缓解,更难以有所突破。     

"关余"产生的时间

出现于中国近代关税史中的“关余”这一概念,其产生的具体时间究竟为何时,目前在关税史研究中还是众说纷纭。一般都认为它产生于鸦片战争后,当关税用来作为外债的担保时;也有一些人认为它是指一般的关税交出剩余。其实弄清“关余”产生的时间,绝非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它关系到对“关余”性质问题的认识与否。因此,我们不能把出现于中国近代关税史上这个特殊产物的概念简单化了。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中国关税制度完全半殖民地化的一种表现。具体说就是“关余”的产生标志着中国近代关税制度完全半殖民地化。至于“关余”究竟产生于何…     

Society与“社会”的早期相遇:一项概念史的考察

古汉语中的“社会”一词,主要指民间迎神赛会,往往与官方或儒家精英居高临下的轻蔑贬抑态度相连。来华传教士最早将society概念引入中国,使这个外来术语与“会”“社”等本土语汇之间建立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语中的“社会”(Shakai)这一近代新概念传入中国以后,又跟汉语中原有的旧式“社会”一词及其关联的经验和体验相混杂。由此生成的中国近代“社会”概念呈现了暧昧的特征,从理论上说指向时代变革的不二方向;但在经验和实践层面,又仍然带有官方或者精英视角之下的令人不屑、不满,甚至是不安的负面意涵。     

胡适文化思想的心路历程

胡适文化思想的心路历程吴二持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即以魏源等为代表的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张之洞等为代表的主张以传统文化为本体,借鉴学习西方应用科学技术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以胡适等为代表的对传统文化...     

博物馆视角下的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蜕变

近代以来,西方人把博物馆这一事物移植到中国,并伴随博物学引进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中国人在加深了对博物学和博物馆的认识的同时,也把中国传统学术按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分类、整合。于是,近代中国的知识体系潜移默化地发生了蜕变。     

中国早期留日学生及影响

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时期,人们对中西之间差距的认识还只停留在器物层面,认为西方比东方先进的只是“船坚炮利”等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根本看不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对落后的封建制度的否定,看不到先进的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对落后的农耕文明的否定。封建统治者们试图以“经世致用”、“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在器物层次上进行弥补,但“中体西用”、“西学中源”的“变器不变道”的做法,注定了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     

美国学界的“非西方中心”史观

萨义德的《东方学》揭示了西方的东方学中长期存在的“帝国主义真相”．这就是通过对中国“特殊性”的考察来证实西方的“普遍性”和“中心位置”。以后,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相继出现了被柯文称之为“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本文认为,尽管有的学者受国际反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的鼓舞,试图建立一个非西方中心的历史研究模式。但他们在力图把西方经验局限于“地方性”的同时,也否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共同规律。因此。要真正摆脱“西方中心论”和各种形式的“地方中心主义”,必须克服各种偏见,培养一种“非中心意识”。     

浅析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科技的影响

洋务运动期间通过购买和仿造西方的先进机器,将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中国,创办了一批近代的军事民用企业,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变了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方式,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培养出一大批近代的科技人才,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思想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科技的开端。     

法家“契约诚信论”及其近代本土意义

诚信危机,是中国公德系统的刺目现象。危机的原因,在于人们对契约诚信的观念和行为缺乏制度的坚守、法律的保障和公德的护持。与儒家的心性命理派和道德理想主义不同,中国传统的实学事功派和儒家现实主义,曾创生过“不信而信”的契约原理,这一原理曾一度在法家“循名责实”、“刑名参同”的理论体系中获得了法律的体现和制度的落实。通过对比发现,中国主要形成于法家思想中的契约式诚信体系与近代西方的相关体系之间,无论在政治前提、人情基础,还是手段方法上,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本文在证明法家诚信说具有近代转化之本土潜力和可能性的同时,也对何以步入近代的中国人每每拿管、商、申、韩对西方的法律契约原则作连类格义,以及许多日本学者习惯于把中国的苟子和韩非比作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创始人的真正原因进行了解释。     

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现状与思考

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现状与思考张志东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是近年来中外中国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以罗威廉等人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学者运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概念和方法,对近代中国某个城市或地区作个案研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但也惹来...     

从自身的历史脉络理解中国现代化

<正>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两种典型的研究范式:一种是革命史范式，将1840年到1949年期间的中国历史，视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人民革命，历经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国民大革命和中共工农革命;另一种是现代化范式，将这段历史诠释为从传统的中国走向与全球先进国家接轨的现代国家的过程。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曾经总结过西方中国研究的三种范式:第一种范式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来的“冲击—反应”论，把近代中国历史理解为由西方的冲击而产生的回应。第二种范式是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传统—现代”论，这一范式到今天还有巨大的影响，把近代中国看成是如何克服传统、走向普遍的现代性的历史过程。第三种范式是帝国主义论，从全球殖民和反殖民的历史和中心—边陲的二元模式来分析近代中国的各种历史现象。⁽(1))这三种范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都对中国史学界发生过影响，其中“冲击—反应”论和“传统—现代”论被现代化范式所吸纳，帝国主义论为修正版的革命史范式所收编，形成了多个预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