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公廨本钱制的几个问题

公廨本钱制是唐政府实行的一种主要的官营高利贷商业,起初有着借以削弱和控制富商的目的。高宗永徽、麟德之前,公廨本钱制实行于京师诸司,置本收息以充京官俸料。之后,自京师推广到各地诸府州县,并在安史之乱后进一步得到发展,呈现出本钱来源更加多样、息利用途更加广泛、因事灵活设置、规模不断扩大的显特点。在经营管理上,安史之乱以前,尚书省刑部之比部司及内外诸司勾官构成公廨本钱的行政管理系统。安史之乱后,比部系统的管理职能削弱,中书门下、御史台以及由宦官掌领的诸司诸使诸军纷纷染指公廨本钱,表现出多头共管、经常变动的显特点。     

北宋元丰改制“重塑”尚书省的过程

北宋元丰改制变二府体制为三省-枢密院体制,如何构建新制行政体制是改制的重要内容。推进改制过程中,宋神宗逐渐提升尚书省地位,行政体系中不同层级部门的行政职能先后得以"重振":继熙宁时期部分寺监职能已得到振举后,元丰初把不少六部职事纳入尚书省。元丰五年对尚书省结构、职能及运行机制有了更全面的规范,其中都省覈治省事,由于长官的特殊性,成为决策与执行的枢纽。新制以尚书都省为首脑,由下到上"重塑"了国家行政体制。这一过程,呈现了二府体制到三省-枢密院体制职能转换的轨迹。     

金代盐使司的职能

金代中期,金朝仿照北宋解盐司之制,在全国建立了山东、沧、宝坻、辽东、解、北京、西京等七个较大的盐使司,来管理全国的盐务事宜,其职能主要表现在管理盐户、管理贩盐的渠道,打击私盐,征收盐税等方面。     

五代财政中枢管理体制演变考论

在唐后期经五代到北宋初期财政中枢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中，虽然唐未曾出现以一名重臣主判三司的个别事例，后梁曾设置建昌宫使、国计使、租庸使分担了一部分财政中枢的职权，但总体上看，唐末、后梁实行的仍然是宰相分判三司制。后唐才正式改行一人专判三司制，但专判人选来源有多途，其职衔称号有多种；任命财政最高长官时，“判三司”与充“三司使”是两种不同的正式职街，轮流使用，但宰相被任命为“判三司”之后也可被称为“三司使”。后唐的一人专判财政三司制显示出较高的行政管理效率，故为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北宋初期所继承。与此同时，专判者的权力逐步增强，地位明显提高。     

河北满城发现金代“麴使司印”

1988年3月,河北省满城县城内进行建筑施工时发现一方铜印。印面近方形,长方柱形纽。印边长7×6.9、厚1.3、带纽通高5.5厘米。印文为阳文篆书"麴使司印"4字(见图)。《金史·百官志》有"中都都麴使司"条:"使,从六品。副使,正七品。掌监知人户酝造麴蘖,办课以佐国用。……凡京都及真定皆为都麴酒使司,设官吏同此。它处置酒使司……"可见金代中都路、京都、真     

明清地方道制研究述评

正明代为加强省与府之间的联系及对地方府州县事务的监管,派遣布政使司参政、参议和按察使司副使、佥事等省级机构佐贰官员分区域巡察地方,后演化为明代分守、分巡等各类地方道制,并在清代得以延续。区别于明清两代中央政府中监察御史分道监察的道,上述地方道制是设置于直隶及省级区域内的行政与监察机构,是明清地方行政制度中的重要一环。自1940年孙祖绳发表《明代省道制》(《政治建设》第3卷第2期,1940年)对明代地方道制的历史、演变及职能进行考察以来     

北朝省寺台政务及人事运行机制考察

本文考察了北朝省寺台政务及人事运行机制,认为从秦汉卿制发展而来的北朝诸寺机构,与尚书省、御史台及其它机构间建立起了一套相互配合、相互掣肘的政务运行机制;机构的人事控制已完全收归中央。而且经过北朝改革的诸寺体系,已经为唐代六部和寺监在职能上分工配合,在人事上互不统属,在政务上相互承接的体制打下了基础。     

六朝隋唐时期考功郎隶属及其职掌之变化

六朝隋唐时期,考功郎隶属及其职掌均发生较大变化。魏晋时,考功郎掌百官考课,隶属于吏部尚书;南朝时,功论郎取代考功郎掌考课,隶属于都官尚书;北朝中后期,考功郎中掌考课百官及考试秀孝,隶属于吏部尚书;隋及唐前期,考功郎中、员外郎之隶属及其职掌略同北朝。唐中期以后,考功郎中、员外郎专掌京官与地方官的考课,策试秀孝的职责则转归礼部。六朝隋唐时期考功郎隶属及其职掌的变化,反映了尚书省机构的职能调整及选举与考课各司其责体制的逐渐形成。     

金熙宗以后多重路制的司法分工与互动

金熙宗以后的多重路制包括兵马都总管府路、转运司路、盐使司路、提刑司路(按察司路)。兵马都总管府路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建置,承担了金朝地方司法审判的大部分事务,具有鞫审、纠平之权。转运司路、盐使司路的司法事权主要体现为对地方经济司法的分工。提刑司路(按察司路)在司法上的职掌主要是问狱、纠劾。金朝多重路制之间存在着司法分工与互动,共同完成了金朝地方司法事务的诸多环节。     

辽代尚书省研究

《辽史·百官志》南面朝官中记载了尚书省这一机构,但没有详细说明其内部结构,甚至包括哪六部都没有备载,在六部职名总目条之下所举实例中,只提到了吏部、兵部、工部、礼部以及工部所属四曹之一的虞部,缺载户部和刑部。六部的各自机构组成则丝毫不曾涉及,阙略过甚。遍检各种文献及石刻材料可知,辽代尚书省所设各种职官,与唐制相比,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西汉郡国并行论

汉初开国皇帝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综周秦之分封与郡县为一体,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封国并行的行政体制,制定了一系列对封国控放适度的政策,使封国在维护国家政权、促进经济恢复、发展中发挥了屏藩枝辅的作用。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景、武及后世诸帝不断削弱封国,强大郡县,使汉初郡国并行制演变为单一的郡县制,汉政权因此失去了地方藩护力量。因而,导致了王氏外戚篡权。     

13～18世纪云贵川交界地区政区设置变化趋势研究

13-18世纪金沙江以东的云、贵、川交界地区在政区设置上产生了一系列变化,主要变化趋势表现在:在政区层级上,由繁而简;在基层政区设置的空间过程上,由外而内;在政区的实际控制上,由虚到实。这一时期本地区地方部族力量的不断减弱与中央权力的逐渐加强是导致这些变化趋势的主要原因。     

清末民初苏州典当业分布初探

本文根据苏州档案馆所藏的档案史料,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角度,对清末民初苏州典当业的分布,作了较具体而微的探究。研究显示:清末民初苏州的典当业主要集中于北部和西南部中心城区以及阊门一带。从典当业的选址和经营状况来看,典当适合在中心城区和商业文化繁荣的城厢附郭以及周边市镇生存和发展。典当业分布的地理区位,与苏州城市经济及其功能分区息息相关,这反映了传统典当业依附于商业经济发展的“寄生性”。     

清末民初广州的行会工会化

“工商合行”是广州传统行会组织结构的主要特色。然而,随着清末民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劳工神圣”西潮的浸润与激荡及革命政权扶助劳工政策的实施,使得“工商合行”的行会模式开始了以“工商分离”为主题特征的行会工会化的艰难蜕变。不过,这种由行会孕育出来的工会组织的肌体上不可避免地附着“工商合行”的深深烙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并阻碍了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广州工人的政治与阶级动员。从阶级斗争与“工商合行”两种理念交锋而导致行会工会化“曲折与艰辛”的事实中,可以窥视到传统行会近代转型“变”与“不变”的新旧交合的复杂面相。     

论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制定与调整,是南京国民政府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重新确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财政体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划分的原则、平衡性及两者的规模比例等方面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划分较为合理,但这一划分仍有许多不足。     

《清史稿·循吏传》地名勘误

《清史稿》是研究清代人物的重要史料。但在传统正史系列中,《清史稿》质量欠佳,舛误较多,亦为学界共识,其《循吏传》亦未能幸免。然而《清史稿》毕竟是一部有着较大影响的史书,其中的讹误可能会产生不小的危害,故订正其舛误很有必要。本文综合利用文集、方志、档案等各类史料,考订出《清史稿.循吏传》地名记载方面的六则错误。     

先秦时期的历政文化

中国古代自尧制新历起形成了实质上与巫史文化对立的历政文化,这标志着中国古人对最基本的自然规律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对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发生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并孕育了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天人哲学,故历政文化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优良传统文化之一。在先秦学术中,真正继承历政文化精髓并使之升华的是儒家之学,渊源于历政文化的阴阳五行之学则最终沦为一种“舍人事而任鬼神”的“小数”。     

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结构分析——浙江省个案研究

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结构状况,可以从浙江省的个案研究中得到实证性的解答。从籍贯构成上看,迁出省外的人口以杭州、绍兴、宁波、金华等地居多。从年龄和性别构成上看,迁移人口大多比较年轻,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占主要比重,育龄妇女人数较多;迁移人口的性别比较高,大批男性为避战祸加入迁移人口的行列。从职业构成上看,迁移人口成分极其复杂,几乎囊括社会绝大多数行业,其中主要有农民、工商业者、文化人及政府工作人员、医生等。     

信访工作在建国初期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建国后人民群众通过来信来访的方式向党和政府反映大量的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失业问题、干部的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问题以及三农问题。信访工作在建国初期对于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推动社会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司马光的易学历史观探析

本文主要探讨司马光的史学与其经学之一的易学之间的关系。司马光通过其易学形式表达了独具特色的历史观。他提出易道的观念,认为凡宇宙之间皆易,易就是阴阳之变、五行之化,这就对自然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原则作出了界定;又提出圣人作《易》,为数亦为义,义急、数亦急,以义与数作为历史发展普遍性原则的重要内容;并认为《易》是对易道的表征,《易》有见微而知彰、原始而知终的史学功能;在探讨自然和人类历史存在的形式时,司马光还提出阳非阴不成,阴非阳不生,阴阳之道表里相承的观点,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揭示了其应有的价值目标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