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国民外交"一词的形成及其含义述论

清末民初＂国民外交＂一词的提出,既是中国人民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寻求自强独立的现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日本的影响,将本意为国家外交的＂national diplomacy＂译为＂国民外交＂。中国的＂国民外交＂概念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将人民主权思想应用于外交领域,含有视外交为国民的外交,政府应尊重民意办理外交的意思;二是指国民可通过国会参与外交,以舆论监督外交,将自己的意志反映贯彻于外交事务;三是通过国际民间交往增进友谊,进而改善邦交,促进世界和平。虽然今天的＂国民外交＂概念主要是从国际民间交往的外交意义上来说的,但不容忽视其原来政府外交须尊重民意,而国民有权监督政府外交的含义所具有的现实借鉴作用。     

建国初期"联苏抗美"国防战略思路论析

建国初期"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是"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延伸,但不能将两者混淆。"一边倒"外交战略着眼点在于社会制度的一致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着眼于国家安全和国防巩固,它的提出既有历史经验的因素,更取决于新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它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证明是一个符合当时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正确的决策,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从"联为外援"到"永久大患"——李鸿章对日观演变浅论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稍后兼任“三口通商大臣”,这一特殊位置使李实际进入权力中枢,使他从“地方官”开始登上国家外交舞台,参与全国性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他履任不久,对日外交就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外交的“开端”,他的“对日观”的演变,尤需详细清理。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一直十分推崇,并且他认为日本与中国一样同属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东亚国家,因此起初一段时间他认为可与日本“联为外援”共同抗拒西方列强的侵压。但后来在处理日本侵台的事务中,他的“对日观”渐渐发生变化,最后得出了日本将是中国“永久大患”的结论。     

"和谐世界"与中国外交的变化

"和谐世界"是中国政府近年来提出的重大国际战略构想,它继承了中国既有的外交思想,同时又包含许多创新,从而使中国外交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尤其是"和谐世界"发展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框架,使中国外交进入"和谐外交"的新时代。     

北魏外交文书试探

北魏外交对象层次复杂,既包括对峙的南朝政权,也包括周边其他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以及西域、高丽等四方远国。北魏在同这些国家进行交往时,根据不同的外交对象和不同的外交事务分别采用不同类别的外交文书。而且,各类各级外交文书都严格遵循国家相关规定,由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起草、撰写。北魏外交文书不仅表现了北魏国家在外交活动中的主体意识,也是其外交方针和策略上注重实效的体现。     

论日本安保战略中的"有事法制"体系

冷战结束以来,与世界政治及安全形势的动荡与变化相适应,日本在外交与安保战略方面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同时在国内积极推进以“有事法制”为核心的安全保障战略的重新定位与调整。尤其是以“有事法制”体系的建立为标志,日本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定位与方向性的政策研讨及法制建设基本完成,日本回归“普通国家”的过程进入了新的阶段。     

新时期中国文化外交兴起的必然

文化是国际竞争中备受关注的“软力量”。文化外交作为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文化外交包括双边和多边文化交流、留学生培养、语言推广和媒体信息交流等活动。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关系密切,但又有所侧重。中国拥有悠久的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外交在配合国家整体外交,提升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理念以及树立良好国家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国的文化外交仍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对外文化交流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但是潜力巨大的中国文化外交必将在新世纪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美塞尼亚"问题研究

美塞尼亚地区对斯巴达的历史发展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在荷马时代之前,希腊历史上并没有关塞尼亚国家.在古风时期,斯巴达吞并提盖泰鸟斯山以西地区之后,美塞尼亚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霸斗争全面展开,关塞尼亚问题成为雅典的削弱、肢解斯巴达的外交工具.公元前4世纪前期,底比斯打败斯巴达,它延续了雅典的政策,最终肢解了斯巴达,建立了美塞尼亚国家.西方学者提出的先有关塞尼亚民族和美塞尼亚国家,后被斯巴达征服,最后在底比斯的帮助下复国的理论是不成立的.     

略论胡锦涛的"和谐世界"思想

胡锦涛“和谐世界”思想是对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遗产和江泽民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正确判断,是中国提出的新的世界发展观,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中国外交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国际意义。要学习和坚持胡锦涛“和谐世界”思想,努力构建和谐中国,并为构建和谐世界做出贡献。     

"实力与外交" ——迪安·艾奇逊与战后美国对欧政策构建

杜鲁门政府时期的美国对欧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是欧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灵魂人物。在他的主导下,现当代美国以欧洲事务为核心的外交模式基本确立,大西洋联盟的巩固和发展由此成为现当代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对艾奇逊外交理念以及实践过程的探讨,呈现出战后美国逐步制定并推行遏制战略,缔造两极格局的全过程。秉持"实力地位"与"总体外交"这两个核心概念,艾奇逊竭力塑造出新的国际秩序,使之能够助益于提升美国国家实力。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政策的成功推行,加速了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获得,艾奇逊及其同侪最终构建起一个反映美国价值观,守护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全球体系。     

论俄罗斯的石油经济

俄罗斯联邦的石油经济,是在俄罗斯帝国及苏联石油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石油外交主要通过石油公司实施。俄罗斯石油外交呈现出与苏联石油外交不同的特点。俄罗斯联邦时期石油外交主要由国家掌控;石油公司的对外石油贸易兼有实现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重任;国际石油贸易中俄罗斯与其他国家之间争夺与合作并存。石油经济对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外交影响很大。石油出口刺激俄罗斯经济的增长,石油政治与石油外交既影响俄罗斯外交政策决策,也受到对外战略的制约。后冷战时期,俄罗斯以石油扩张弥补地缘政治的削弱,但国家经济过分依赖石油出口也带来负面影响。     

约翰·霍姆斯与加拿大中等国家外交思想和实践

二战后,加拿大学界和政界针对中等国家在大国争霸或冲突时期有无自己独立的国家行为方式,以及中等国家在大国政治体系中能否有其独立诉求的议题,展开了广泛的学理讨论。其中,集加拿大外交部官员和国际事务研究院资深学者双重身份的约翰·W.霍姆斯的学术贡献尤为突出。霍姆斯在国际事务中探索并实践着中等国家外交路径,借助思想库平台构建并输出了中等国家外交思想,并在大学课堂传承了中等国家的外交理念和经验。他认为,中等国家可以通过"调停者、谈话者、倡导者和情报收集者"的外交路径在大国政治体系中有所作为。     

英国外交史论要

任何一国的外交都是与它的内政有关联的。一国的国内外政策,是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两个缺一不可的重要方面。从一般原则上讲,外交是内政在这个国家对外关系中的反映。换言之,外交实质上反映了这个国家对外部环境的要求和为实现这些要求所作的努力。所以,离开了一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和趋势,外交就失去了依托。如果只孤立地看某些枝节的对外政策如何运作,孤立地看这个国家的外交家们怎样折冲樽俎、唇枪舌剑,那就把外交理解为纯“技术”问题了。     

"石射文书"与1938年宇垣对华"和平外交"谋略

1938年5月,宇垣一咸担任第一次近卫內阁外务大臣,重新探求对华"谋和"之路.日本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的"石射文书",对宇垣谋划对华"和平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主要运用日本原始档案资料,考证宇垣对华"和平外交"谋略实施和交涉过程,分析宇垣对华"和平外交"谋略实质.从而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日本侵华历史提供又一佐证.     

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近代中国在外力的逼迫下打破了＂夷夏之防＂,开始接受西方外交观念、外交制度,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外交体制,慢慢地融入了世界,形成了新的国家关系,成功实现了外交的近代化。文章从外交机构的演变、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原因、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一条线"外交战略的研究述评

近10年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毛泽东“一条线”外交战略的成因、内容、历史作用及局限性进行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考察,提出了一些较有新意的看法。西方学：术界的这些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国外深入研究毛泽东外交战略和新中国外交史,对当今中国学者深入研究毛泽东外交战略和新中国外交史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日两国围绕明治天皇去世开展的"葬礼外交"探析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尽快争取外国列强的承认成为了民国政府外交工作的优先课题,日本则在该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同年7月,日本明治天皇病逝,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纷纷向日本驻华外交机构致以哀悼,同时中央政府还希望派遣正式代表赴日吊唁,意图借助于"葬礼外交"的舞台扩大中华民国的外交影响.由于日本当时还未承认民国政府,日本政府以非正式的方式向民国政府转达相关信息,并劝阻民国政府派遣代表赴日的计划.另一方面,日本还通过在华的报纸媒体发表文章,安抚中国官民的不满情绪.中日两国围绕明治天皇去世所展现的"迎"与"拒",反映了外交手段与外交实践的分离,以及民国政府寻求列国承认与日本政府意图扩大在华利益之间的对立.     

中印建交与新中国外交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同印度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实践,它不仅确立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先谈判后建交的外交原则,还赋予了"一边倒"更丰富的内涵,开创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     

查尔斯·比尔德的美国外交史学述论

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是查尔斯·比尔德史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观念及其实践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得出了国际主义外交路线与美国国家利益相悖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大陆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和外交路线,主张放弃国际主义和干涉主义,专事"国内门户开放"。源于对美国宪政民主制度遭到破坏的担忧,比尔德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大加挞伐。比尔德的外交史学开创了美国外交史学的进步主义传统。知识论层面的宏观性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激进性,是比尔德进步主义外交史学的两大特征,并赋予其纯粹学术研究之外的广泛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论公共外交在塑造国家形象中的作用

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为提升本国国际形象而开展的直接针对他国公众的公关活动。作为不同于传统外交的新外交形式,公共外交在塑造健康、和平、进步的国家形象过程中,发挥着澄清事实、解疑释惑,提高知名度、美誉度,增强认同感和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我国的公共外交要在外交、外事部门的主导下,协同大众媒体、非政府组织、海外华侨华人、知识精英和跨国企业等分层次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