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地区出土的两件西汉刻铭铜器浅议

辽阳博物馆收藏有两件1988年出土于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乡石嘴山汉墓中的西汉刻铭铜器,其中的铜魁应为铜承盘,与同墓出土的铜熏炉是一组器物。两件铜器所刻铭文为研究汉代计量提供了实物资料,也反映了汉代辽阳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往。     

汉代中原系刻纹铜器研究

汉代中原系刻纹铜器纹饰均以云气纹为主,或辅以三角锯齿纹,器表鎏金。其始现于西汉中期,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达到顶峰,之后衰亡。其使用对象为王侯一级。纹饰的高度一致,反映了其制作地的唯一性。据铭文可知,蜀郡西工制作此类器物,因此,推断此类刻纹铜器是蜀郡西工的产品,而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滇系刻纹铜器。     

谈“阳信家”铜器

1981年5月,在汉武帝茂陵东侧一号无名冢的一号从葬坑中,出土一批西汉铜器。这批铜器中有十八件器物上刻有铭文。现就其中部分铭文作初步考释,并对有关问题作初步探讨。铜器铭文的考释竹节铜熏炉器盖与器座铭文均镌"内者",它和"内史","内府"相同,是汉宫廷内的官职。"内者"疑为皇宫中的女官。关于"内     

一部填补学术空白之作─—评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研究》

徐正考博士《汉代铜器铭文研究》一书已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它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对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方面的空白。书共九章,附录二,洋洋二十万字。举凡铭文中所涉及的“物勒工名制度”、“纪年方式与断代问题”、“器类、器名与制作地”、“制作机构”、“器物制作数量与器物编号”、“度量衡问题”、“文字问题”等等都作出了精深的考证研究。如关于物勒工名制度,作者以翔实的铭文资料为基础,探讨了汉代铜器铸造过程中在器物上实行“物勒工名”制度的类型,各类铭文表现的工…     

茂陵从葬坑出土铜器度量衡刻铭试析

1981年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对陕西兴平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进行发掘,发现了许多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发掘简报已在《文物》1982年第9期发表。出土铜器中有十六件刻有记重、记容铭文,为研究西汉度量衡制度提供了新资料。铜器上刻记重、记容铭文,大概始于战国,也见于秦统一之后,而在西汉时风气尤盛。零星出土的器物不计算在内,就目前所见,成批出土的铜器上刻记重、记容铭文     

湖北宜城跑马堤墓地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

跑马堤墓地是位于湖北省宜城市郑集镇的一处战国至汉代墓地。该墓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器,为研究从战国到汉代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变迁提供了系统性的资料。本研究对该墓地出土的部分铜器进行了金相组织观察和元素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战国晚期铜器的材质包括铅锡青铜和锡青铜两类,不同类型功用的器物,在材质的选择上也有所不同;西汉铜器的材质则以铅锡青铜为主,合金元素总量相对于战国晚期铜器要低,而且变化范围较大。整体上,该批铜器主要为铸造成型,但其中有3件汉代青铜容器为锻造而成,这三件锻造铜器均为敞口薄壁器物。研究结果可为汉代以后考古学和金属技术史研究提供资料,并为中国古代金属技术史演进序列的补充完善提供科学数据。     

福州市博物馆藏明代福州府儒学文庙祭器

福州市博物馆藏有一批明代铜器,按其自铭,有铜豆、铜笾、铜、铜簋、铜鼎5种,共17件。根据器身上的铭文可确定这批铜器是明代福州府儒学文庙的祭祀用器,铸造于成化三年(1467),与《八闽通志》《福州府志》的记载相合,是研究明代福州府文庙祭祀和明代铜器的珍贵实物资料。     

贵州银子坛墓地出土铜锡器的初步分析

为研究黔西地区铜器时代金属制作技术及水平,本文采用金相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对贵州银子坛墓地出土13件铜器和2件锡器进行了金相观察和化学成分分析,发现中水银子坛墓地出土的战国到西汉时代的铜器,有红铜、锡青铜和铜锡铅合金多种材质,而锡器有纯锡器以及锡铅合金,合金配比已具有一定的水平。制作技术有铸造和锻造工艺,并能应用冷热加工技艺。本文对研究古夜郎地区金属器的制作技术有一定的价值。     

谈毓祖丁卣等三件商代长铭铜器

殷商后期较早阶段的铜器铭文都很简短,仅用一个字或几个字标明器主的族氏或祭祀的对象;较晚阶段出现记事性内容,字数有长到四十多字的,如小子(?)卣。传世与出土的具有长铭的商代铜器不多见。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一些重要的商代长铭铜器流落海外。近年在我国考古工作中商代长铭铜器偶有发现,如安阳殷墟出土的戍嗣子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传世的毓祖丁卣、(耳口)簋、小臣缶方鼎,也是商代长铭铜器。这三件铜器的器形、花纹特征与商末帝乙、帝辛时代的青铜器一致。三器的铭文均见著     

西周铜器分期研究中的铭文方法

西周铜器往往具有铭文,尤其是中、晚期之器常常具有长篇铭文,这为其分期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依据。两宋时期的金石学家就已注意到了铜器铭文与铜器年代早晚之间的关系,并且总结出了一些规律,例如:“西周言虢叔者甚多”,“曰父乙者,周初接商之器也”,“周之彝器粲然成文”等等。清代考据学大兴,对铜器铭文的研究又进了一步,关于铜器铭文与分期提出了许多常识性的标准,如:“周人多称伯仲”,“此铭篆文极古,词如典诰,定为周初之器”。此外,还指出了宋人在西周铜器分期上的错误。如宋人以为“以十干为铭者,为商器”,而吴式芬则提出“以十干为铭者,商周皆有”。类似的例子很多。清末民国初年的王国维把西周铜器铭文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在考证遹敦时,受铭文中三次出现“穆王”的启发,提出“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     

西汉计时器“铜漏”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

一近年有关西汉漆卮铭文、遣册的发现卮(zhi音支)是汉代墓葬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筒状有鋬的饮器,据文献记载和传世遗物,在战国时已成为通行的饮具。本文图一的战国铜卮,根据图案鉴定,也可能早至春     

西汉“三囷共厨”铜鼎及相关问题

陕西考古博物馆收藏一件兴平北吴墓地M64出土的西汉铭文铜鼎,其器盖和器身皆刻有铭文“三囷共厨”。根据铜鼎的形制和铭文内容判断该器应为西汉中期铜器。文献中鲜见有关“三囷”的记载,笔者结合秦汉时期地理命名的原则,并通过与其他“共厨”类铭文进行对比研究,推测“三囷”可能是西汉时期的一处皇家宫苑。“三囷共厨”铭文反映出西汉时期“共厨”类铜器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该类铭文铜器受到不同层级机构的使用。“共厨”铭文正是相关职官管理器物时所留下的錾刻记录。     

满城汉墓出土铜器铭文研究

满城汉墓共出土铜器600余件,其中30件刻有铭文,计52处近800字。这批铜器铭文集中体现了西汉前期器物刻铭的面貌,对研究西汉的度量衡制度、诸侯国制度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本文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对刻铭重新做了录文,更正了个别错讹之处,并分别做了考释。     

《洛阳发现战国时期有铭铜镜略论》质疑

本文根据洛阳出土的“千金”铭铜镜纹饰和铭文特征,将它与长沙等地楚墓、汉墓出土的铜镜进行对比,并结合相关的文字资料对其时代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应是西汉时期的仿楚式镜,铭文字形是汉代流行的小篆体。其年代相当于西汉文景时期,不可能早到战国。     

汉代铜器铭文著录与研究历史的回顾

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开始于宋代,但一直到清代,学者们的努力还主要集中在铭文的著录上,研究的成分很少。民国时期容庚《汉金文录》与《金文续编》问世,标志着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建国后,一批批汉代有铭铜器陆续出土并公布于世,一些学者如陈直、李学勤、裘锡圭、丘光明等从不同角度对汉代铜器铭文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全面的著录性著作,也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在铭文的释文、断句、注释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某些研究结论还缺乏准确性。     

吴御士叔孙簠铭的官职、年代和出土地点

"文参"1958年第5期刊载了北京市文物组"海淀区发现春秋时代铜器"的报导,器内底部有铭文十一字,报导释为"吴王造士尹氏叔孙作旅簠",并说:"从文字上初步考证,此项铜簠约为公元前473年吴王造士(造士系官名)旅连用的食具。"按报导对本器铭文的考释和年代的断定都有问题。此器值得注意之点有三:(1)作者的官职,(2)制作的对代,(3)出土地点在北京的问题。     

昆明呈贡天子庙和呈贡石碑村出土铜铁器的科学分析

为了解中国古滇地区铜铁农具、兵器和工具的制作工艺,采用金相显微镜组织观察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的方法,对昆明呈贡天子庙和呈贡石碑村出土的战国至西汉时代11件铜器和2件铁器样品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铜器的材质有红铜和铜锡合金两种,相同的器物有较稳定的化学成分。铜器中农具、兵器和工具为铸造制作而成。2件铜柄铁刃剑的材质为亚共析钢,作为兵器,具有优良的性能。本研究成果对进一步研究古滇地区铜铁器具的工艺技术有一定的价值。     

李三孤堆楚王墓铸客类铜器新论

李三孤堆楚王墓是目前发现的规格最高的战国晚期楚国王室墓葬,出土有72件带铭文铜器,其中以带有“铸客”或“铸器客”铭文的铸客类铜器数量最多。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经全面梳理国内外文博机构所藏铸客类铜器,共统计出42件（套）,其中有6件铜器铭文中虽无“铸客”或“铸器客”词组,但在造型、纹饰或铭文写法上与铸客类铜器存在紧密关联,亦可纳入。结合楚简和楚国玺印材料对铸客类铜器铭文进行分析和考证,铸客可能是地位高于冶师与佐的掌管铸造的楚人职官,其所铸器物的使用/保管机构大多为与饮食相关的内府机构,服务对象为楚国王室成员。     

邯郸出土的“蜀西工”造酒樽

70年代初,文物工作者先后发掘了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南郊张庄桥村北的两座砖拱多室墓(居南的一座编号为M1,居北的一座编号为M2)。墓葬虽遭多次盗扰,但仍出土了陶器、铜器、玉器、骨角器、铁器等文物160余件和5万多枚五铢钱。在出土铜器中,既有战国早期的铜鉴,又有东汉建武廿三年造酒樽托盘和“永元三年”、“永元四年”造铜鉴,还有带支架铜熨斗等。故关于张庄桥墓的年代,或说东汉,或说魏晋,目前学术界尚存不同看法。舍此不论,器物中确有东汉“蜀西工”造铜器。在M1出土了1件鎏金银铜酒樽;在M2出土了1     

山东临淄商王村一号战国墓发掘简报

临淄商王村一号战国墓出土陶、铜、铁、金银、玉石、漆、骨、料器等近300件,有许多器物非常精美,如鹰首流铜匜、鸟柄铜灯等。有一些铜器上还刻有铭文。本期刊发了该墓的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