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

汉代最高统治者有“皇帝”、“天子”两个正式称号 ,而正式称号的获得是通过即位礼仪来实现的。因此 ,汉代最高统治者即位就存在“皇帝即位”与“天子即位”的区分。“皇帝即位”是通过读策与授玺来完成 ,而“天子即位”外禅是通过祭天 ,内禅则是通过在柩前即位来完成     

浅析王阳明“破心中贼”的主旨

通常认为,王阳明提出的“破心中贼”中的“中心贼”是指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心中蕴藏的反抗念头;“破心中贼”即要求统治者破除广大下层民俗心中所蕴藏的一切反抗念头,从而更好地维护明代的封建统治。然而,仔细阅读王氏的有关著述,我认为,王氏“破心中贼”观怎的提出,固然包含有下层民众反叛朝廷、大逆不道的思想,但它更主要的是针对明代封建统治者勾心斗角、徇私败公、争权夺利、道德沦丧的现象而提出来的。“破心中贼”即是要求明代统治者振奋精神、破除心中一切私欲,做到清正廉洁、忠于国事。为此,本人就王氏“破心中贼”的主旨谈…     

论苏丹南方问题的成因

随着1955年苏丹过渡政府镇压南方兵变,一些南方人越过边界逃往临国,苏丹南方开始为外界注视。1963年苏丹南方问题国际化后,这一问题至今受到举世关注。苏丹南方问题是怎样形成的?我国有些学者认为:“它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利用苏丹民族矛盾,阴谋分裂苏丹造成的”,而苏丹“南方黑人与北方阿拉伯人之间民族矛盾的产生”又是“殖民者在苏丹猎捕、贩卖奴隶促成”的。①笔者认为,英国殖民统治者对苏丹南方问题的形成有其赖不掉的责任;此外,冤各有头,债各有主,矛盾自有根源。     

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凡有较高文化修养和富有作为的,大都十分重视典籍的收藏、利用和编刊工作,用以标榜其“稽古右文”和“同文盛治”。清朝的统治者也不例外。以康、雍、乾三帝为代表的清代统治集团,在广搜博采古籍及编刊图书方面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以前各代。他们在继承明朝皇家藏书的基础上,     

试论中国古代的反贪立法

国家或集体公职人员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是历代整饬吏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反贪立法的着眼点。对贪官污吏,历史上或称“赃吏”。什么叫“赃”？《晋书·刑法志》说：“财货之利谓之赃。”其义与“贪”大同小异,因此惩贪也叫“惩赃”。纵观历史,历代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运用...     

突破传统模式 立足服务实现——简评《黎城县城·条陈卷》

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其“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古已有之。纵观我国两千年的方志发展史,不论哪个历史时期,方志的发展都与社会需求紧密联系。方志之立,是历史的需要,更是现实的需要。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修言立志,首先是为了“辅治”,他们通过志书来“洞隆替之原,而施补救之术”,     

仇池杨氏政权初期有“左、右贤王”称号原因分析

仇池杨氏政权是聚集在今陇南、陕南和川北交界处的以氐族为主体的地方性割据政权,历时约300年之久,而其政权初期的统治者自称“左、右贤王”,并非受刘曜影响,其关键在于民族融合。部分匈奴屠各徙至陇右,使得杨氏有机会与其接触并受其影响,接受了匈奴文化,使用“左、右贤王”称号。但后来因为汉文化居主流而开始汉化,“左、右贤王”称号消失。     

宋代的“生子不举”

“生子不举”是宋代东南诸路较为普遍的现象。许多人家“计产育子”,“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这不仅与封建社会宣扬的仁爱孝悌道德伦常格格不入,也与古代中国多福多子的传统家庭观念大相径庭,对于力图广增丁口以辟税源的统治者来说,     

关于清代“新满洲”的几个问题

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曾将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居民大批内迁,作为“新满洲”编入八旗。本文旨在探讨“新满洲”的源流,就其原籍分布,社会状况、与满族统治者的政治关系、以及内迁编旗几个问题,试作一初步考查。     

明代女画家与春宫画诌议

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在封建制度和儒家思想的统治之下,女性始终处于男性的附属地位。封建统治者一直宣扬着“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儒家教义,作为维系其社会秩序的思想基础。所谓“三从”,是指女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三纲”是指“君为巨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从生到死,始终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和人格,思想言行受到束缚禁     

清代东北的“贡江山”“官河泡”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其统治者与几千年来的其他封建王朝的皇帝一样,把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山河,视为“家天下”。也就是“普天下之下,莫非王土”。清朝历代皇帝对东北三省的“贡江”、“贡山”、“官河”、“官泡”即“贡江山”“官河泡”的占有,掠夺其特产,以供坛庙祭祀之用和满足其奢侈豪华的享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清朝东北的贡江山主要在吉林地区,而捕珠则远及黑龙江省。“贡江山”,是指自顺治初年,由清室内务府拨设于吉林打牲鸟拉总管衙门的“管界周围五百余里严禁山河”。     

传统藏棋

这是一种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的娱乐用具。这一娱乐的形成和发展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资料记载,不敢妄下结论,但是只见到五百年前撰写的藏族历史书籍中称其为“赤”或“折”,是“男儿九种竞技”中的一种。其主要内容是原古人相互追逐和降伏凶猛野兽,还有人类步入阶级社会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等。这一娱乐项目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卫藏地区称之为“王棋”或“围王棋”,后藏地区称为“虎羊争斗”,在安都地区称其为“定棋”。下面就略谈卫藏地区的王棋。     

唐代关中的“雨土”

唐代关中的“雨土”王元林关中为唐都长安所在地,天气的冷暖寒燠,统治者每每关心。而对“雨土”这一奇异的地理现象,《新唐书·五行志》也详加记载,虽绝大部分未确指发生地,但无疑应是关中情形,其发生与土壤、气候、植被、风力等有密切联系。“雨土”,即现代地理学...     

略论清代商业政策和商业发展

一历代封建统治者一般都打出“重农抑商”(或抑末)的旗帜,也很有一些史学研究者受其迷惑,认为“重农抑商”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的经济政策。其实这是误解。中国封建杜会各个朝代的统治者确实重农,但并没有“抑商”。如果“抑商”,那末,中国历史上商业的繁盛,以及富埒王侯的大商人的出     

汉代乡村农业经济管理探析

“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作为古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而作为一项重要国家经济政策至迟在秦汉就得以确立。小农经济作为立国的经济基础,尤受重视。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不仅是汉代集权统治的社会基础,也是其政权巩固的重要基石。因此,     

关于清代榷关额税的考察

清代榷关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税收 ,而税收的核心内容就是“额税”的确定 ;“额税”的确定始于明朝的钞关。清朝统治者在对明代钞关制度的继承与发展中 ,首要任务就是对明末钞关“额税”重新核定以及对清代新增榷关额税的确定。本文考察的清代榷关的“额税”专指作为其正项收入的正额和盈余两部分。     

古磬溯源

磬是我国一种非常古老的打击乐器,其产生距今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磬曾经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礼制意义,尤其在周代,磬与钟一起,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礼乐之器。钟由青铜铸成,磬则大多为石质,也有的是美玉,因此人们常用“金石之音”来形容钟和磬,又有“金声玉振”、“金钟嘉磬”的说法。“金石之音”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庙堂礼典、祭天祀地,都不可或缺。     

悲剧石达开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领导者中最富谋略的人物。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把年青的石达开,锤炼成一位能征善战、深受太平军将士爱戴的军事统帅。陈玉成说他“独具将才”,李秀成说他“文武备足,谋略甚深”;而清朝统治者骂他“狡悍为诸贼之冠”。     

中国明清“南长城”述评

“边墙”是明清两代对长城的普遍称谓.明代修筑南长城的背景,是在“动分彼此”的情况下,为了消极地对付湘黔川三省边境苗族人民的起义斗争,封固疆围,更有效地做到“来则致截,去则不追”.清代南长城的修复最先由铜仁的松桃开始.乾嘉苗民起义后,统治者在湘黔边境大修边墙、广设碉卡,企图“遏苗之来,截苗之归”.南长城虽然是封建统治者隔绝汉族人民和苗族人民联系的一个硬件设施,同时也是汉族人民和苗族人民源远流长的民族融洽史的一个历史铁证.     

康乾盛世下清廷蒙古司法治理政策研究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成为中华的统治者,在潜意识下,更注重追求清统治下各少数民族对其“中国”正统身份的认同,并竭力消除“夷夏”差别。因此在康乾盛世时代,清廷更注重“中国”作为统一国家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天下”中心身份的认定。其中清廷对蒙古各部司法治理的加强就是其加强从传统“中华”到“中国”身份转化的一项重要政策。该政策不仅巩固了相对统一的中国疆域,而且促进了蒙古地区经济发展和与内地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