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之君臣关系浅论

本文从五个方面(君的角色、臣的角色、君制臣、臣犯上、君臣和谐)比较管子、商鞅、荀子、韩非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进而阐述韩非的君臣观,管窥其政治思想之一端。     

论三国时期的"君臣之义"

在三国时期,君臣之义属于“大义”的范畴,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故当时无论是对为君之义还是对为臣之义,都有一整套规定性内容。但和其他封建伦理道德一样,君臣之义在三国时期,也在很多时候成为了军阀、权臣和野心家进行割据、篡位的手段,成为他们种种不义行为的遮羞布。     

王鼎尸谏:一场黑色政治幽默

正传统中国政治,君主高高在上,群臣环而拱之,这种等级关系自然造成了君臣之间的不平等。故常言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偶尔也会出现"臣要君听,臣不得不死"的例外。此例外的祖师爷名叫史鱼。他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自认作为大臣,"不能进贤而退不肖",于是病故前嘱托儿子勿在正堂治丧,以此警醒卫君亲君子远小人。《韩诗外传》赞史鱼"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可     

礼与汉代致仕

两汉时期是皇权制度发展的初期,君权尚未得到极端强化,士人的自尊意识与礼遇诉求并未消失,君主礼敬臣下的仪制也是多方面的。在致仕过程中,士人通过引用经典与对经典的诠释来体现其自尊意识,君主也需遵循礼的原则,做出礼敬臣下的姿态。借此我们可以分析礼在儒家士人政治理念中的深层次含义,进而更深入认识古代社会的君臣关系与皇权制度。     

“用非其有”：战国后期君道论的整合与歧出

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后期,诸子对君道的探讨表现出由"道"转"术"的趋势。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中主张的君道"用非其有",为此种趋势的存在提供了鲜明例证。《吕氏春秋》对君道"用非其有"的阐说,既明显接受了《管子》、《韩非子》式的道法家言,又表现出儒家思想的强烈影响,与之前的《墨子》及后来的《淮南子》中的一些说法也有明显的相通之处。《吕氏春秋》所说的君道"用非其有",其核心是驭臣之术,强调君主应任臣之能而非自任其能,这正是战国后期诸子君道论对君主的共同要求。在战国后期,随着新的中央集权制度及官僚行政体制的形成,君主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驾驭臣下,此时诸子君道论的关注重点转为"君术",实是此种现实政治的回应。     

孙甫与范祖禹史论比较研究

在撰述旨趣方面,孙甫与范祖禹都希望宋朝的统治集团能以唐为鉴,探讨治乱兴废的原因。但在价值取向方面,孙甫重事功而范祖禹则偏重于儒家伦理道德。对于唐朝致治之本的讨论,孙甫主要是以具体的历史经验予以说明,范祖禹则总结为"治由君子,乱由小人"之说。二人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但是孙甫以防微杜渐为主,范祖禹则以防患未然为主。在评论人事方面,孙甫是从人情人性的角度出发,而范祖禹则以"义"、"礼"、"名"、"正"等儒家伦理和纲常秩序为标准。对于君臣关系的讨论,孙甫服膺法家的理念,要求君主对臣下保持威严,而范祖禹则要求君主对臣下应"御以至诚"。二人的史论还分别存在着持论偏颇和割裂史料强为史论等缺点。     

君道无为臣道有为--析刘禅与诸葛亮君臣政治运作模式

从齐稷下道家的视角看,刘禅与诸葛亮君臣政治是“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君臣政治运作模式的又一典范。刘禅的贤明与任人信人,诸葛亮的忠诚与谨慎,是这一君臣政治模式产生并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     

论先秦秦汉时期的两重君主观

《诗经·小雅·北山》中有一条学者经常引用的资料 ,即“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似乎一元化的君臣名分在西周就确立了 ,其实这与事实不符。稽考史籍 ,先秦社会士的君主观绝非如此 ,甚至到秦汉时期封建大一统局面已经建立 ,君主专制政体已相当完善 ,一部分士大夫还没有把皇帝奉为自己唯一的君主。他们的君主观具有两重性 ,不仅认为皇帝是君 ,举主、府主等人亦可作为“君”。君臣名分多元化乃是先秦秦汉社会的普遍现象。     

孔孟荀的君主论:在圣与王之间的两难抉择

孔子、孟子和荀子是先秦时期儒家学派最有影响的人物。三者关于君主问题的论述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力图通过对三位思想家有关君主问题论述的具体分析,为其间的发展变化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来。     

解读荀子君民关系思想研究中的争论

在荀子看来,作为社会多数的民既无德也无知,不具备从政的能力。因此,荀子在构建其君民关系论时,一方面从论证君主制政治合理性的角度提出了立君为民观点,这是典型的民本思想;另一方面从君主施政的角度把民众排除在外,确立了君主的政治主宰地位,这是明显的君本思想。民本和君本在荀子思想中并行不悖。这或可解答学界在荀子君民关系思想研究上的争论。     

上博楚简《子贡》篇研究

本文首先对上博楚简《子贡》篇的文本进行了疏释。在此基础上,结合《管子》,对篇中"有邦之道"和"相邦之道"的含义进行了探讨,认为本文以及上博楚简的其他几篇简文都反映了春秋末期宗法制渐渐解体这样一个事实。另从文中相关人物的年龄,以及孔子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境遇来看,文中的"公"很有可能是鲁哀公,相似的故事模式也见于《荀子·子道》。     

主和处死，主战也处死：庚子期间大臣的命运

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皇权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实质。在这种关系中,"臣"对"民"来说虽然高高在上、说一不二,但从根本上说仍是任君打杀的奴才走狗。在危机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度地覆天翻的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些主和或主战的大臣都先后被杀的悲剧命运,再次说明了这一点。一、举棋不定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     

從胡寅仕歷看兩宋之際的詞學之臣

本文以理學家胡寅紹興五年的一段仕宦經歷作爲線索,揭示兩宋之際詞學之臣有虧臣節之事。有宋一代,詞學之臣講究辭章之學,理學之士崇尚道德涵養,彼此議論本有不同。靖康之變中,詞臣羣體中多有人物撰寫降表、與張邦昌的僞楚政權合作,他們的辭章之學映襯於家國之難的背景下,顯示出風氣軟媚的一面。這一點一直受到理學家胡安國、胡寅父子的詬病。紹興五年胡寅任中書舍人,進入朝廷詞垣,他本於對靖康史事的反思,非議詞臣品行的闕失,提出矯正詞垣文風的意見,從而引起詞臣羣體的忌妒。胡寅在中書舍人任上還援引其他理學家,期望理學之士以羣體之力進入詞垣,改革風氣。     

试论明崇祯年间阁臣的更迭

崇祯朝历十七年,先后阁臣达五十余人,阁臣之间,党同伐异,互相倾轧,更换频繁。皇帝生性多疑,君臣间隔阂日深,致使内阁的辅弼功能大打折扣。明朝政治正是在这些情况下最终走向灭亡。     

浅析明太祖朱元璋与李善长的君臣关系

李善长,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后以"胡党"之名被处死。在古代社会,封建专制主义强调皇权至上和中央集权,皇帝主宰一切,任何威胁统治的因素都会遭到打压。王朝初建之时,君臣尚可同心同德,待统治趋于稳定,君臣的共同利益逐渐转化为利益矛盾,随着矛盾的扩大,双方的信任关系逆转为君对臣的猜忌和打压。太祖朱元璋与功臣李善长的君臣关系的演变也无外乎于此。对两者君臣关系的变化进行分析,可以对洪武时期太祖滥杀功臣的历史背景及意义有更好的认识和理解。     

明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探析

“留中”指皇帝将臣属的奏疏不做批示下发而留置内廷。万历朝奏疏“留中”事例萌于神宗初政时期,万历中期以后趋于严重,成为凸显的政治现象。这一现象使得国家行政中枢的运转机制被破坏,政府功能亦随之下降。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后张居正时代国家行政中枢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君臣双方的严重冲突。奏疏“留中”既反映万历朝政治上层统合力之趋弱,又映衬出明代政治文化对君主绝对专制保留的些许约束,这种约束与明代士大夫的政治价值意识密切相关。     

曾国藩选女婿

在历史上,曾国藩（1811—1877）是一位争议很大的人,毁之者称之为元凶,誉之者称之为圣贤。他从湖南的山野里走出,白手起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后＂平定＂太平天国,成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其为官之道,为人之道,值得后人研究与玩味。     

《汉代宫廷居住研究》读后

正都城是国家、封国之中心,而宫廷又是都城之中心。宫廷是君主与臣下理政之场所,也是君主、后宫及其他皇室成员之居处。有汉一代,中央决策有时并非为皇帝与臣下作用的结果,而是皇帝或太后、外戚独断,又通过宦官与其他侍从人员将消息外传群臣。因此,宋杰教授《汉代宫廷居住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年)一书,以皇帝、后妃等所居之禁中(即省中)宫殿建置视角解读汉代政治、制度,可谓是独具慧眼。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补说

睡虎地秦简中有一篇被定名为《为吏之道》的文献,在字词及文句的解释方面,仍有不少值得讨论的地方。本文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知识,就"劳以率之,正以矫之"、"贱土而贵货贝"、"安其朝"、"灾不施"、"任事"等词句,在释字及词句解释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新的看法。     

郭店楚简《忠信之道》补释

郭店楚简《忠信之道》简2"化物而不■"末一字读为"废",简3"■而者尚"读为"大故而主常",简4"大忠不兑"、"不兑而足养者,地也"的"兑"读为"脱"。简文讨论的忠信观念要求治民者对待民众像土地化物一样无偏私且无废弃,像四时轮回一样守信必至且没有终止,教养民众不能半途而废,践行忠信之道应该不变不渝,不因任何变故而中断。这种观念可以与《左传》、《礼记》、《荀子》、《管子》等传世文献的记载进行比较。竹书将忠信视为仁义的基础,对儒家政治伦理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整合,这一点在先秦儒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