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伯达文选》人物志

年前有文章谈及“文革”中曾有红卫兵、造反派编有《江青文选》,并有追随讨好者欲正式出版《江青文选》,后因故作罢。今年《炎黄春秋》第3期上甘惜分先生在《我见到的陈伯达》一文中谈及对陈伯达的评价,又建议说：“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人物,他的前半生还是做过不少有     

我的老师张治中 梁漱溟 杨效春

1933年,张治中先生(字文白,1890-1969)在他的家乡安徽巢县小黄山之麓洪家疃,创办了黄麓师范,并亲题校训,日：敬勇诚毅。1931年,梁漱溟先生(1893-1988)在山东邹平县的小黄山之麓,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我在这两个学校都求过学,且和创办人都有数十年的师徒之谊。1946年春,我在重庆北碚拜别了梁老师,追随张先生到新疆,途中作了几首小诗,     

陆丹林：一位认真的读者

在查阅《我的前半生》图书档案时,知道了有位上海读者陆丹林。他于1961年2月25日致信群众出版社,为《我的前半生》初稿的史实表述提意见,1964年6月     

沈醉向我赠书

我喜读史籍,尤以国共两党斗争的历史为最。近期看了据史创作的电视剧《解放云南》,感触颇深：既为剧中人物沈醉最终选择了光明而感到欣慰;又使我联想到生活中的沈醉与我交往的一段情缘……打开封存的记忆,将时光追溯到１９８４年７月初。我当时在县委通讯组供职,在报纸上偶尔读到一则书讯：沈醉先生的回忆录《我这三十年》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啊,沈醉,不就是那个原国民党军统局的大特务吗？……这可是个国人皆知、罪孽深重且又有功于革命的“两重性”人物。他前半生追随蒋介石、戴笠,铁心反共、屠杀革命;后半生则在…     

最让蒋介石省心的“办公室主任”

被毛泽东称为“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的张治中将军,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奇人。他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心腹爱将,却从未向共产党放过一枪一炮,是个著名的“和平将军”。其实,张治中不仅是位“和平将军”,还是一位优秀的“办公室主任”。     

我收藏的《共产党宣言》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古今中外都有爱书如命的人,我愿意加入这一行列。”我藏书不多,读书更少,但我爱书,尚未进入“如命”之境。由于陈望道先生于1920年翻译、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激发了我收藏《宣言》版本的热     

我所认识的“皇亲国戚”

<正>“亲王溥杰”和《流浪王妃》我最早认识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亲弟弟“亲王溥杰和王妃浩”。记得那是1984年初冬，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在沙滩北街2号、北大红楼后面的地震棚里办公。一位朋友对我说：“有一本书，是溥杰的妻子嵯峨浩用日文写的，想译成中文出版，溥杰委托李文达（溥仪《我的前半生》的执笔者、作家）代理翻译出版事宜，李先生托我问你想不想译？”我说：“我不认识李先生，他怎么会找我？”     

《我的前半生》出版始末

在当代出版史上,溥仪先生所著《我的前半生》是生命力旺盛的作品。问世43年以来,印刷21次,累计印数186.3万余册,而且仍然有长盛不衰的趋势。本文简要地勾勒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最早的《我的前半生》溥仪撰写《我的前半生》的起始时间,据他自己说,从1957年下半年就开始着手准备了。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20万字的初稿,并将初稿油印出来。但,这本书的创作准备期实际上更长。1950年,当中苏两国政府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后,溥仪从苏联被押解回国,到了抚顺战犯监狱。同年,因抗美援朝的缘故,又转移到哈尔滨。1954年,由哈尔滨迁回抚顺,直到1959…     

陈宝琛“密札“探秘

“清流健将”、“宣统帝师”陈宝琛晚年是否保持了民族气节？史学界众说不一。纵览有关史料,笔者认为,《溥仪私藏伪满秘档》（以下简称《秘档》）中所编入的“陈宝琛密札”对确认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有关这一问题的重要史料主要有三：一是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对陈宝琛和郑孝胥为溥仪是否去东北的“御前争论”之记述;二是《壬申密折》;三便是《秘档》中的“陈宝琛密札”。其中“陈宝琛密札”的内容之丰富、材料之份量及真实可靠程度均是另两种史料所难以比拟的。溥仪《我的前半生》对“御前争论”是如下记述的：“这天是十…     

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在山东广饶

1975年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召开时,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总理抱病出席会议并作政府工作报告。期间,他见到《共产党宣言》一书的最初译者、复旦大学老校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的陈望道先生,热切地握住他的手,询问道：“《共产党宣言》最早的译本找到没有？”陈望道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说：“没有。”此后不久,周总理不幸逝世,     

文革中的《伯达文选》

年前有文章谈及“文革”中曾有红卫兵、造反派编有《江青文选》,并有追随讨好者欲正式出版《江青文选》,后因故作罢。今年《炎黄春秋》第3期上甘惜分先生在《我见到的陈伯达》一文中谈及对陈伯达的评价,又建议说:“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人物,他的前半生还是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按照不因人废言的传统,我们是否也可以把陈伯达著作择其精华编成文集,让后人研究中国历史时有所参考。”又说:“据我所看到的陈伯达著作中比较有学术价值的大约有几十篇,即使其中个别地方并非都完全正确,也可全文收入,使后人能够从中了解一个真实的陈伯达。”其实,许多…     

毛泽东与溥仪(三)

毛泽东给溥仪提了两条建议毛泽东在湘味家宴的餐桌旁,给溥仪提了两条具体建议:是结婚成家,一是修改好回忆录。溥仪记住了,而且照办。962年4月30日,溥仪和关厢医院一位普通护士李淑贤举了简朴的婚礼;与此同时,溥仪的回忆录也正在紧张地修之中。后来举世皆知的那本《我的前半生》,其第一次修订稿和二次修订稿在1962年先后付印,广泛征求各界意见。仅据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我的前半生》书稿座谈会“发言纪”统计,列入出席人名单的,就有翦伯赞、侯外庐、黎澍、刘年、邵循正、翁独健、何干之、杨东莼、申伯纯、李侃等著名者。他们就《我的前半生…     

张治中教部下如何“抓共产党”

1942年,张治中将军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时,我担任警卫营手枪排长。有一次军法处徐处长交待警卫营抓捕两名共产党员,据说逃到江北第21兵工厂附近“独立出版社”(中共地下机关)。这案上报到部长张将军处,将军特派我去抓人,叮嘱我去捉到捉不到,回来报告,没关系。当时有了张将军这个“尚方宝剑”似的叮嘱,我自然心领神会,有恃无恐。跑到江北逛了一圈,大摇大摆地空手回来。军法处认为有名有姓有地点,怎么捉不回来,要我再去。结果理所当然地再次空手回部复命。张治中教部下如何“抓共产党”@赵中金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纪念

在喧腾股的纪念甲午战争120年的时节,我也参与了一次中国近代海军后裔的聚会。邓世昌玄外孙叶伟力先生是这个群体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他的一大心愿,就是用后半生去寻找北洋海军的后裔,并为他们的祖先争取应得的地位。“不只是纪念邓世昌,我希望北洋海军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应有的纪念。”     

忆李健吾先生

1950年印出我的评论集《意度集》后,我寄了一册给健吾先生的清华同窗钱钟书先生,他回信说：“你能继我的健吾(刘西渭)学长的《咀华》而起,且大有青出于蓝之慨!”健吾先生比钟书先生在清华外文系高一、二级,他称健吾先生为“学长”,是名副其实的,说我能继健吾先生的两本《咀华集》而起,对我已是十分抬举,说“青出于蓝”就是太过誉了!     

博闻约取——为文物工作探路打前站的老先生

沈红在“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论坛”代其母宣读文稿,并发言:“作为家人,感谢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研讨会,感谢老师们的学术分享。二十年前我也来到过这里,参加国家博物馆为纪念沈先生诞辰100周年举办的座谈会,很亲切。是你们把我带到老人家生前工作了半生的地方,是你们用学术的方式把他呼唤到这里。我觉得他在这里聆听,和我们隔着时空团聚。我母亲托我带来她写的一篇文章,摘录几段和老师们分享。”     

读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论集》

白寿彝先生是我的前辈 ,也是我的同志。我对于他的为人是钦敬的 ,对于他的为学是佩服的。当他临终的前三日 ,我曾到医院中一晤 ,未交一语 ,竟成永别 ,我是异常悲痛的。寿彝先生留在世间的 ,有卷帙空前的《中国通史》 ,由于新闻媒体的宣传 ,举世皆知之。但他为人为学之高不可及者 ,世人未必深知。也许有人记得二十年前“四人帮”在北京排演的“考教授”一事 ,当时召集文理各科教授 ,一律试以数学难题。寿彝先生不答一字 ,投卷而去。其为人之独行特立 ,似可于此见之。但寿彝先生之独行特立 ,是始终一贯的 ,不仅在于一时一事。今读他的《中国史…     

1948年:喻宜萱在兰州

近读《丝绸之路》93年1期刊赵燕翼《王洛宾和<牧羊姑娘>》一文,引起我对有关喻宜萱当年来兰州演出的一些回忆,写在下面,算是对赵文的一点补充。喻宜萱(当时习称管喻宜萱)女士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专,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攻读“音乐及教育。”194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往法国、英国、意大利、瑞士考察音乐。回国后应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文白)将军的邀请,来兰举行个人独唱音乐会。她到兰州的第二天即投入了演出活动。这次音乐会是以西北文化协会的名义主办的,实际主持筹备者是长官公署政工处少将高级参谋孙浮生,由该处中校参谋     

悼念吕振羽先生

吕振羽先生逝世三周年了。从身受先生教诲之日算起,恰是五十周年。回忆往事,悼念先生。 中国大学1933年秋季开学时,国学系增添了一门新课程——《社会科学概论》,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吴检斋先生是经学大师、小学专家,1930年末他因为范文澜先生这样老实人会参加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定有道理。”他读过马克思、     

鹤西译《鲁拜集》

在鹤西先生心爱的文学领域,由于是一个“门外行者”（文集封面印章）,免疫于各种功利的左右和干扰。只写“别无用意,只出自一个善良灵魂的同情的作品”,为我们留下了《野花集》、《野菜集》、《初冬的朝颜》和《鲁拜集》译文这样纯净隽永的作品,必将“在中国文坛上是可以垂之永久的”。他比数量众多的少年时成果累累、后半生沦为鲁迅称为“空头文学家”的同辈人,幸运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