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史观——立足于《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

英雄史观是托马斯·卡莱尔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本质体现,影响深远。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遵循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从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以及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几个方面对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史观进行评析,以期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历史研究做出正确的指导。     

马克思群众史观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群众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决定作用,并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继承、创新、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作为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重要理论依据,成为党的群众工作的指导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文明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是左翼知识分子人民史观生成的现实基础。基于对作为文明危机表象的诸多社会问题的体察和认知，左翼知识分子意识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并在思想和实践层面接纳了有着丰厚历史变革意涵的“人民”一词，将之纳入对社会历史的分析，从而形成了以人民为本位的社会历史解释范式。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有着关于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理论逻辑，以及到人民中去和从人民出发的现实理念。这一历史观突破了英国史学传统中精英史观在社会历史解释方面的主导局面，其以人民为本位的历史解释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同时代兴起的诸多社会史流派，从历史和现实的层面彰显了人民的价值和地位。     

社会进化型史观刍议

宇宙作为一个整体的进化和社会进步的表象或事实,带来了社会进化的观念。社会进化型史观是一种有其自身特征的理论范式,许多历史理论均可归类于社会进化型史观的范畴。社会进化型史观与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关系也需要分别加以辨析,社会进化型史观担负着升华出一种新型历史哲学的重任。     

西方历史哲学的进程——论世界历史的历史认识与新的世界史观

“历史”是时间中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全体。“历史叙述”不是学问叙述,而是文学叙述。“历史学”是历史的学问,历史学系统地考察内在于历史的诸事件;在全体历史中,历史学寻求某种历史规律或普遍性。“历史哲学”是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结果的价值评价,历史哲学探求历史的统一性、历史的意义、结构、目标、历史的理念乃至形而上学问题。人类已跨入新世纪,所谓单一文化圈的“欧洲中心论”时代早已终结,一个多元文化圈的跨文化时代已经到来。与这种新的时代相适应,人类必须构筑一种新的世界史观：一方面,这种新的世界史观应当在人类存在本身中哲学地展现人的本来的“人性”;另一方面,这种新的世界史观应当在被升华的神性信仰中活生生地显现人的本来的“心性”。     

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范畴:创新史观

所谓创新史观,就是用创新的观点去判断历史进步的动力,分析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评价推动历史进步合力中的核心力量、主导力量,进而倡导创新、激励创新、推动创新,以引导社会更快更好更节省更顺利更稳定更和谐地发展。创新史观的提出,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明治维新史编撰与叙述中的史观问题

史观对历史的编撰与叙述影响深刻。明治时期出现的王政复古史观、萨长史观主导了1945年以前日本的官方历史编撰,勤王旧藩史观影响了日本地方史志的编撰。萨长史观与勤王旧藩史观都是由王政复古史观分化而来。在这些史观影响下的历史编撰有着浓重的倾向性。近年,日本又出现了一些同情幕府的"幕府史观",这类史观也是需要加以辨析的。1945年以后的日本史学界,唯物史观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在明治维新史研究上取得很大进展,一定程度上纠正了1945年以前王政复古史观、萨长史观对历史编撰的影响。     

论王阳明的天理史观

"天理史观"是理学家基于天理对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一种考察、认知、评断,是对历史发展趋势及其形态合法性的考察。作为明朝中后期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从"良知"出发,构建了其哲学体系。以此为基础,王阳明认为由孔、孟、明道、象山等构成人文力量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从王霸、义利的辨认出发,对一些历史人物、事件以及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提出看法。     

试论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史观

辽宋夏金时期是我国史学中民族史观发展的重要阶段。由于正统观念的变化与史书求实风气的影响,宋代民族史观在理论形式与史学实践中都表现出相当多的积极因素;但同时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观念也出现了更为理论化的形态。辽、夏、金作为以武力建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吸纳汉族文化的同时,本民族文化也取得长足进展,与此相应,其民族史观也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浅释伏尔泰的进步史观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领袖,在理性主义启蒙的时代背景与进步观念的影响下,形成其进步史观.他深信社会是进步发展的,历史进步本身的动力来自理性与科学的指导,人类一定会在理性的指引下战胜愚昧,开创美好的未来.其进步史观对当时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牢固树立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的基本观点,表现为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论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牢固树立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从实质上说,就是在理论上深入理解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论断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在实践中切实践行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的价值原则。     

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巨人的文化学分析

一如同人民群众和杰出历史人物创造历史一样,一部中华文化史,也是人民群众和杰出历史人物共同创造的结果。历史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影响中华文化的发展,既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为依托,又直接引导或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这种活动。这就是说,人民群众和杰出历史人物的文化创造总是互相交叉、互相联系着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肯定人民群众对文化发展的主体性作用的同时,也高度肯定历史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对文化发展的作用,无论这种影响是正面抑或是负面。     

近现代“群众”观念及其内在张力——“群众”概念两个层面的现代转换

“群众”概念在近现代经历了从否定性涵义到肯定性涵义的转换,同时近现代历史客观上也显示了“群众”作为集体的力量和作为社会历史创造者的能量,但其间也凸显出对于“群众”的双重态度和矛盾心态;从另一层面而言,在历史文本和叙述中呈现出来的“群众”概念基本上是一个对象性、客体性概念。这些因素形成了近现代群众观念的内在张力。考察汉语语境中“群众”概念的源流,分析形成群众心理和群众意识的社会基础,认识其历史与现实问题,对当代社会确立公民主体性意识,避免西方现代“无(非)主体性”大众社会问题,促进现代“群众”承担社会主体性义务、责任和使命,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关键问题在于“群众”及其意象从对象(客体)性境遇,到“群众”或“人民”自身的社会历史主体意识及相应社会责任、义务自觉认同的转折。     

民族融合与民族史观

民族融合,是多年来史学界常用的概念,无须多说。这里所谓民族史观,简单地说,就是在史学活动、史学思潮及史家思想中存在的民族观念;具体地说,指史学中关于历史上各民族历史地位、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属于历史观中民族观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人民是英雄 人民是靠山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以百姓心为心,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这一科学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生动表达和具体应用,凝练着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成就历史伟业的宝贵经验,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根本要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历史不是抽象的存在物,它由     

常乃德“生物史观”析论

作为五四运动后的新派历史学家,常乃德在生物史观的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本文主要讨论了常乃德和他的生物史观思想,以及生物史观作为国家主义派理论依据的相关内容。常乃德从史学科学化的立场出发,主张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根本上受到生物学法则的支配。生物史观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类比于生物的自然进化过程,以解释国家的兴衰存亡。这一观点为国家主义派的集体意识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又因其反对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说而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对自由主义史观与司马史观的批判

本文论述了日本右翼自由主义史观出台的社会背景,分析了司马史观与自由主义史观的本质区别,认为:司马辽太郎论证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连续性的侵略战争,战后殖民地的独立并非是日本带来的福音;自由主义史观代表人物藤冈信胜歪曲日本军队强征“慰安妇”、“通州事件”、“卢沟桥事变”等历史事实,宣扬“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司马史观也有荒谬之处,即认为日本没有攫取领土之意,而且有意回避天皇的战争责任     

论章士钊的调和史观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章士钊提出了调和史观。该历史观认为,“调和”是差异协同与对立统一,是宇宙运动的基本规律。正是社会各因素“调和”的作用,社会历史运动呈现承续性、渐变性、循环性的特点。从调和史观出发,章士钊主张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做到宽容与妥协。     

“中国梦”与群众史观理论的新拓展

本文具体阐释了"中国梦"所蕴含的思想对群众史观理论的新拓展,从而为全党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资源。文章认为,"中国梦"所提出的"三个共享"思想深化了个人与集体关系的理解,是对群众史观理论深度的新拓展;"中国梦"所内蕴的与"世界梦"的互动合作,共存共荣,是对群众史观理论宽度的新拓展;实践"中国梦"所坚持的"以人为本"、"民生为大"原则,是对群众史观理论高度的新拓展。     

两宋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无论是修史种类的多样化、修史制度的完善程度、修史机构的合理设置还是修史成就之高都超越前代。宋代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政治管控较为开明,经济文化繁荣,民众言论相对自由,这些因素为官、私修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史学编修在继承前代的同时,又面临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况,史家修史观有了新的发展,如受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影响,强化史学资治功用贯穿两宋始终;理学兴起,使宋代史家重视突出义理史观;党争政争以及皇权、相权对修史影响更加强烈等。研究宋代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宋代史家秉持怎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立场等进行史籍的编修工作,以及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朝廷政府意志对史家的影响等,也有助于更好地运用和鉴别宋代史籍、史料,正确把握宋代历史的发展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