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的银两制度

一、银两制度及其主要内容 明后期的银两制度并不是由明朝某个皇帝诏定的一个制度而宣告诞生的。银两制度是经明后期数朝政府陆续颁定的一系列律令而构成的综合法规,其内容很广,主要包括以银两为法货单位;国家财政收支概以银两计算;规定白银货币的形制、分等、成色标准;规定银两与钱钞的法定比价等重要法规。其中,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基本确定白银本位货币地位的政策制度这两方面,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诞生的银两制度的要点所在。中国封建社会虽始终未能建立银本位制度,但在明后期,白银已成为当时社会实际经济生活中货币社会职能完备的     

中国白银称量货币概说(下)

<正>八、清代至民国初年的白银称量货币1.白银货币广泛行用,至乾隆年间渐渐形成了各地流通特色银锭的状态。清代银两使用迅速发展。各种赋税收入多以银两收取和计算,"直省解银,由布政司起解者曰地丁银,由运司起解者为盐课银,由粮道起解者曰漕项银,由关监督起解者曰关税银。皆必倾镕成锭然后起解。"1清政府对自己收支的银两,要求倾镕成大锭方始上解,且对成色也有明确要求,"其用     

明清徽州货币交易的历史考察

正明清货币交易复杂,一般认为,明代货币包括银、钞、制钱。明代中期白银成为实际的主要货币,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货币选择过程,最终白银货币化在明代得以确立~([1])。清代继承实施银两为本位的银、铜平行货币制度,白银与铜质货币是货币体系中的主要存在。传统银两在明清时期经历了重要的发展变化。徽州作为具有独特文化属性的地域,货币的具体使用情况有着自身的特色与规律。     

盛世才时期法币在新疆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银本位大国,银两和银元是货币的主体。银两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货币制度。以白银重量计值。以两为计算单位。故称银两。但银两的成份极为复杂,使用也不方便,所以,到后来只作记帐单位而不做为货币到市场流通了。银元是一种铸币,有一定的模式、重量和质量,最初是由墨西哥输入的;光绪年问,中国开始自铸,由于银元使用起来比银两方便,到中华民国,已成为全国通用的货币。     

津门炉房考

有清一代,沿用银两与制钱,政府税收及大额交易用银两,民间零散交易用制钱。清政府对制钱管理较为严格,全部官铸,打击私铸。而对于价值高于制钱的白银,政府却采用放任自流的政策,允许各地方铸造及民间铸造。由于没有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各地方有各地行用的平与色,各地银两仅能在本地流通,而不能到外地行用。如甲地银两运到乙地,必须经炉房熔铸成当地通用的平色标准银后方可流通,反之也如此。     

谈湖南官钱局壹两银票

所谓银两制度,是指中国近代曾长期通行的一种以白银重量为计算单位的货币制度。其中的"两"字,本为衡量的名称,当其作为货币单位出现时,则称之为银两。笔者收藏一枚湖南官钱局发行的壹两银票 (封二下)。票幅160×85mm,蓝边黑图,中文楷     

晚清自铸银币探微

我国古代融资、流通主要使用银两（也叫银元宝）,以“两”为单位。当时,白银在流通中充当了主币的角色。清朝前期,将白银作为称量货币使用,其形制复杂。随着门户开放,外贸量增大,西方银币大量入侵,终于引起我国流通领域融资货币的变革。[第一段]     

宋代银铤简析

宋代,尤其是南宋,使用白银货币的范围较前更为广泛。在政府方面的用途有：赋税、专卖收入、上供、进献、赏赐……等。白银作为价值尺度而表示物价的情况已经常见,用于蓄藏的史实也多见于史籍和考古资料。种种经济迹象表明,宋代银两的货币职能逐渐完备,在社会金融经济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浅论乾隆五年(1740)铸“青钱”政策效果

清朝铜钱和白银并用,政府规定一两白银兑换1000文铜钱.乾隆初年,市场上一两白银仅能兑换700～800文,政府认为钱价(以白银为标准的铜钱的价格)过高,并认为是私销所致.为了防止私销从而平减钱价,乾隆五年清政府实行铸造"青钱"[1]的政策.本文拟从钱价和私销问题等方面讨论铸青钱政策的效果.     

银炉、银匠和银两的火车运输

<正>关于银两制度和银锭实物以及当时其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具体运作,实际上还有很多我们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越是在人民生活中日常的事物,在历史的文献中记载的越少。自明朝的中后期开始中国以外贸的方式从国外换回大量的白银后,中国进入了白银时代,白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在北方,有一句说人没出息的话,叫没成色,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从白银的成色进入人民俗语的范例,银子进入了我们的语言、文字和生活。困而了解白银的一切,特别是银锭的生产和相关银     

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

“安南之役”是清乾隆年间中、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文章从“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安南之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安南之役”是清朝为维护中、安宗藩关系发动的战争,并非清朝对安南的侵略,它也未从根本上影响以后中、安关系的的正常发展。     

试析中法战争中李鸿章态度转变始末

文章论述了中法战争前后战事主要参与者李鸿章对于战争态度的转变过程。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李鸿章“和战不决”的影响因素。笔者认为,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只是一个参与者,他的很多决策是直接受制于清政府中枢机构或者受到他们极大的影响,战争过程中所表现的犹豫和举棋不定是清政府和战态度以及战争形势变化的综合结果。     

鸦片战争时期的战俘问题

战俘问题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不同文明冲突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战俘,体现着冲突双方的观念、相互认知和交往方式.鸦片战争史研究中,战俘问题一直是被忽略的战争组成部分.鸦片战争时期战俘的获取、处置、交涉,以及其中反映出的观念,是我们了解这场战争的一个侧面,也是由此观察清王朝的一个视角.     

保护“弃民”: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海参崴护侨活动研究

日俄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对海参崴地区华侨积极实行了外交保护、战后救助、损失索赔等有效护侨措施。再一次印证了从同治末年开始实施保护海外侨民政策以来,清政府对华侨态度的转变以及侨务政策的变化。从弃侨到护侨,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而从单纯保护华侨安全到利用国际法向强权索偿损失,则又是一大进步。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海参崴护侨活动,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老中国从闭关锁国到走向世界的一段重要转型历程。     

太平天国运动与晚清科举制之关系探讨——兼论清廷推行捐纳举措的得与失

文章从科举制度层面透析太平军军兴之因,用史实揭示了清延通过大开捐纳和竭力恢复科举制的整合和控制功能,赢得了大多士绅的归附,打赢了与天国政权之间的人心和人才争夺战。但这也造成了官民流动机制的变异,清廷功利政治的泛滥。它拓宽了太平天国运动史的研究视野,对全面认识晚清政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清至民国时期徽州无契土地房屋所有权认定考略

本文以清代以来遗存的徽州文书为研究对象,探讨当土地房屋所有权的凭证如佥业票、买卖典当赤契遭兵燹、火灾、水灾或其他原因损毁后,作为土地管理制度的一个环节,怎样进行所有权的重新认定和补发凭证的,并对这一过程做了一些分析研究.认为:清代徽州对无契土地管理处于民报官理阶段,民国初期以后对无契业户管理逐步受到重视,建立了一些制度,并不断地进行完善.     

An Encounter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Khoqand in 1759-1760： Central Asia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This paper examines negotiations involving the exchange of envoys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Khoqand in 1759-60. The Qing made contact with Khoqand in order to bring rapid stabilization to the newly acquired western territories. Khoqand, on the other hand, established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Qing in order to expand their authority over the Kirghiz, and to advance toward Bukhara. Irdana tried to take advantage of Qing authority for the purpose of expanding his territor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appealed to the other Central Asian Muslims to engage with him in a ＂holy war＂ against the Qing. It is true that each power in Central Asia shared a sense of crisis in reaction to the Qing＇s sudden expansion to the west. However, we also need to examine the competition for hegemony among the powers under the pretext of opposition to the Qing＇s advance.     

邓承修与中法桂越段边界交涉——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桂越段边界条约档案为中心

清中期以前,越南被视为藩属,清廷未曾与其划分明确界线。中法战争后清廷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越南与清朝藩属关系断绝,划界之议遂启。光绪十一年,清廷派邓承修与法国官员进行划界事宜谈判,经过冗长的交涉辩论,最终双方签订界约、绘制界线舆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邓承修与法国勘界官员所订条约、界图和相关档案,是还原这段桂越段边界交涉情形的重要资料。     

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

宋教仁遇刺是民初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以往的著述中,袁世凯阴谋策划刺宋的说法几成定论。但此说存在不少疑点,从宏观政治形势上看,袁世凯未必愿意刺杀宋教仁;根据具体证据,刺宋是会党头目应夔丞主动提出并策划的,受到洪述祖的推动,袁世凯、赵秉钧是否知情只能存疑。参与推翻清朝的各派势力在民初成为分享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彼此虽有矛盾,但并不会轻率冒险决裂,惟独会党由于自身素质的局限,被排斥于权力格局之外,心怀不满并积极寻找出路,其行为方式又带有浓厚的暴力色彩,成为民初社会中的破坏性因素。会党力量有限,常常依附于其他势力,这样其暴力活动在各势力间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最终加速了合作局面的瓦解和大规模内战的爆发。     

黄宗羲与清代藏书楼

黄宗羲抱负内圣外王之学,却遭际乱世,才能不获施展,无法康济斯民,平生所学只能寄托于残编断简之中。黄宗羲又叠遭丧乱,所藏书籍散落流失,保存无多。为了著书立说,延续文脉,黄宗羲遍访藏书之家,钱谦益的绛云楼、祁彪佳的澹生堂、徐乾学的传是楼皆是他时常登临之所。这些藏书楼均为黄宗羲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故有必要对此作一番论述与阐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