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文化相融

中国文化善于学习各种思想文化的长处,加以消化吸收,以此丰富自己。本文试图从中国学术史上儒道互补、玄佛合流、中西会通三个方面论述     

冀贡泉在美小记

冀贡泉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侨居美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冀贡泉字育堂,山西汾阳人。他生于1882年,是清朝末年秀才。本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学制,他考入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前身),1905年又留学日本攻读法律,并参加同盟会革命活动。辛亥     

论康有为的中西会通

康有为受过封建正统的儒学教育,其后又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深刻影响。在西方文化同传统文化撞击中,他找到一条中西文化会通之路,并利用中西会通的特殊思想格局,提出了资     

柯璜与山西省立图书馆

柯璜,字定础,1876年1月19日出生于浙江黄岩的一个中医世家,清末举人。戊戌变法的当年-1898年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是第一期学生,主攻博物学、哲学。毕业后,适逢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前身)初创,为遂“教育救国”之志,应邀赴晋出任教职。从此,与山西结下了不解之缘,服务山西文化教育事业三十余年而不辍。     

中西融合的山西大学堂

山西大学堂以其融合中西的办学模式,及其独特的校园规划和建筑风格,为研究山西省近代学校建筑提供了重要资料     

中国古代史学会通思想探研

"会通"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的《周易·系辞》中,用以表明卦爻之会合变通。经过两汉至魏晋隋唐时期学者们的阐释和运用,其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发展,在原有含义的基础上还衍生出了"执一"与"折中"的观念。随着会通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史家会通的史学意识也开始萌生,在早期的史书编纂和历史评论中都有所体现。到了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会通思想的深化,会通成为历史撰述的思想主旨,由此被正式纳入史学思想的范畴。明清时期,胡应麟、黄宗羲、章学诚等史家在继承和系统总结前人史学会通思想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会通之义的"一"与"中"的关系,推进了这一思想的哲理化发展。中国古代史学会通思想是对传统通史撰述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注重历史撰述的客观性、史学认识的通识性以及突出史家独断之学等特点。     

从“鸭形玻璃注”看北燕时期中西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动荡,中西商路受阻,而北方草原的特殊地利却为中西交流搭建了平台,不断增多的考古发现说明了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双向交流情况。北燕冯素弗墓出土了“鸭形玻璃注”等一批精美的玻璃器皿,应是十六国时期由草原丝路从罗马传入的舶来品,见证了北燕时期的中西交流。     

“康熙历狱”对清初士人的影响

清初以杨光先为代表的部分正统士大夫,遂奋起攻击汤若望和西洋历法,掀起了清初最大一宗反西教案件——"康熙历狱"。"康熙历狱"的实质就是中西历法之争,对清初士人的影响例如徐光启盛赞欧几里德之《几何原本》,以极其忠实的态度翻译出其6卷。他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是倾向于科学起源的多元论的,而且只有通过"会通以求超胜"的努力,才有希望走上近代科学大道。     

中西文化价值汇通视域下的强势军事文化构筑

文化意味着族群内部的亲密关系与认同感。正是人类归属感的需要形成特定的文化认同。文化的核心是文化的价值取向。文化价值将文化内部复杂的要素及其特质统摄为经济、道德、法律宗教与审美价值的一致性,并服务于人群共同体活动的一致目标。只有正确审视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汇通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才能打造我军军事文化强势。     

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课程设置

"中西交通史"列为大学课程之一,在中国为时并不太晚。1920年留美归国的陈衡哲在北大开设"欧亚交通史",盖为中西交通史进入大学课程之始。1930—1940年代,随着相关中外研究著作和译著的日益增多,在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性质课程者明显增加,如张星烺、郑鹤声、郑师许、周传儒、王国秀、陈受颐、向达、孙毓棠、郭廷以、张维华、叶国庆、朱谦之、翁独健、姚从吾、冯承钧、韩儒林、白寿彝、方豪等。作为一种专门化程度较高的课程,中西交通史并非一般教员所能胜任,而且因其在大学史学系课程中的地位并不突出,没有制度化的保证,故该课程的开设常随教员流动而时断时续。     

中西会通与近代文化

所谓会通,即会合变通。《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中西会通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出现,则是近代的产物,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旨在寻求两大文明的接合点,重构中国新文化。它与中国近代文化的诞生、成长息息相关,骨肉相连,密不可分。本文试图对此文     

山西大学堂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北京大学早已蜚声中外,而与当时的北大——京师大学堂同时兴办的还有天津北洋大学和山西大学堂。斗转星移,时易世异。当时的山西大学堂,今日踪迹何在？在山西太原的五一广场东侧,有一条叫侯家巷的小巷,这里便是山西近代教育的发祥地,当年山西大学堂的旧址,而今保留在这里的仅是当年大学堂的西学专斋。     

大学校园与政治控制:山西大学的党派组织与国共阎斗争(1939—1949)

大学是近代中国政治革命发展和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舞台,对大学的有效控制是实现社会管理的主要环节之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大学校园成为国共争夺的重要对象,同时亦是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夺取区域控制权的主要场地之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山西大学复校,校内国民党中央党团势力一度风生水起;但由于阎锡山在山西的多年经营,势力盘根错节,他掌控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在战时山西大学的中央与地方势力之争中暂居优势;抗战末期,中共势力开始介入山西大学,并呈燎原之势。战后,随着时局的发展,中共和国民党中央党团势力逐渐发展强大,而"民族革命同志会"势力受到挤压,一蹶不振;此后,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山西大学的各派势力博弈以中共的圆满胜利为结局,山西大学也被改造成为新时代的新学府。     

南怀仁《穷理学》的主体内容与基本结构

南怀仁的《穷理学》是明末清初中西会通的集成之作 ,但毁失严重。本文通过对南怀仁的“穷理学”概念、《穷理学》一书的编撰背景和编撰方式 ,以及现存的《进呈〈穷理学〉书奏》和 1 4卷《穷理学》残本的内容等三个方面的分析 ,认为《穷理学》包括逻辑学与方法论及形而上学、数学、天文学、测量、力学与机械、生物学与医学等六个方面的内容 ,并按照 5卷为一端的形式共形成 60卷。该书的显著特点是剔除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自然神论 ,并融合中国传统格致知识 ,以演绎推理构成全书内容。该书反映了明末清初“格物穷理之学”的总体概况。     

试论郑和下西洋所体现出的中华文化特质

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到达的地域,实施的措施,产生的影响及其在人类航海史上的地位,学人论述颇多,且一致肯定了郑和开创了中西交通史上的新局面,扩大了中西海上交通、海上贸易、海上文化交流的范围,推动了华侨向海外的迁移,促进了南洋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等。对郑和下西洋产生的负面影响论及的较少。本文试图通过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目的、其所到之处采取的措施,及郑和下西洋所产生的影响的分析,来客观阐述郑和下西洋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质。以便我们以史为鉴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中寻取其有价值的部分继承发扬。     

略论傅作霖在华之工作

本文研究葡萄牙传教士傅作霖入华进京的背景、在华期间的活动情况和科学工作,特别指出傅作霖长期参与和主持钦天监的日常工作,参与天文仪器制作,乾隆时期还参与了大地测量工作,对中西科学交流做出了贡献。     

简论马君武的中西交融之学

马君武是近代中国杰出的革命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他所处的时代是中西古今文化大交融的时代。马君武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在其学术、政治等活动中,广泛吸呐西学。他的许多译著和文稿中包含大量的交融中西学术,带有很强的时代特色,即中西交融之学。     

王梦龄 近代山西留洋工程师中的翘楚

正贫苦秀才的留英岁月我的父亲王梦龄(1882-1963)出生在山西省平鲁县武家沟村的一个贫苦农家,1898年在本县进了秀才,1902年入山西大学西学专斋成为一名预科学生。到了山西大学堂后,别的学生都穿着精精神神的大褂,他却穿着一件中式粗布棉袄。那时候大家都不愿意跟他一起住,他便只好自己一人住着一间破旧的房子。但就在这     

中西古典史学批评论

史学批评的产生虽然要晚于史学的产生,但是,几乎在古典史学产生的同时,也就出现了史学批评的萌芽。古典时期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史学批评的产生与史学批评的内容,在史家标准、治史态度、史籍优劣以及史学审美等诸多方面大体一致,难分伯仲。总的说来,西方古典史学批评理论不如中国,然而在史学审美方面却比中国古典史学批评理论更系统化、理论化。这种差异的出现,是由古典时期中西史学的地位所决定的     

“长城内外:历史时期中国北方边塞地带的人群、生计与社会进程”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7年8月11日至14日,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发起组织,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山西省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长城内外:历史时期中国北方边塞地带的人群、生计与社会进程"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太原隆重召开。来自国内大陆和台湾地区19所高校、科研院所、出版社及日本的40多位专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