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殖民扩张特点探析

民族国家形成之际 ,也正是英国人大力推进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之时。新君主制的巩固、英帝国的萌芽和海外殖民贸易扩张是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几个重要的互动因素。新君主制和民族国家日益成为新兴市民阶级追求其经济利益的政治保障 ,市民阶级则构成新君主制和民族国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阶级基础。除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外 ,传播上帝的福音 ,对金银财富的追逐 ,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新君主制的建立 ,也构成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的动因。本文拟选取“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这个全新视角 ,考察现代“民族国家”和“帝国”之间的关系 ,探讨英帝国形成的内在机制 ,揭示英国海外殖民贸易扩张的根本特点。     

英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宗教因素

民族国家是一种以民族为载体,以人文传统为纽带而形成的、享有独立主权的政治共同体,它包括明确的疆界、共同的文化传统、独立行使的最高司法权,以及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几个基本要素。英国民族国家从中世纪后期开始起步,当时王权倚重于市民阶级的支持,在建立新君主制的基础上冲破了教权至上的普世主义的束缚,摆脱了教皇和罗马教廷的控制。在17世纪的革命中,英国的清教徒秉持信仰自由的宗教信念,披着宗教外衣反抗斯图亚特的专制统治。在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从约翰.威克里夫发动的自下而上的宗教改革,到都铎王朝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再到17世纪的"清教革命"和"光荣革命",宗教因素长期左右着英国的政治生活。     

城市对西欧文明的影响——城市与近代早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建构(以法国为例)

文章主要通过城市与法国王权关系的变化来探讨城市与近代早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建构。在法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这种博弈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12-14世纪中叶,城市与王权联盟,王权加强,开始进行政治整合;15-18世纪,王权无法容忍城市的离心倾向,城市被迫渐渐融入王权,逐步形成一套严密的中央控制地方的体制,即中央集权体制。此时,王权的政治整合功能达到最大化。     

论古代战争对政治权力的影响——以战利品赏赐与人力资源为例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战争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并以战利品的赏赐和人力资源的利用为例,探讨了古代战争对政治权力的影响。作者的论点是：战争可以通过各种物质因素影响政治权力。战争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投资,其结果也直接影响国家的物质基础。赏赐战利品对王权产生双重影响,既可以激励士兵,提高军人的忠诚度,也可以导致军人压力集团的形成或军心涣散,从而削弱王权。新的人力资源（战俘、奴隶和臣民）为巩固王权提供了便利条件。作者认为对殉葬的传统解释过分强调政治层面而忽略了这一现象的宗教文化因素。     

在专制与法治之间——“都铎悖论”解析

都铎时期英国的政体性质十分独特和复杂。一方面,都铎王权空前强大,在国家权力结构、政治法律体制和君主的统治行为方面都呈现出不可否认的专制趋向;另一方面,都铎诸王基本上是遵照“政治程序”行使其统治权的,因而又处处表现出明显的法治特征。结果,原本根本对立的专制和法治不合逻辑地共存于都铎政体中,形成奇特的“都铎悖论”现象。这一现象看似不可思议,实际上并不难理解,它是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建立民族主权国家的时代需要和英国独特的宪政法制传统共同导致的必然结果。     

论代议制民主思想的起源

代议制民主思想的一些基本要素是在中世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孕育形成的。它的基本内容包括:社会共同体是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王权源于人民权力的转让,但人民仍保留着对它的所有权和终极控制权;公共权力的使用应以社会共同体的同意为基础,“关涉大家的事需得到大家的同意”应成为立法、建立政府及其他政治决策的基本原则;由各等级或社会团体选派的代表组成的机构能够行使共同体的政治权力,特别是立法权和征税权。本文从政治权力的来源、归属和行使等方面分析代议制民主思想的原初内涵及其在中世纪的起源与成长发育过程。     

十六世纪英国“王权至尊”的确立与教皇权的衰落

“王权至尊”的确立是英国16世纪宗教改革的核心事件。它的确立直接导致“教皇权至尊”原则的衰落,削弱了教皇和教会管理社会和宗教事务的功能。在“王权至尊”确立后,英国16世纪僧俗两界的权力体系得以重组,宗教改革演变为政治变革。“王权至尊”由亨利八世创立,确立了王权在宗教和世俗世界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国王在议会中”使国王拥有了立法权。国王可以联手世俗立法机构直接面对教职会议并使其职能削弱,最终一身二任的国王实现了对教会的直接管理。但“王权至尊”的确立并非终局,质疑其合法性的声音从未停歇,膨胀的王权最终还得面临进一步的“被革命”。     

英国近代前期王权问题补正

曾见一些著作写道:英国近代国王“统而不治”,王位“形同虚设”。这些词句指明了英国近代王权的发展趋向,但用来衡定近代前期王权,似有些言过其实。本文目的不在于重新强调“光荣革命”后王权大大削弱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是补充论证易被忽略的另一方面:“光荣革命”后相当长时期内,国王仍拥有一些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一定作用。顾名可知,本文涉及时间范围是英国近代前期。何谓“前期”?国内未见确定提法。但著文当确定一时间范围,以免漫无边际,鉴此就把“前期”下限定在十九世纪初吧。一1688年“光荣革命”前后,英国国王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不同。     

论战争、王权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

本文将意识形态界定为一种权力,它具有传播性、渗透性、神圣性和超越性。作者从边界概念、等级观念和共同体（国家）意识三方面探讨在战争环境下王权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再造及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边界概念使人民辨别外敌并认识王权的地域范围;等级观念与权力的互动有助于征服者对权力的垄断;国家意识培养被征服者的认同感和人民的凝聚力。战争征服带来疆土的统一,为王权确定了统治范围;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再造带来了观念（至少在形式上）的统一,为巩固王权提供了条件。     

革命与司法:17世纪英国普通法法院的独立

普通法法院自13世纪逐渐成为英国司法体系的主体。中世纪普通法法院拥有一种相对独立的地位,国王很少干涉法院的司法活动。但在17世纪,斯图亚特王朝历任君主不断加强对普通法法院的控制,力图将之驯服为王权的政治工具。在17世纪英国革命的推动下,法官的遴选与任职保障、固定高薪制和司法豁免权等制度相继建立,同时君主的法律特权受到严格限制。由此,普通法法院得以独立于王权。在此基础上,一套具有英国特色的司法独立模式得以成型,其最大特点在于:法院司法权的独立与"议会主权"原则的有机结合。这种模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基于"权力分立"原则的司法独立模式存在明显差异。作为世界上最早实现司法独立的国家,英国的道路与经验对18世纪以后西方各国的司法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析影响英国宪政生成的因素

市场经济在英国的迅速发展,消融了封建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奠定了个人权利意识的基础。个人权利意识的勃兴催生出了人民主权原则。自然法思想已孕育出了法律至上的观念,英国君主在加冕典礼上宣读誓约的惯例,又将法律至上进一步明确为"王在法下",从而在英国牢固地确立了法治原则。基督教会客观上已对专制王权起到了巨大的制约作用,混合政体理论则为权力制约提供了更为科学的制度安排。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英国得以率先确立宪政。     

“国王们都有长长的手臂”——法国路易六世时期的王权

路易六世在其统治期间积极伸张王权,不仅改变了此前法国王权孱弱的境况,而且使王权的内容得到充实并使王权的外延扩展。路易六世在封建制下平定了王室领地内及周边堡主的离乱势力,统一的法兰西意识开始显现;他还在王室内部事务的管理上进行改革,加强了卡佩王朝的中央权威。路易六世扩张王权的努力同经济、社会和宗教领域的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法国王权向社会、经济和宗教领域的渗透改变了王权系于某个具体国王权力的单一维度并同封建制度发生关联。在封建、王权与国家的三度空间里,路易六世时期的王权可以得到更全面的检视。     

中世纪欧洲的教皇权与英国王权

中世纪欧洲的教皇权与英国王权刘城教皇权与王权,是并存于中世纪天主教各国的两种权力体系。正确地评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和１６世纪欧洲范围内的宗教改革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以英国为例,对教皇权与王权的关系以及这两种权力如...     

中古英国“共同同意”原则的确立

"共同同意"是中古英国赋税理论中的重要原则。它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原则有效限制了英国王权。     

土耳其艰涩的民主化进程与库尔德问题的演进(1950-1980)北大核心CSSCI

土耳其特有的民主化进程遭遇了库尔德问题的挑战,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库尔德人身份认同的强化和库尔德工人党的建立。库尔德族裔政治最初表现为与左派的联合,其后形成以建立库尔德国家为目标的政党,土耳其民主政治运作的艰涩与库尔德人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反抗有着密切的关系。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案例表明,族裔政治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民主未必能够解决族裔问题,处理不当还有可能成为国家分裂的动因。后发国家民主政体的构建需要格外谨慎,尤其是国内存在重大族裔问题的国家。因为民主的本质是通过获取选票的方式来分享政治权力,如果这种分享权力的潜在趋向与族裔政治结合在一起,却无法有效管控族裔冲突,就有可能使民主异化为一面合法的分裂的旗帜。     

土耳其艰涩的民主化进程与库尔德问题的演进(1950-1980)

土耳其特有的民主化进程遭遇了库尔德问题的挑战,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库尔德人身份认同的强化和库尔德工人党的建立。库尔德族裔政治最初表现为与左派的联合,其后形成以建立库尔德国家为目标的政党,土耳其民主政治运作的艰涩与库尔德人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反抗有着密切的关系。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案例表明,族裔政治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民主未必能够解决族裔问题,处理不当还有可能成为国家分裂的动因。后发国家民主政体的构建需要格外谨慎,尤其是国内存在重大族裔问题的国家。因为民主的本质是通过获取选票的方式来分享政治权力,如果这种分享权力的潜在趋向与族裔政治结合在一起,却无法有效管控族裔冲突,就有可能使民主异化为一面合法的分裂的旗帜。     

古埃及的塞德节与王权

塞德节是古埃及的重要节日,是法老参与演出的最古老、最重要的宗教典礼之一,与王权关系密切.节日在法老认为必要的时候举办,以庆祝法老顺利统治一定年限和更新王权为目的,但以后者为核心.在节日游行和一系列或公开或神秘的仪式过程中,塞德节巧妙地利用节日氛围,使全国人民再次认可了法老的合法统治地位和各种权力,使法老的王权以新的、更强大的面貌继续下去,在王权的实施、维持和强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本质上讲,塞德节完全是在宗教和喜庆节日的外衣掩盖下,由法老和统治阶级设计和庆祝,是宣传、确认、强化和推进王权统治的典礼,维护国家权力的工具.     

"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研究述评

英语中“国家”一词内涵含混、概念不周密,造成史学界长期以来对“英国民族国家”的概念争论不休。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基础是英格兰国家主权的建立,暴力与合法性原则奠定了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基础。尽管英国人拥有各自不同的血统身份,但是他们享有共同的公民身份。     

对西欧中古早期国家问题的一些认识

西欧中古早期的王国不是罗马国家的延续,也非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的某种不完整的、模糊的投射,中古早期的国家应当依其自身进行解释,这是当代论者的基本共识。论者对西欧中古早期王国与罗马制度的关系、早期王国能否纳入"state"这一概念意义上的国家范畴、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的关系、王权与地方权力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讨论显示,关于国家发展问题的直线的、目的论式的传统解说,在当代学者中不再具有普遍认同。讨论还显示,只有避免将中古早期的政治实践狭窄地范畴化,即避免在"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这些二元对立的范畴内观察中古早期的政治生活,才能真正认识那个时代的国家性质和特点。     

英国文官政治中立的历史及现状

英国的文官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得最早,也最具有典型性。它是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于十九世纪逐步建立起来的。文官政治中立的原则是文官制度形成和发展中的必然产物,是英国政府体制的重要特征。它对于削弱国王的政治权力,提高资产阶级的地位,以及在两党政治的交替中保证资产阶级政策的连续性,都起到了十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