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

对郭沫若抗战时期的重要论著《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做出新解,由此梳理其论学宗旨,再评其学术成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十批判书》不仅意在反对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同时也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同行商讨之意。郭沫若不赞同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先秦诸子的某些评价,曾在《群众》上发文批评以墨子为"工农革命的代表"的观点。此文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引发了争论,《群众》刊发了对郭文的商榷文章。同志间的批评让郭沫若感觉不安,他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清算,以作为对批评的总答复。《十批判书》是以实事求是精神开展学术研究的典范,今人须联系创作的具体情境来研讨其丰富的学术史内涵和思想意义。     

郭沫若《十批判书》的同时代反响

郭沫若《十批判书》曾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郭氏对该书的自我期许甚高,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也积极宣传郭著,扩大影响。但阵营内外的读者却多持批评、质疑的态度,主要与他们对郭氏“褒孔贬墨”观点作泛政治化的解读有关。郭氏与同道的学术纷争聚焦于西周社会性质和孔墨思想的阶级属性,他的学说在同道中属于少数派,几乎受到普遍非难;阵营外的读者或误解郭著的写作意图,或批评他出奇制胜,实证不足,亦多不接受郭的观点。长期以来学界对《十批判书》的评论存在分歧,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存在若干认识偏差,不利于推进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展开。     

《武训传》批判前后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后第一场规模浩大的思想批判运动。毛泽东和郭沫若,同为巨人的这对朋友,在这场运动中却分担了不同的角色。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政治分歧引发的学术论争。虽然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展开历史研究,但实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分歧。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评价两位皇帝触发的两桩公案

五、六十年代若干以权力干预学术的事件中,由郭沫若对秦始皇和吴晗对明太祖的历史评价问题所触发的两桩公案,是颇有代表性的。     

《读书杂志》与社会史大论战

20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 ,是在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情况下 ,引发的一场由对现实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认识而溯源到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探讨 ,人们围绕古代社会性质 ,提出了种种意见和很多问题 ,影响到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古史分期讨论。论战中 ,《读书杂志》成为主要的论辩阵地 ,对推动论辩的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论辩中 ,人们初步尝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 ,客观上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 ,开辟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路径。但在尝试中 ,有得也有失 ,学者们进行了总结 ,为此后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研究 ,提供了借鉴     

《后汉书》与《周易》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一样,也深受《周易》的影响。它不仅以《周易》思想作为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理论根据,而且推崇其"顺天应人"说、"物穷则变"说、"变通趋时"说,崇敬并倡导谦卦之德,提倡节俭,重视道德生活和风俗习惯对社会历史的作用。     

郭沫若与《武训传》的批判

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与郭沫若这两位以革命救国为己任的战斗者,在大革命的高潮中相识、相知,在各自的岗位上用枪和笔并肩作战。在1944年4月19日延安高级干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延安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同志学习,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信任和友     

《张敬轩 港漂十年》

第一次听他的歌,是《断点》。那也是他的歌里面,我所能记得全部歌词的一首。如今那么多年过去了,他还在很努力地唱着。音乐这个东东依然受到大家热爱,但唱片行业垮了,歌手大红大紫的年代一去不复返。这位从广州到香港的歌者如何走,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来集之《倘湖樵书》与《博学汇书》版刻考

通过清康熙刻板《倘湖樵书》多个印本与《博学汇书》版刻的比较,指出《博学汇书》与《倘湖樵书》实为同书异名,前者是在后者书板基础上改刻而成。包括《博学汇书》在内,康熙刻本《倘湖樵书》经历了初印本、第二次改编印本、改题《博学汇书》印本、回改题名后印本等至少四个阶段,各次印本的内容、编次、文字等都有较大差异。     

华峤《后汉书》考述

在诸家东汉史中 ,西晋人华峤所著《后汉书》① 甚得刘勰、刘知几的推重 ,是史学价值较高的一部。其史学价值主要表现在 ,第一 ,首创《皇后纪》这一史书体例 ,被范晔《后汉书》所采用 ;于《孝子传》前撰序论的作法 ,则为范晔、沈约及后世史家沿用。第二 ,由于文质事核 ,该书成为范晔著《后汉书》的主要蓝本之一。第三 ,书中的某些记载 ,可弥补范晔《后汉书》删节诸家后汉书过简的不足。另外 ,华峤重谱系、重天人感应等颇具时代特色的史学思想 ,亦有可取之处 ,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尹昌衡《与张培爵书》辨析

《与张培爵书》表面为尹昌衡致重庆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主张统一川政、合并成渝两军政府的代表作,实际乃是1912年5月4日尹昌衡致熊克武电,是尹昌衡针对当时有关熊克武“私蓄野心”的谣言,为维护自己的都督地位,表明自己言行本诸“公仁”、“大义”,并警告熊克武以四川大局为重的愤激之作。此后,这封电报的收电人两经改动,一次为“重庆镇抚府执政诸公”,一次为“张培爵”。其背后隐藏着民初政坛尹昌衡与张培爵、熊克武乃至北京政府执政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反映了尹昌衡如何在变化多端的、以权力斗争为特色的政治环境中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心路历程。后世学者应高度重视包括自传在内的口述史料的辨伪与考证。     

清华简与先秦《书》经传流

古文《尚书》真伪之争是学术史上最棘手、最难以解决的学术公案,而对先秦时期《尚书》传流的考察,是揭开古文《尚书》真伪之谜的前提与基础。清华简《保训》形制、字体与《尹至》、《金縢》等篇明显不同,因此《保训》并非是先秦《尚书》或《逸周书》的佚篇。清华简《金縢》篇"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不是篇题,而可能是《金縢》篇的序言。相传孔子编订《尚书》,《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清华简中《尚书》与《逸周书》部分篇目并存,形制相同,清华简的时代断限是战国中晚期,郭店简《缁衣》也将《逸周书》与《尚书》并称为《书》经,《汉志》"《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的主流说法并不成立。     

读瞿林东著《史学志》

瞿林东《史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是《中华化通志》“学术典”中的一种。《中华化通志》以志的体例和旨趣,意欲勾勒中华化的整体面貌。其中《史学志》则致力于反映作为中华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学的面貌、成就与特点。     

《越绝书》散论

《越绝书》不是地方志,而是一部地方史;它的作者不是东汉的袁康、吴平,而是战国后期人追记而成,东汉时期会稽也不曾有过袁康、吴平这两个人,在历史上乃属子虚乌有;本书的主要内容,记载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争霸时一些政治家游说两国君主时的言论,包括和两国君主的对话及所上富国强兵策略,也记载了两国争霸的某些过程和结局,因此,它主要是研究吴越争霸的历史。当然,既要强兵,因而书中军事思想非常突出,要富国,因而经济思想很有特色。尤其是强调发展农业又同时主张商品流通。其它方面价值很多,但都只是副产品而已;书中所记为吴越两国之事,作者又是吴越贤者,因而在今天来说,它应属江、浙两省所共有,而不是浙江所独有;该书的书名,近代学者俞樾所说比较可信     

爱尔兰宗主权之争——从《祝祷书》到《抗议书》

英国方面把占有爱尔兰的合法性,上溯至1155年罗马教皇阿德里安四世为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写的《祝祷书》。爱尔兰方面通过文献释读,用《抗议书》否认《祝祷书》是英格兰征服爱尔兰的合法性依据。《祝祷书》与《抗议书》形成了历时性对立关系,对立的焦点是爱尔兰的宗主权,而非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     

敦煌梵文于阗文医典《耆婆书》中的“十味酥”药方解读

《耆婆书》(Jivaka-pustaka)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于阗和梵的双语卷子,入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编号为Ch．ii003。该书开头完整,而结尾部分残缺过甚。从内容上看,它是一部印度古典的医学着作。虽然《耆婆书》是于阗和梵的双语写本,但二并不能完全对应,时有缺漏。     

出土《算数书》校释一则

出土《算数书》“舂粟”一条,前人已经努力但尚未得到正确校勘。本分析了前人校释的得失,利用《算数书》内的其他材料、秦简、《说解字》等献,从客观实际、算理和致误规律等方面进行多方位考察,对该条进行了新的恰当的校释。     

《原本广韵》引书考论

《原本广韵》直接引书总次数3783次,引书183种,其中已亡佚的达81种。所引内容或为原文,或为后人注解。直接引单篇诗、赋、文章15篇,引用次数17次。直接引人21位,称引次数49次,间接涉及书目27种。直接引书主要存在书名错误、书名简省情况。《原本广韵》考得未引书目82种,其中已亡佚40种、单篇赋1篇,引用次数760次。《原本广韵》未引书目有59种于直接称引书目部分重出,新增23种《原本广韵》间接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