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移植与中国现代学术门类的初建

晚清时期西方学术各门类传入中国后引起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分化。中国人所接受的西方学术门类体现出明显的“移植”色彩。西学的传入不仅使中国缺乏的学术门类得到“移植”,而且也促使中国固有学术门类内部的变化,中西学术被整合在一种新学术体系之中。     

甲午战争前西文中译与西学传播问题探讨

传播西学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其主要传播方式有三种,即学校灌输、报刊宣传和西书中译。西书中译作为化植入的方式之一,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近代西学传播的历程以甲午中日战争为分界线,明显呈现两个不同的特色：甲午中日战争前西学传播以西中译为主;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注重日中译,通过向日本学习以转贩西学,并逐渐形成西学传播以日为主的局面。     

康熙帝与外籍教师团

康熙皇帝在中国历代君主中出类拔萃。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稳健卓识。这与他自幼勤学不辍密不可分。康熙除了具有雄厚中国传统化知识外，对“西学”也很有掌握和了解，诸如天、数学、地理、几何等都有一定成就，这是因为在他身边始终有一个称之为“外籍教师团”的西方传教士当他的教师。这些传教士想得到康熙对传教的支持，因而殷勤地向康熙传授“西学”，康熙从他们那里学习接受了西方科技化，对他勤政治国，了解西方起到了一定作用。     

文史摘

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随着辛亥革命时期巨大的政治变动和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入,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在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注重进化伦的宣传和应用,关注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和实用价值,使学术研究与辛亥革命研究的客观实际紧密联系在一起。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四位学术大家的涌现,提升了清末民初的学术水准。“史学革命”与“文学改良”开创了用新理念研究传统文化的新局面。新型的社会学、哲学、教育学、军事学、政治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崛起,给中国学术界注入了新鲜血液。总之,辛亥革…     

试析李提摩太的基督教思想——以其在《万国公报》上的言论为例

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很多宣传基督教的文章,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他宣传基督教,要求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具有强烈的殖民色彩.同时,他也介绍西学,对中西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     

斯宾塞社会学思想在梁启超方志观中的体现

近代,由于西学的传入,许多中国学者受到西学的影响。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的方志观中也体现了西方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的内容。本文拟就此问题略做分析,从而引发大家对社会学在新方志研究中所起作用的思考。     

论辛亥时期西方政治学说的引进与传播

辛亥革命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理论指导是其重要原因。而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理论,又是在西方政治学说的影响下产生形成的。因此对辛亥时期西方政治学说的引进与传播作     

最近五年来关于晚清时期“西学东渐”问题的研究略述

最近五年来关于晚清时期“西学东渐”问题的研究略述〔韩〕曹世铉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西学东渐”,是指西方学术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历程。自从西方大炮轰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随着西学东渐,中学和西学这两种异质的思想文化,便开始产生矛盾和冲突,经过社会的变动以及志...     

乾嘉学术与西学

儒家学者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的反应与西学究竟在何等层面上影响了中国的学术研究?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西学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只限在天文、历法、地理学、数学等方面以及再次唤起中国人对传统中类似学科(如数学)的兴趣。“西学中源论”却阻止了中国学者更进一步地接受西方科学。     

第四届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正>2016年12月2—4日,中国明史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肇庆学院和中国明史学会利玛窦分会共同举办的第四届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东肇庆召开。来自海内外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会以"互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他者"为主题,重点集中在"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研究"、"西方传教士眼中的明清中国"、"明清时期的西学传播"等领域。会上,美国学者魏扬波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美学术界对于利玛窦的研究成     

梅文鼎的中西文化观

明末,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带来了欧洲的科学技艺、中国社会对新奇的西学反应不一.株守旧学者态度据傲,指责西学为荒诞不经之异学,不合中国圣贤之经传,大有灭此朝食之慨.开通之士认为西学多有高明之处,主张学习.其中,一类鄙薄中国科技以为不足道,唯西学是从;一类则认为中国科技有其所长,提出“会通”中西之学.梅文鼎使是一位著名的会通论者.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是清初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之一.少年时有神童之誉,熟读经史,兼习中国传统的天文数学.30岁以前,在历算方面已有相当造诣.37岁时第一次从朋友处获知一些西方数学知识,引发了他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趣,从此他多方搜求西方科技书籍,认真阅读.1875年在参加考举人的乡试时,“得泰西历算书盈尺,穷日夜不舍”,功名二字被置于脑后.他在长期钻研中西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     

清初抑制西学探论

明末清初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情形因朝代更替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变化。传教士在清宫中除接触皇帝外,与公卿士大夫已很少交往。其传教的目的和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又因满汉对立而加重了非我族类的排外色彩。入清后,传教士才能的蜕化和西学中国化速度的加快,使西学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西学传入的规模和内容均较明末有所不及。康熙帝既未对西方社会与自然科学进行深究,也并未倡率天下以身示范,其利用西学只在于显示“柔远能迩”和“圣学渊深”。西方殖民侵略引起国人对西人的警觉与教廷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导致西学终被取替。     

辛亥遗产与南洋华侨抗战之精神动力

1931-1945年日本侵华时期,南洋华侨精英以辛亥革命为资源、以双十国庆为契机,广泛开展救国宣传和社会动员,发表政见和救国主张,在激发侨胞爱国情怀、增强侨众凝聚力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过程既强化了辛亥记忆,传承了革命精神,也使辛亥遗产成为华侨参与抗战的重要精神动力。     

康有为与西学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他以政治家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的封建文化,深刻地体会到它太陈旧、太落后了。在当时列强竞争之世,中国处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形势下,必须引进当时还是先进的西学来改造它。康有为主张“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他在传播西学,改造中学,改革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论述

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东来,中国首次正式接触"西学"。从16世纪末开始直到18世纪末告一段落,前后约延续了近两个世纪。前期,在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共同努力下,"西学"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许多西方书籍被介绍到中国。以礼仪之争为转折点,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等多方面因素,"西学东渐"终归于失败。     

朝鲜燕行使臣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考述

自17世纪初开始,部分朝鲜入华朝贡使臣——燕行使臣在出使中国的过程中接触到西方文化。出于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和探求,他们在求购汉译西学书的同时,还访问北京天主堂,并积极主动地寻求与在华西方传教士进行直接对话。在西方传教士还未涉足“隐士之国”朝鲜之时,是燕行使臣的这些活动使西学从中国进一步东传朝鲜。西学初传朝鲜的主要推动者不是耶稣会士,而是朝鲜的燕行使臣,这与大航海时代以来西学初传中国和日本的途径是迥然不同的。     

关于李提摩太与梁启超关系的探讨

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通过译书、办报等为手段,以西学知识为依托,宣传其基督教思想,这种宗教思想通过康有为而对梁启超产生了间接影响,创办与广学会机关报同名的《万国公报》,并提倡在中国创立“孔教”,成为与西方基督教等量齐观的宗教。1896年以后,梁启超通过与严复、马相伯等人的交往,学习了真正的西学知识,深悟自己以前从康有为处学得的西学知识的肤浅,产生了怀疑与批判,并反对“孔教”。     

晚清"古学复兴":中国旧学纳入近代新知体系之尝试

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过程中,开始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初步整理,肇始了对中国学术遗产进行发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以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是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以新知阐释旧学,以中学比附西学,以近代学科体系界定中国旧学,是晚清学者整理中国旧学之基本思路。正是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不断进行整理和整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变其固有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新知体系之中。     

傅兰雅与上海格致书院

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封闭已久的中国的大门后,一批又一批传教士涌入这块“阔别已久”的土地上。凭藉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他们深入通商口岸和沿海地区传播福音、发展教徒。中国学习西方的洋务潮流兴起后,有些传教士也宣传经他们加工过的西学知识,以作为传播福音的手段,企图达到使中国基督教化的目的。但是,于1861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华的英国人傅兰     

辜鸿铭对晚清历史的独特认识

辜鸿铭的保守主义思想,来源于18世纪末、19 世纪初流行于欧洲的浪漫主义,再加上他忠于清王朝、忠于“中国政教、文明目标”而形成自己的政治观、历史观和文化观。他以内在的道德精神和外显的秩序与安宁作为评论晚清历史事件的基准,其分析结论“大疵而小醇”。在对待中西冲突的看法上,则坚持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主要引用前述浪漫主义和若干国际法学理,从道德和文化的角度对西方列强加以谴责,成为中国最早“以西学反西方”的尝试。他还对清末中国的发展之路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其保守思想实开“东方文化派”与“当代新儒家”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