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曼“调停”初探

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至一九三八年一月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本国政府之命,斡旋于中日战争,是谓“陶德曼调停”。本文试就“陶德曼调停”的原因及其失败,对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的对日政策,作一些粗浅地分析。     

陶德曼调停新论

陶德曼调停一波三折 ,第一阶段 ,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联 ,拒绝调停 ;第二阶段 ,对国联失望后的国民政府被迫接受调停 ,但采取拖延战术 ;第三阶段 ,日本两度提高议和价码 ,旨在灭亡中国 ,国民政府坚守“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两条底线 ,调停失败。调停期间 ,德国一直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 ,阻止中苏联合 ,对中国抗战毫无信心 ,认为中国若不接受调停则必败无疑。调停失败后 ,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 ,德国最终倒向日本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     

1938年国民党对日和战态度述评——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1938年1月陶德曼调停失败至年底汪精卫出走近一年的时间里,军事上的失败和外交上的困境,对国民党高层人士造成很大压力,蒋介石等人在对日和战态度方面时有反复。在此期间,蒋介石作为战时体制中最高、最后的决策者,虽然对战局也有过消极的看法,对于外来的调停有过幻想,也不反对与日方进行虚与委蛇的接触,但最终守住了抵抗侵略、拒绝投降的底线,从而为国民党政权的主体部分留在抗日营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抗战期间孔祥熙、宇垣一成中日秘密议和

提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议和,大多知道陶德曼调停,而对日本外相宇垣一成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代表两国政府进行的一次“和平谈判”,知道的人则不多。我通过查阅《日本外务省档案》（微缩胶卷）、台北《蒋中正档案》披露的相关电函,     

解方将军和"兰州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杨将军兵谏蒋介石,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面临如此重大变故,国内局势没有发生大乱,除有周恩来积极调停,使双方达成协议外,还有一个“兰州事变”,才避免兰州和全国出现混乱局面,可“兰州事变”和在“事变”中起主导作用的解方将军却是鲜为人知。     

蒋介石枪毙程泽润

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１９４５年７月,一个驻华的外国记者向其国内发回这样一条快讯：“在重庆国民党军人中,部分中层军官企图发动的一场反对统帅蒋介石的政变,宣告流产……”消息见诸报端,立即引起哄动。这是咋回事呢？原来,这只不过是国民党高层派系之间勾心斗角的又一次短兵相接。１９３７年的“西安事变”中,在国民党军队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何应钦,自封讨伐总司令,企图轰炸西安,欲致蒋介石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对何应钦却耿耿于怀。１９４４年,据军统截获的情报称：“军政部内出现贬低领袖,褒扬何部…     

1935年国民党内的倒汪迎胡暗潮——读台湾所藏胡汉民旅欧期间往来电报

１９３５年国民党内的倒汪迎胡暗潮——读台湾所藏胡汉民旅欧期间往来电报杨天石１９３１年２月,蒋介石软禁胡汉民,自此,出现宁、粤分裂局面。同年,发生“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被迫释放胡汉民。不久,胡汉民定居香港,领导以两广等省地方当局为代表的“西南派”,秘...     

1932年国联李顿调查团的中山陵园之行

国联全称国际联盟,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20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联合国的前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百般退让,寄希望于国联的居间调停并进而对侵略一方日本加以制裁,结果不足两万的日军节节进攻,仅三个月就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     

中原大战──历时7月余、动兵100万的空前大混战

１９３０年４月１日,阎锡山联合冯玉祥、李宗仁,通电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总司令,公开向蒋介石宣战。阎、冯并于５月４日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反蒋各军沿津浦、陇海、平汉、粤汉诸线进击徐州、武汉。蒋介石亲往徐州、武汉坐镇部署。双方交战以后,蒋军在陇海、津浦线上连连受挫。８月,阎、冯联络汪精卫改组派,在北平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抗衡。但晋军与西北军之间不能协同作战,被蒋军各个击破。８月１５日,蒋军占领济南后,战局逆转。９月１８日,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以调停为名,出兵平津。晋军与西北军兵败如山倒,…     

萱野长知与两次中日和平调停

在日本第二次侵华战争期间的“和平”运动史上,象萱野长知那样为中日双方共同接受、贯穿两次“和平”调停始终的重要人物,是绝无仅有的。本文意在通过阐述萱野出任调停使者的背景,其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剖析萱野的中日和平理念及其与本国政府“和平”计划的本质区别,揭示日本侵略集团对蒋媾和的真实意图和国民政府的因应态度,以期从一个侧面,深化关于中日战争期间“和平”运动问题的研究。     

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

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 ,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从陶德曼调停 ,到高宗武的秘密使命 ,到孔祥熙与日本人之间的秘密往来 ,直至长期以来令人备感神秘 ,却又扑朔迷离 ,莫名所以的所谓“宋子良工作”,许多人都相信幕后的操纵者一定是蒋介石。但新披露的档案显示 ,此中其实有相当复杂的情节与背景 ,蒋未必都是主动者。蒋确实并不笼统地拒绝停战议和 ,但其一 ,所有议和之举显为日方主动 ;其二 ,蒋接受议和 ,向与内外压力有关 ;其三 ,这其中通常又含有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的判断错误。而就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而言 ,无论蒋有否同意过对日议和 ,其态度应当说从未有所动摇。蒋在抗日问题上最值得讨论者 ,是抗战前期实际上缺乏持久战的观点 ,较多地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与干预 ,因此太过牵就于就便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而没有及早提出明确的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如果说抗战前期国民党高层中之所以弥漫和平空气 ,且各显神通活跃于对日秘密接触之中 ,企盼能早日结束战争 ,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种思想影响有关 ,当不为过     

蒋介石“安内攘外”论的历史演变

“安内攘外”论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形势下 ,提出并最终形成的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的理论。“安内攘外”论的内涵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有所不同。现在绝大多数论著很少谈及它的历史演变问题 ,事实上暗含着“安内攘外”论没有发生内容上的演化和转变这样一种观点 ,也是对“安内攘外”的狭义理解。这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一从广义上说 ,蒋介石的“安内攘外”论 ,其雏形可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后 ,正式提出则在 1 92 9年 1 0月。1 91 2— 1 91 3年 ,蒋介石避居日本期间 ,在其主办的《军声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征蒙作战刍议》、《革…     

蒋、阎之间的一场暗斗

蒋介石、阎锡山之间的明争暗斗历时数十年,有时剑拔弩张,兵戎相见,有时握手言欢,互相利用。本文记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晋西地区的一场蒋、阎暗斗。 晋西事变后,阎锡山为了补充和扩大自己的实力,进一步加紧了和日军的勾结,企图得到日军的援助和扶植,先后串演了“白壁关会谈”、“汾阳协定”、“安平会议”。 对于阎、日紧锣密鼓的勾搭,蒋介石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曾派人到吉县克难坡对阎锡山旁敲侧击。阎锡山则装出有苦难言的样子,     

军统少将赵理君死于何人之手

抗日战争处于极端困难的1940年,国民党政府的豫东专员韦孝儒在省政府开会期间被人暗杀,一直查不到凶手。最后查出是“军统”局河南站站长、少将赵理君所为。赵理君是蒋介石操纵的“军统”局的红人,多次受蒋介石的派遣做过许多可恶的事,他知道蒋介石不会杀他,洋洋得意的向蒋介石     

黄公略的最后岁月

惊心动魄的最后时刻1931年5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调集30万人马,亲任“剿共”总司令,于6月22日下午窜抵南昌,坐镇指挥第三次“围剿”。7 月1日,蒋介石向“围剿”军下达总攻击令,各路国民党军长驱直入,     

蒋介石“软禁”邓演达质疑

蒋介石“软禁”邓演达质疑陶季邑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着１９２６年４月上旬邓演达遭蒋介石“软禁”的说法。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首先,从“软禁”说的来源来看。此说的依据主要是毛思诚所撰、蒋介石亲自审定修改的《蒋介石年谱初稿》的有关记载。为了便于分...     

再议美援在美国调处国共谈判中的作用

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派遣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并给予国民政府大量援助,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美国提供援助的本意并非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但最后走向了最初愿望的反面,未能成为促使国民党改革及国共和谈的推手,反而成为"内战的制造者和鼓舞者"。本文主要利用蒋介石日记及其他档案史料,研究蒋介石与马歇尔之间的博弈,分析蒋介石如何使美援从压力变为助力。     

蒋介石的“大元帅“不是军衔

贵刊２００１年第１期《淞沪战役中的蒋介石》一文中说：淞沪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自封了个大元帅的军衔”。这句话有两点不准确，第一，蒋介石的大元帅不是军衔，而是一个名誉职务；第二，蒋介石就任大元帅的时间是在淞沪战役前夕，而不是淞沪战争爆发后。 抗战期间，蒋介石确实有个大元帅的头衔，但那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军衔等级。其实，非但蒋介石的大元帅不是军衔，中国近代所有的大元帅都不是军衔，而是职务，是一种权利的象征。细分起来，大致有两种类型： 一类是实际行政职务，如孙中山和张作霖的大元帅。１９１７年８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     

李宗仁“逼宫”始末

1948年底,蒋介石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奸诈的蒋介石以退为进,与此同时,与其勾心斗角的李宗仁亦想取而代之,以挽救危局,于是台前幕后,演出了一场“逼宫”好戏……（一）1948年12月1日,蒋介石怀着怆然的心情送走了夫人宋美龄,尚未从和宋美龄依依惜别的情感中解脱出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