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团练、防御州考述:以唐会昌五年为时间截面

唐后期的团练、防御州,即本州刺史兼任团练、防御使的州。在行政层级上,团练、防御州可分为高层政区和支郡两类。从军事属性上而言,州军敕额数一般数千,甚至可达万人,远超一般刺史州,防御州军队的主体为官健,团练州军队则由团结兵和官健组成。会昌五年,团练、防御州主要集中于上、东二都周边诸州,以及沿淮诸州。结合团练、防御州的属性和分布,可知中央设置团练、防御州主要有三个政治意图: 军事上拱卫京师;维护漕运安全;归还州刺史军权,限制方镇军权。     

《宋史》证误二则

一《宋史》卷二百五十八《潘美传》: 开宝三年,征岭南,以美为行营诸军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副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991页) 按:这句话的句读有误。“以美为行营诸军都部署”后的顿点应为逗点;“朗州团练使”后的逗点应去掉。证之以《宋史》卷二百五十九《尹崇珂传》:“讨湖南,为行营前军马军都指挥使。荆湘平,授朗州团练使。”可知尹崇珂平荆湘后征岭表前任朗州团练使。《宋史》卷二《太祖纪二》:开宝三年“九月己亥朔,命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贺州道兵马行营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副之。”这里标点合理,美的原衔为“潭州防御使”,尹的原衔是“朗州团练使。”《长编》卷十一“太祖开宝三年”也载:“九月己亥朔,以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贺州道     

淮军华字营

淮军是继湘军之后组成的一支地主武装。它是湘军的继续发展,又是北洋军的前身。这支反动武装始于镇压太平天国,盛于镇压捻军,衰于甲午战争。淮军是以太平天国时期皖中庐州府(辖合肥县、舒城县、庐江县、无为县和巢县)、六安州地主团练为主体组成的。其将领大都是皖中地区的地主团练头目。其     

王朝经略与隋唐南疆商业贸易的发展

隋唐王朝在统一岭南的同时,开始着手对南疆交州的经略。征伐林邑,健全南疆地方建制,完善南疆军事防御系统,拓展交州海陆交通,逐步推进王朝统治秩序在南部边疆的确定和巩固。因应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的积极经略,作为隋唐帝国海外交通与贸易门户的交州(安南)地区,因为有国家力量的保障,其商业贸易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发展态势。而随着王朝统治秩序对南疆地方社会的不断整合,其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态亦逐渐被纳入到一体化发展的隋唐国家经济体系之中。     

吴越国方镇体制的解体与集权政治

吴越建国后 ,镇海、镇东两军与唐朝时的镇海、镇东两军已大不相同 ,在与中原王朝关系方面已不具备方镇体制的内涵。建国后的王国体制由三个系统构成 ,丞相系统成为权力中枢 ,两军系统不再专擅地方大权 ,两军的地位为王国所取代 ,方镇徒有其名 ,其体制在吴越国已经解体。诸州升军 ,也不符合方镇作为州以上的道级行政实体的固有特征。从各种权力关系来看 ,吴越国已形成集权政治 ,体制的转换已经完成。     

论北宋时期宋夏对兰州地区的争夺

兰州,唐末陷于吐蕃,唐大中年间虽复归中央,但旋即又为地方实力派所控,后历五代至宋初,始终游离于中央掌控之外。宋初,兰州诸羌依附宋廷,按例纳贡,归秦凤路辖。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西夏党项政权建立,与宋在河西、陇右地区展开争夺。兰州与宋、与夏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成为两家必争之地。     

唐宋之际湖南地区州级政治演变

唐末时期,湖南地方势力以州为单位纷纷自立,或以观察使治所州为核心开始扩张,或以各自所在州为基础自我防卫。至马楚政权,渐次吞并各州势力,并开始通过马氏子弟掌控节度使治所州,亲信将领分领治下州的模式来掌控整个湖南。马楚亡后,朗州政权依然利用亲信将领统治各州,但逐渐用文人取代武将,并派兵更戍各州。随着各州的地方势力逐渐削弱,北宋才能在灭亡朗州政权后,将北方的文人知州制迅速移植到湖南地区。     

宋代的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州

宋代统县政区的等第系统共有五个 ,这五个系统互有联系但界限清楚 ,本文所研究的州的节度、防御、团练、刺史体系是较为复杂而最不受人注意的一种。这一等第体系不仅是州的地位的表征 ,而且还涉及州官的待遇。在这一等第体系中 ,有五个因素影响州的等第高下 ,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军事因素。军事格局决定了这一体系中各等第的州的地域分布。     

金朝京府州县司制度述论

本文认为,金代五京制,是正隆之制。在天会末至天德初曾一度实行七京制。金代的府分为京府、次府与总管府、散府两个系列。金代的州分为节镇、防御、刺郡三级。州府均无郡额。金后期废除了州级军的建制。金代在全国实行支郡制,节度使"总判本镇兵马之事,兼本州管内观察使事",表明金在路之下实行的是不完整的方镇体制。金朝后期,司县并提,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所辖应视为准县级政区。     

岷州卫:明代西北边防卫所的缩影

明初岷州卫是河、湟、岷、洮防御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据点.由于文献记载过于简约,使得人们很难对其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而<岷州卫建城碑文>的发现以及岷县<二郎山铜钟铭文>的保留为研究明初西北卫所的建制、规模、内部组织结构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初到新疆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为适应国内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央决定将解放新疆的时间从原计划的1950年提前到1949年,为争取时间,选派我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从莫斯科直接赴新疆开展工作。为了建立党中央与新疆三区的联系,"力群电台"于8月15日开通,11月底中共新疆分局成立后电台撤销,发给中央的电报有150多份。我在伊犁接触了新疆三区的领导和骨干,在迪化接触了新疆的高层领导陶峙岳、鲍尔汉等人,通过各种途径对新疆地区敌、我、友三方面的情况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并及时向中央进行了汇报,为中央解决新疆问题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根据。     

六胡州的变迁与六州胡的种族

至德元年（７５６年）,六胡州受安史叛军招诱东出投奔叛军,被以原经略军的建制安置在范阳。由于这种变故,唐在宝应（７６２—７６３年）后废除宥州。贞元二年（７８６年）六州胡从石州被迁往云、朔。元和九年唐复置宥州经略军,居民却是神策军行营兵士及家属。至于迁往云、朔的六胡州,由于沙陀东迁进入其中之故,六胡州内已是沙陀与六州残胡杂处,且六州胡处干沙陀押领之下。六胡州是唐为管理突厥降户中的中亚昭武九姓而设置,其居民六州胡主体是昭武九姓,且是昭武九姓中柘羯类     

宋代县望等级的划分标准探析

宋代县望等级制度基本承袭唐代,按“政治地位”和“户口”两大标准划分。但唐宋县望等级存在不少差异,其中的演化少不了后周制度的作用和影响,后周时期,望县、紧县失去按“政治地位”划分的资格,转而按“户口”划分。这一制度被宋代继承,实质是受次赤、次畿县的冲击影响。北宋前期,诸府属县严格按“政治地位”标准划分,与诸州属县按“户口”划分形成鲜明对比。至北宋末年,府、州政区属县等级“泾渭分明”的划分格局被打破,次府属县等级开始转向按照“户口”划分。唐宋划分县望等级的“户口”含义有所不同,唐代完全依据户数,宋代则根据纳两税的“主户”数,这一差异变化也与后周制度有很大关系。北宋前期,动态划分县望等级的政策得到了执行;到后期,则出现了“户口多而县望等级低”等脱离实际的现象,提升县等的户口标准成为解决县等与户口脱节问题较为务实的方案。     

试论宋神宗时期的州县省废

撤废州县政区建制是熙丰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熙宁元年至九年,尤其是王安石当政期间,一批户少役繁的州县被撤销。虽在宋神宗主持新政时期,有部分已废州县得到复建,但整个宋神宗时期仍有22个州、116个县被撤。省废州县,裁官减役,省费节流,对缓解当时冗官冗费和减轻百姓的负担,具有重要意义。这项务实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大,在元祐初大部分得以幸存。     

湖北郧县中台子遗址发掘报告

中台子遗址地处鄂西北与四川、陕西的交汇地带。遗址包含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周文化以及唐代遗存,其新石器时期文化既有中原文化特征又有江汉地区文化因素,反映出汉水中上游文化与周边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发展成具有一种区域文化特征的地方文化。其周文化面貌属于楚文化范畴,文化因素乃承袭中原周文化风格发展而来。鄂西北地区是楚文化早期形成的重要区域,随着楚文化势力的不断增强,逐渐向南扩张形成了典型的楚文化。中台子遗址出土的陶豆柄上君市陶文,很有可能是楚国封君官市上的一件流通商品,对于探讨楚国官市职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文献记载论五代帝陵玄宫问题

本文通过对文献中关于后周陵寝问题记载的辨析,认为五代帝陵玄宫继承唐代制度,使用石室,从后周太祖郭威嵩陵开始,禁止使用石室,改为使用砖室.     

清代统县政区的改革——以直隶州为中心

清代的直隶州曾相当普遍地出现于中国的大多数省份 ,其数量超过了元、明两代。清代前期 ,中央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 ,明代施行过的复式三、四级政区层次被完全简化成单式的省 -府 (直隶州 ) -县三级制。而在简化层级的同时也实现了府的幅员的缩减 ,进行这一改革的主要手段就是增置直隶州。所以 ,直隶州的调整、变动成了清代前期行政区划改革中的重要方式     

清代科布多官学考

乾隆三十二年,清廷在漠北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地设立官学,要求蒙古王公按季入班学习,后改为一年六班,每年选取二十余人,学习内容为满蒙文翻译、法令、办事程式和礼仪等。该官学不在清朝学校系统内,不分等级,不考核,不参加科举,无专门教习和统一教材。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学脱胎于蒙古王公在衙门的值班制度,是值班制度的副产品。清朝在科布多设立官学的目的是让各部王公入班帮助参赞大臣处理事务,顺便学习满蒙文翻译和起草文件,以更好地协助参赞大臣,进一步在中央边疆治理中发挥作用。至清末,因清政府财力吃紧,再加上官学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而被裁撤。     

修城“不积极”——明代筑城史的重要一面

从湖广等地的情况来看,有明一代,偏安之地城池迟迟未建、安定时期任其圮坏等"不修城"的情形颇为常见。官民财力匮乏、不利的地形环境、官员因循苟且、舆论习于将修城视为劳民伤财等不利条件限制之下,各地官民修城消极懈怠的状况相当普遍,近乎世风。这种始终无法消除的消极因素对明代的筑城政策及其实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明前期修筑、维护城池主要限于驻军各地,对于其他众多普通州县并未从严要求,以示体恤民情,以免招致民怨;明廷对各地修城频频申令、施压,但收效欠佳;各地往往迫于"寇盗"威胁及上司督责的压力才兴工修城,而前者的作用尤为突出。学者所谓明代"一贯积极、严厉的"筑城政策促成了各地广修城池的看法似乎并不完全切合史实,一些流行已久的相关认识亦有修正、澄清的必要。     

湖北丹江口市八腊庙墓群第二次发掘简报

2011年6～7月,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湖北丹江口市八腊庙墓群进行了第二次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23座,其中东周墓18座、唐墓2座、明清墓3座。东周墓主要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有以鬲、盂、罐为主的日常生活用品组合,墓葬时代约在春秋中、晚期,以鼎、敦、壶为主的仿青铜礼器组合,墓葬时代为战国中晚期。本次发掘为探讨丹江口库区楚文化以及该地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