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东官郡名辨

东晋咸和六年分南海郡立东官郡,郡名应与当地所设盐官有关。由于当时“官”“莞”同音,致使文献中“东官”“东莞”出现混用的情况。《宋书·州郡志》等地志材料曾有过统一检核,故皆使用“东官”,与纪传类材料迥异。整个东晋南朝在制度层面未曾有改“东官”为“东莞”的举措。唐至德二载改宝安县为东莞县,乃是沿用此前误用的“东莞”之名。     

宋代县望等级的划分标准探析

宋代县望等级制度基本承袭唐代,按“政治地位”和“户口”两大标准划分。但唐宋县望等级存在不少差异,其中的演化少不了后周制度的作用和影响,后周时期,望县、紧县失去按“政治地位”划分的资格,转而按“户口”划分。这一制度被宋代继承,实质是受次赤、次畿县的冲击影响。北宋前期,诸府属县严格按“政治地位”标准划分,与诸州属县按“户口”划分形成鲜明对比。至北宋末年,府、州政区属县等级“泾渭分明”的划分格局被打破,次府属县等级开始转向按照“户口”划分。唐宋划分县望等级的“户口”含义有所不同,唐代完全依据户数,宋代则根据纳两税的“主户”数,这一差异变化也与后周制度有很大关系。北宋前期,动态划分县望等级的政策得到了执行;到后期,则出现了“户口多而县望等级低”等脱离实际的现象,提升县等的户口标准成为解决县等与户口脱节问题较为务实的方案。     

敦煌文献中所见唐五代时期的水利官吏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唐五代时期地方各级水利官吏的设置运作状况记录。唐代前期设都水令,为当时敦煌“统以千渠”的最高级别水利官员。中唐吐蕃统治时期设“水官”“部落水官”以及“水监”“部落水监”“地方总水监”。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专设水司,长官为都渠泊使,下设多名水官。敦煌绿洲四界及寿昌灌区分别设置多名有特殊责任的水官“平水”,以“平治水利”,平水“相量”为务。此外,每条灌渠、每座斗门均设渠头或斗门长,属基层一级。这套水利官吏系统层层负责,相互配合,有效保证了农田灌溉顺利进行。同时敦煌民间还自发地组织起一批“渠人社”,这对地方政府水利管理体系是有益的补充。研究历史上水利官吏系统及其运作状况,对今天河湖运行和治理管护也具有借鉴作用。     

“阿奢理贰伽蓝”地理方位与玄奘西行“跋禄迦”的交通路线

“阿奢理贰伽蓝”的地理方位一直是西域史地关注的热点。《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史料均有相关记载,称为“阿奢理贰”和“阿奢理儿”,即汉语“奇特”之意。根据新疆“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并结合史料记载与交通线路考证可知,玄奘西行“跋禄迦”路线为“盐关道”,与现今307省道库车—拜城段基本重合,“阿奢理贰伽蓝”当为克孜尔尕哈石窟与博其罕那佛寺的组合。     

“北胡”“西域”盐色与丝路交通地理

汉代以来盐史记忆中已经可以看到中原人对远方奇异盐产的印象。多处盐产地盐的异样色彩,与内地以往经济生产与饮食生活中的观察体会及消费经验有所不同。关于宿沙氏“煮海”传说盐色“五样”的情节,学者以为“异闻”。许多文献资料可见所谓“紫盐”“青盐”“黄盐”“赤盐”“黑盐”等记录。这些对于远方盐色的体会,是以长途交通实践为发现条件的。而早期丝绸之路史的记录,与相关盐史迹象存在某种关联。这一情形,值得交通地理与文化交流史研究者关注。     

盆地东大路与四川“东大路经济带”的兴衰

唐宋时期,四川盆地形成南北二道,北道地位更高;南道地位相对较低,是东大路的前身。在明清四川盆地政治经济重心东移南迁的背景下,重庆成为与成都相当之一极,由此东大路逐渐定型与繁盛。明代东大路设立12个驿站,清代基本相承;沿线还设有大量铺递。东大路总里程为1000里左右,共10程,实际行走11—12天,西段往往借助沱江水路舟行。东大路定型于明初,初时多以“东南路”“川东路”“东路”相称。“东大路”之名形成于清末民初,它有联系两极、浅丘农业、丰沛水利、通江达海、界邻盐都等自然、人文优势,是四川盆地第一路,客观上形成“东大路经济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大路经济带”地位下降,但“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的提出又为古老的东大路振兴带来了机遇。     

从官品到俸秩:关于唐五代县之等第的考察

唐代县的等第,以户口、官品、俸秩、迁转次序等不同的标准看,有四等、五等、六等、七等、八等、十等诸说。从历时性而言,县等是不断增多的,由前期的六等逐渐发展到后期的十等,只是天宝时曾一度事实上取消下县,稍显波折。而望、紧、次赤、次畿县的出现,均与户口多寡无直接关系,更多地体现出“资地美恶”的特征。其中“次赤县”的问题尤其复杂,因其牵涉“赤县”的广义和狭义问题,综合分析,次赤县制度在传世文献中出现,不晚于唐德宗初年,很可能最迟代宗初期已经产生。而代宗末年至德宗前期形成的俸秩,对唐后期乃至五代的县之等第,也有新的影响。五代皆以户口多少定县的等第,只是不同王朝有不同的标准,繁简不一。通观唐五代县之等第,总体上呈现出从官品本位到以俸秩为准的演变路径。     

近代中国邮政空间的“国进民退”

近代中国邮政空间主要是以民信局、国营邮政、侨批等多种企业实体构成。清朝邮政成立后即开始蚕食小额民间资本支持下的民信局经营空间,而基于对1936年《中华民国邮政舆图》的数字化工作发现,历经40余年经营,国营邮政基本整合了全国范围内的邮政空间,也基本完成了本领域的“国进民退”。在此过程中,国营邮政审慎模仿民信局的经营方式,使用多种创新经营策略,除了在大中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构建了便捷快速的邮政网络空间,更借助邮政代办的方式以极低的成本将营业网络“下沉”到铁路和公路无法覆盖的农村地区,较好地与传统农村“定期市”网络完成耦合,基本达到了通商处必通邮的效果。国营邮政点和邮路集聚所形成的“邮政聚集区”也成为一种显著的近代化外在空间表征,同时成为界定所谓“核心—边缘”结构的系统可信、定量可验证的空间指标。     

“泥婆罗门”疏证

汉文史籍所载吐蕃南疆史事常见“泥婆罗门”一词,前人往往将该词视作“泥婆罗”的误用。综合汉、藏文献和域外研究,“门”应是门隅(Mon-yul)或门巴(Mon-pa)之简称,“泥婆罗”与“门”应为两个部落或属国的名称。     

与张之、王世恩论安阳与七大古都书

我国自有文字记载的商代以来,历代王朝的都城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历史上各代都城规制的变化,因为能反映一个时代经济、文化特征的变化,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历史上做过都城的城市有几十处,为研究其典型性,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为“五大古都”。20世纪30年代又将杭州列入,成为“六大古都”。20世纪80年代,谭其骧先生提出将安阳(殷、邺)也列入大古都为“七大古都”。当时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最后得到了学术界的首肯,成为都城史研究界的共识。这里整理的三封信为谭其骧先生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安阳地方学者讨论此问题的通信,从中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学术的认真态度和科学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楚县公的多重身份属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县公一般被作为秦汉以后的县级行政长官看待,与封君分属封建与郡县两个不同系统。然而考察这一时期楚县公的活动及其在先秦史上发挥的特殊作用,发现县公具有不同于行政职官的爵称属性和封邑主的特征。楚县公多出身于王族与世家大族,拥有超越任职地的影响力,常常在楚都城和王庭参与中央大政决策,领导对外军事行动。另外,县公与其任职地之间存在较强的私人连接,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在地化”特征。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楚县公的多重身份属性,需要对楚县的性质进行全方位把握,也有助于深化对现有的封建-郡县二元认知框架在先秦时期实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理解。     

论宋代基层区划: 乡的边界及其划界原则

北宋元丰年间以前,乡是县以下一级“实体政务”区划,其数量和幅员随着人口的损益而变化,故边界尚不稳定。王安石变法之后,乡的行政职能被大大削弱,“乡系户口”的功能也随之消失,乡界逐渐稳固下来。保甲法、经界法等基层改革都是在乡内完成,并不跨乡编排,这种政策性的规定强化了乡的整体性,使乡界变得越来越清晰。依据乡所邻对象的差别,可将其边界细分为四类: 乡与乡的分界;乡与路州军县等政区的分界;乡与行政治所的分界;乡与市镇的分界。从现有材料分析,乡的划界大体上遵循“山川形便”原则,这既是为了基层官员管理的便利,又符合自然聚落形成的规律。     

清代湘西苗疆营汛体系探研

营汛体系是清朝地方治理的基层军事系统,对地方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营汛体系形成之后相对稳定,但在湘西苗疆,受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民族人口、社会环境等的影响,该体系经历了多次进入、退出,它的建立、完善与调整过程表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反映出其“因势而变”的特征,这种特征凸显了湘西苗疆在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特殊性与差异性。     

唐代监修国史制度考

唐代监修国史初设于贞观三年 ( 62 9) ,之后遂形成定制 ,直至唐亡。唐代监修国史的职责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奉诏引进史馆修撰人员负责史书编修工作 ;裁断疑难 ,审正史稿。唐代监修国史制度在漫长的岁月中曾经历过一些变化。太宗贞观时期实行的是一相监修制 ,终太宗之世 ,担任监修国史的只有房玄龄一人。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及玄宗开元前期 ,实行的基本上是多相监修制。自玄宗开元后期起以迄唐亡 ,实行的又是一相监修制。唐代监修国史者绝大多数都是宰相 ,但偶尔也有其他人员充任。玄宗以前 ,监修国史之称号恰如其名 ,玄宗至德宗时 ,改称“修国史” ,德宗之后又恢复旧称。     

西汉“侯邑”更名“侯国”年代断限及 相关问题考辨

西汉时期列侯封地名称存在一个由“侯邑”演变为“侯国”的过程。综合利用传世文献以及印章、封泥、简牍中与列侯同名的邑类材料,可以推断西汉侯邑更名为侯国的时间在文帝三年左右。更名原因主要有西汉列侯地位逐步下降、侯邑与汤沐邑难以区分以及同名县邑增多等。侯邑更名为侯国,不只是名称的变易,还实际反映了西汉列侯性质的变迁,列侯逐渐丧失了其相对独立的地位。明确侯邑与汤沐邑的区别,可以为判断出土文献中“邑”类材料的性质、断限提供可靠依据,进一步促进汉邑问题的深入研究。     

唐代县主簿初探

唐代县主簿是县级行政制度中的重要官职。其设置在唐代前期比较稳定,而后期则体现出了不确定性; 县主簿具有勾检、监印及部分司法职能;县主簿的出身有科举、门荫、流外入流等途径,而他们的迁转去向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主要为县政官员及言官、御史等。     

官治与自治之问：清末州县劝学所述评

内容提要 在清末的兴学热潮中,州县出现了一个新机构——劝学所。劝学所总董和劝学员由本地人担任,办学经费主要是自筹,职权上包揽地方一切办学事务,具有很强的自治特点。但是,由于当时地方自治并未成立,劝学所更多的是秉承提学使指令,并在地方官的监督下开展工作,所以只是一个半官治半自治的机构。随着劝学所的出现,州县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劝学绅董群体,他们的权力直接来源于官府的札委,职责范围涉及官办学务和自治学务两个方面。虽然他们并没有被纳入正式官员的行列,但却具有正式权力,成为半官半绅、亦官亦绅的双面人物。劝学所的这一特点充分反映了清末地方机构改革中新旧交替的内在矛盾和基本特征。     

明代安庆、徽州地区兵备道分合演变考论

兵备道是明代重要的地方管理制度。为了对付“江贼”“矿贼”和倭寇的侵扰,加强地方屯田、水利等事务的管理,明廷在弘治至嘉靖年间相继设立凤阳、九江、太仓、应天和徽饶五个兵备道,其辖区范围均兼及安庆、徽州地区。兵备道对该地区的管辖单元,也有一个从卫逐渐转变为府的过程。隆庆六年,出于统一事权的考虑,明廷设立徽宁兵备道,将安庆、徽州地区的府卫纳入同一兵备道管理之下,并维持在南直隶的辖区范围内,不再跨省。后因地方形势的变化,为使兵备道在军事上占据有利位置,明廷又对徽宁兵备道进行了几次分化和调整。兵备道的分合演变,显示出其在安庆、徽州地区地方治理的重要性,并为清代安徽省的形成奠定基础。     

回眸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

以马克思主义对等级授职制批判为指导,分五个方面对古代地方政治的主流予以回顾和总结。强调历朝历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简直就是在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个模子非它,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各种贪腐与黑暗的遗传密码正是在这个模子里得到了世世代代的传承和发扬。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政治,正是为了将古代地方政治制度史,写成活的地方政治制度史。在一般情况下,信息传递对地方政治的好坏,其作用是相当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