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经纬度数据的来源

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是在欧洲刊行的第一部中国分省地图集,书中包含1750余条目的中国城市、聚落经纬度详表在地图史上也是首创.本文经过长时段的分析,探明数据来源问题,复原卫匡国的制图方法,并对前人研究中的误解做出辨析.卫匡国仅做过个别纬度实测,从未做过经度实测.为使图集尽快出版,他沿用欧洲制图家旧图示设定中国的总体经度...     

东晋南朝东官郡名辨

东晋咸和六年分南海郡立东官郡,郡名应与当地所设盐官有关。由于当时“官”“莞”同音,致使文献中“东官”“东莞”出现混用的情况。《宋书·州郡志》等地志材料曾有过统一检核,故皆使用“东官”,与纪传类材料迥异。整个东晋南朝在制度层面未曾有改“东官”为“东莞”的举措。唐至德二载改宝安县为东莞县,乃是沿用此前误用的“东莞”之名。     

南京博物院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藏本之诠注

利玛窦于1608年“木刻墨印+彩色摹绘”的纸质本《坤舆万国全图》,在1922年被发现并入藏北京历史博物馆,1933—1936年间转藏于南京中央博物院,即今南京博物院。从公展记录、摹本比较、现有刊版、图幅尺寸、成图形式、成图底版、摹绘底本、独特价值8个方面可以发现: (1) “南博本”的发现与公展,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利氏世界地图研究的现代新篇章; (2) 新发现了有关“南博本”的中外史料; (3) “南博本”的成图形式为“木刻墨印+彩色摹绘”的纸质本; (4) “南博本”与“理格本”有差异; (5) 1602年的原刻版与私刻版有差异。     

《世界境域志》所记唐地“布格舒尔”地望考

波斯地志《世界境域志》以流域为限,详略有别地介绍了唐时期分布于中国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两个“布格舒尔”。作为波斯语的专名,前者盐资源属性是盐井,位于剑南道泸州附近,是沿长江州郡中产量和规模最大的盐井;后者盐资源属性为盐池,同时用以代指邻近长安辖有盐池的大城市,该城地望为辖河中两池的河中府。河中盐院内“绿莎厅”的称呼者及在场者,皆为波斯商人。他们参与了“就场专卖”盐法规定的驻河中府领盐行盐之事,而居中关联者为时任河中府散兵马使且已任廿年之久的波斯裔李景侁。     

《舆地纪胜》版本流传考

《舆地纪胜》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地理总志,刊刻于南宋理宗嘉熙四年至景定三年间。今可考该志的宋刻本有2种,即钱曾述古堂藏宋板足本和陆漻佳趣堂藏宋刻本,但皆下落不明;在明代,其主要传本有文渊阁藏“三十册”本、“十八册”本和由“三十册”本衍出的杨慎家抄秘阁本;至清代则有华希闵藏影宋抄本、何元锡藏影宋抄本以及由何元锡藏本衍出的18种传本,其中14种为抄本,4种为刻本。综观《舆地纪胜》的流传,在清嘉庆朝之前不绝如缕,至嘉庆朝及之后则版本众多、流传广泛,授受关系复杂,共同形成了其在历史上的版本流传。今若整理此志,当以精校的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刻本或咸丰十年粤雅堂重刻本为底本,辅以今见最早的华希闵藏本,再以其他诸本为补充,当得最佳本。     

北大藏《水陆里程简册》所见秦南阳郡交通线路新探

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有记载从“邓攀渚”到“鲁阳”一段水陆里程数字,利用GIS测量实地距离与之比对,试复原沿线聚落、仓庾、津渡等交通节点的建址布局,进而重新考证《水陆里程简册》所载线路行径。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秦南阳郡在这一时期南北交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     

“阿奢理贰伽蓝”地理方位与玄奘西行“跋禄迦”的交通路线

“阿奢理贰伽蓝”的地理方位一直是西域史地关注的热点。《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史料均有相关记载,称为“阿奢理贰”和“阿奢理儿”,即汉语“奇特”之意。根据新疆“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并结合史料记载与交通线路考证可知,玄奘西行“跋禄迦”路线为“盐关道”,与现今307省道库车—拜城段基本重合,“阿奢理贰伽蓝”当为克孜尔尕哈石窟与博其罕那佛寺的组合。     

《中国历史地图集》误绘“讹答剌卫”考辨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奴儿干都司”图中存在着一处错误地名“讹答剌卫”至今未见辨正,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进行解释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 资料汇篇》与《<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也缺少对“讹答剌卫”源流和定位的解释。通过对《明实录》《明会典》《鞑靼馆来文》《钦定满洲源流考》《钦定大清一统志》《钦定盛京通志》等文献的检阅、梳理与分析,笔者认为“讹答剌卫”当为“答剌河卫”,且其位置位于今吉林省塔拉站村附近。     

敦煌文献中所见唐五代时期的水利官吏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唐五代时期地方各级水利官吏的设置运作状况记录。唐代前期设都水令,为当时敦煌“统以千渠”的最高级别水利官员。中唐吐蕃统治时期设“水官”“部落水官”以及“水监”“部落水监”“地方总水监”。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专设水司,长官为都渠泊使,下设多名水官。敦煌绿洲四界及寿昌灌区分别设置多名有特殊责任的水官“平水”,以“平治水利”,平水“相量”为务。此外,每条灌渠、每座斗门均设渠头或斗门长,属基层一级。这套水利官吏系统层层负责,相互配合,有效保证了农田灌溉顺利进行。同时敦煌民间还自发地组织起一批“渠人社”,这对地方政府水利管理体系是有益的补充。研究历史上水利官吏系统及其运作状况,对今天河湖运行和治理管护也具有借鉴作用。     

罗振玉藏“元年铍”铭文所见地名“广望”考

通过对罗振玉旧藏“元年铍”中未知地名“ ”新的考释,可以将该地名隶定为“ ”,读为“广望”,即见于《汉书·地理志》的西汉广望。以往战国时“广望”多被划入燕国境内,从“元年铍”应为战国时赵国兵器可知,“广望”在战国时一度属赵国。结合铭文内容与史料,铍铭中的“元年”应为赵悼襄王元年,广望属赵时间上限应该不会早于赵孝成王元年,下限则为赵王迁八年。     

三通三绝: 清朝使用“纳林道”研究

通过对北京和台北两地档案机构所藏满汉文档案的研读,可以发现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清朝曾分三个阶段将北疆伊犁军队通过中亚“纳林道”换防至南疆喀什噶尔,而非以往学者认为的“两阶段说”,清朝趁机巡查布鲁特边界,达到“寓巡边与换防之中”的双重效果。文章就清朝在三个阶段分别使用这条道路的缘起、换防过程与演变,及其放弃原因与最终影响等进行了详细讨论,并考证出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进呈伊犁由那林河草地至喀什噶尔图说》实为道光七年九月十四日伊犁将军德英阿《复奏伊犁至喀什噶尔草地路径由》之所附“绘图贴说”。     

宋代县望等级的划分标准探析

宋代县望等级制度基本承袭唐代,按“政治地位”和“户口”两大标准划分。但唐宋县望等级存在不少差异,其中的演化少不了后周制度的作用和影响,后周时期,望县、紧县失去按“政治地位”划分的资格,转而按“户口”划分。这一制度被宋代继承,实质是受次赤、次畿县的冲击影响。北宋前期,诸府属县严格按“政治地位”标准划分,与诸州属县按“户口”划分形成鲜明对比。至北宋末年,府、州政区属县等级“泾渭分明”的划分格局被打破,次府属县等级开始转向按照“户口”划分。唐宋划分县望等级的“户口”含义有所不同,唐代完全依据户数,宋代则根据纳两税的“主户”数,这一差异变化也与后周制度有很大关系。北宋前期,动态划分县望等级的政策得到了执行;到后期,则出现了“户口多而县望等级低”等脱离实际的现象,提升县等的户口标准成为解决县等与户口脱节问题较为务实的方案。     

明清丝绸之路哈密—吐鲁番段“沙尔湖路”研究

明清丝绸之路哈密—吐鲁番段存在一条自哈密西南沙尔湖转西北至鄯善进而抵达吐鲁番的“沙尔湖路”,它与“黑风川道”“小南路”等传统路线均不同。利用《蒙古山水地图》等文献,可对沙尔湖路具体行经进行考证复原。该路沿线地形平坦,有泉水与植被,在明廷与吐鲁番、清廷与准噶尔在哈密的政治和军事对峙阶段曾广泛使用,后因泉湖干涸、气候炎热而中断。     

近代中国邮政空间的“国进民退”

近代中国邮政空间主要是以民信局、国营邮政、侨批等多种企业实体构成。清朝邮政成立后即开始蚕食小额民间资本支持下的民信局经营空间,而基于对1936年《中华民国邮政舆图》的数字化工作发现,历经40余年经营,国营邮政基本整合了全国范围内的邮政空间,也基本完成了本领域的“国进民退”。在此过程中,国营邮政审慎模仿民信局的经营方式,使用多种创新经营策略,除了在大中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构建了便捷快速的邮政网络空间,更借助邮政代办的方式以极低的成本将营业网络“下沉”到铁路和公路无法覆盖的农村地区,较好地与传统农村“定期市”网络完成耦合,基本达到了通商处必通邮的效果。国营邮政点和邮路集聚所形成的“邮政聚集区”也成为一种显著的近代化外在空间表征,同时成为界定所谓“核心—边缘”结构的系统可信、定量可验证的空间指标。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文地理学”与“人生地理学”内涵演变研究

当今学界对于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人文地理学”与“人生地理学”二者的内涵界定和关系阐述并不完全准确。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地理学科文献的解读,可以发现二者存在三个阶段的演化:第一阶段,为传统方志地学与近代人文地理学交汇下萌发,以分类呈现人文事象为主的“人文地理学”;第二阶段,为批判方志传统,主张以人地关系论为核心,并在法国学派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人生地理学”;第三阶段,为批判人地关系论,在景观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相结合的背景下提出的“人文地理学”。在三个不同阶段,“Human Geography”一词未曾改变,但在中国代表的内涵迥异,相互之间存在部分的继承,但更多的是通过批判而形成的思想演化。其根源在于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地方的学术环境及时代背景产生交融,继而形成内涵各异的学术思想变体。     

清末英国租借威海卫交涉始末——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及舆图资料为例

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后,李鸿章(1823—1901年)奉派担任特使,与日本签订《中日讲和条约》(即《马关条约》)。随后俄国联合德国与法国,要求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此即近代史上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廷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清廷又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两港口租予俄国,英国为阻止俄国势力扩张,即向清廷提出要求租借威海卫。依据档案史料记载,英国租借威海卫是经过分析与策划并与列强交涉协商后,即与清廷进行威海卫租借交涉,并逼迫清廷签订《租威海卫专条》,将威海卫划入其势力范围。本文拟以《租威海卫专条》原件以及相关舆图、“中央研究院”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英租威海卫案》等档案史料为基础,对英国租借威海卫交涉史实作简单的探讨。     

真实与虚构:《福尔摩沙的历史与地理》中的知识来源

荷兰在台湾殖民统治结束后,西方对台湾的关注并未因此中断,相反始终存在一种“福尔摩沙情结”。1704年萨玛纳札所著《福尔摩沙的历史与地理》出版,在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同时,亦与严肃的宗教、政治议题连结,引发了持续的争论,作者真假参半的台湾人身份始终扑朔迷离。厘析各方分歧,不仅可察知18世纪初期欧洲的台湾知识流布概貌与渠道,也能管窥不同国家在相异宗教信仰下对知识采取的迥异态度。     

明代浦阳江改道与萧绍平原水利转型

浦阳江改道是浙东萧绍平原开发进程中的关键节点。浦阳江下游考古资料以及嘉靖年间成图的《广舆图·浙江舆图》可以补证明代浦阳江下游河道改道前的东出流向。以改道为契机的萧绍平原综合性水利整治完成后,区域水利事务在空间上由平原内部转向外围,其主体内容也从分散的蓄泄“内水”转变为统一的障遏“外水”,由此平原河湖水系联结成完整的水利系统。改道打破了萧绍平原东西之间的河川阻隔,山阴、会稽和萧山三县围绕三江闸、江海塘和麻溪坝等水利工程的创建与维护,从分散走向“山会萧”水利共同体。     

《新安志》志源考述

罗愿的《新安志》是在南北朝以后地记、图经,尤其是北宋大中祥符《新图经》的基础上修撰而成的。它继承了地记、图经地理记载的传统,又逐渐打破地记、图经的局限,特别是增加历史文化的内容,使地方志不断完善,走向成熟。     

明代安庆、徽州地区兵备道分合演变考论

兵备道是明代重要的地方管理制度。为了对付“江贼”“矿贼”和倭寇的侵扰,加强地方屯田、水利等事务的管理,明廷在弘治至嘉靖年间相继设立凤阳、九江、太仓、应天和徽饶五个兵备道,其辖区范围均兼及安庆、徽州地区。兵备道对该地区的管辖单元,也有一个从卫逐渐转变为府的过程。隆庆六年,出于统一事权的考虑,明廷设立徽宁兵备道,将安庆、徽州地区的府卫纳入同一兵备道管理之下,并维持在南直隶的辖区范围内,不再跨省。后因地方形势的变化,为使兵备道在军事上占据有利位置,明廷又对徽宁兵备道进行了几次分化和调整。兵备道的分合演变,显示出其在安庆、徽州地区地方治理的重要性,并为清代安徽省的形成奠定基础。